海客新闻2024年11月13日发布:林兆楠：民主党落败，建制派精英总结的教训竟然是……

一位是迈克尔·A·纳特（Michael A. Nutter），曾在2008年至2016年担任费城市长，在此之前他已在费城市议会中任职十五年。在他的八年市长任期中，实现了费城在治安、教育、交通、经济、财政等各个领域的巨大进步，他也因此在2014年被评为年度公职人员。2016离任后，纳特先是在国土安全部担任顾问，在CNN担任评论员，并在多家智库担任研究员，并最终加入哥大。

另一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她是纽约出生的阿什肯纳吉犹太人，丈夫同为阿什肯纳吉犹太人、著名的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纽兰立刻辞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纽兰又第一时间重返美国国务院，并且担任了美国副国务卿。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在特朗普政府之外的所有两党政府中，纽兰都在外交系统担任过重要职务，直到2024年加入哥大。

如此独特的经历，也使她成为攻击美国“深层国家”的一个重要靶子。作为推动北约东扩、挑唆俄乌战争的主要推手，特朗普曾评价她是“疯子”，也足见她和特朗普的关系并不融洽。

座谈会嘉宾，从左到右分别为纳特、赫特尔-费尔南德斯、纽兰、夏皮罗与卡根作者供图

除此之外，还有数名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里从事相关研究的教授，包括：历史教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研究方向集中于美国总统历史，他也是本次座谈会主持人；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重点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关注企业与富裕个人如何通过游说影响美国政治；还有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主要研究美国政治，重点关注公众舆论、媒体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

可以看到，这一嘉宾组成十分有代表性，汇聚了地方官员与联邦官员、美国政治研究者，他们一方面有着实际参与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商-学旋转门的存在，让他们能保持与美国政界的联系与一定的影响力。

当然大家也不难看出，他们的种种身份几乎可以说完美符合反对特朗普的美国建制派精英，或者所谓“深层国家”的刻板印象。因此，他们对于大选的反应，足以让观众一窥原本在美国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建制派精英，对于特朗普当选与美国前景的看法。

“是经济，你个笨蛋”

在开场前的嘉宾介绍环节，还有个小小的插曲。

在介绍到夏皮罗教授的代表书籍《理性大众》（Rational Public）时，主持人卡根停顿后补充道“他将要尝试解释这一点”，这在原本沉寂的场内激起了零散的冷笑，以至于台上嘉宾也禁不住笑着看向夏皮罗。之后夏皮罗回应道，“理性大众需要理性领导者，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再一次激起了场内冷笑。

不过这个黑色幽默算是整场座谈会中，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刻了。

开场前，以学生为主的观众围坐在圆桌边，场内交流热火朝天。随着活动开始场内逐渐安静下来，一股无形的阴云轮罩在嘉宾与观众上方，即便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进场地内也无济于事。在组织方拉下遮阳帘后，气氛更显得阴郁。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意味着我研究过——”主持人卡根开场说道，麦克风中传来他的叹息声，“很多大选。我在其中几场投过票”。他沉默着抿嘴后说道，“今天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每场总统大选都很重要”。他说，今天很幸运在台上能有四名来自我们教师团队的嘉宾，他们“对选举及其影响有着深刻的感受”。卡根顿了顿说道，“对于这个国家和世界也是如此。”

介绍完台上嘉宾后，卡根说道：“但要记住，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在消化，而且消化需要时间”。他类比说：“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的同僚还在辩论美国大革命和随后的重建”，激起了场内的又一阵冷笑。

在座谈会中，嘉宾就一点达成了共识且反复强调，即这是一次“公平与自由”（fair and free）的大选且结果出炉得出奇地早。嘉宾们将这一特点与2020年那场大选混乱的结果承认相对比。前副国务卿纽兰更是将其上升到美国国际声望的高度——“就美国在这个星球上扮演的民主堡垒的角色而言，这是一件非凡的事情。”

场内的留言板，提问“有什么在政见不同时可以促进礼貌与理解的小行动？” 作者供图

谈及本次大选中民主党失败的原因时，嘉宾们不约而同地提及了经济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指出，本次选举与过去的选举相同，是对于现任政府成绩的一次考核。赫特尔-费尔南德斯教授指出，如果通过历史上美国总统的认可率与他们在大选结果之间的联系来预测的话，本次大选结果正好符合预测。卡根教授也附和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认可率低于40%的总统能够成功连任，尽管此次是哈里斯而非拜登竞选，但这一历史结论仍然不可忽视。

嘉宾们一致认为通胀是拜登政府的死穴，但仍困惑于其他经济成果为何没能转化成选票。赫特尔-费尔南德斯教授分享说，大选前一周他在决定胜负的的宾夕法尼亚州走访时，听到了大量选民对于通货膨胀的抱怨。但他同样疑惑于除了通胀之外，拜登政府取得了许多十分亮眼的经济成绩，比如创纪录的低失业率、工资增长，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等，但是这些成绩显然没能促使更多的选民支持拜登政府，而是投给了特朗普。

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几种假设：一是通胀压倒了一切，价格上涨抵消了工资增长，民众看到生活里儿童保育、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都在变贵；二是媒体放大了经济的问题，给民众留下了悲观的印象；三是拜登政府的许多成绩需要时间才能显现效果。

对此，赫特尔-费尔南德斯教授引用了“潜在国家”（submerged state）这一概念，他举例说，拜登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大量资金流入私营企业，而受雇佣的员工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拜登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几点分析得到了在场嘉宾的同意。夏皮罗教授补充说：疫情的影响依然存在，民众依然心有余悸，价格上涨相较于价格下降更容易被注意到；同时，拜登政府的很多基础设施投资依然没有落地，“许多城市仍在努力弄清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除此之外，他还提及特朗普在许多州收获了40%以上的拉丁裔选民支持，这一数据在摇摆州甚至更高。正是因为这些群体通常教育水平较低，更容易受到经济困难的影响并转向特朗普。

动员能力、边境问题与外交

除了经济之外，嘉宾们普遍注意到了共和党的动员能力在帮助他们胜选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夏皮罗教授引用美联社的数据分析道，共和党成功应对了美国人口的不利变化——倾向于民主党的移民比例增加而白人比例降低，通过从城市以及年轻一代白人选民中发掘出更多人投票，并提高了支持者邮寄选票的比例抵消了这一趋势。

与之相对的，是民主党原本寄予厚望的一些群体并未如他们所愿。他指出民主党原本希望通过堕胎权与哈里斯的女性身份问题吸引女性选民，然而男女之间的选择差别虽然存在，但相较于上次大选并没有放大。甚至，哈里斯的女性身份起到了反作用，特纳直截了当地指出，与2016年类似，出于种种原因，仍有许多美国人无法想象一个女性总统。

嘉宾们提及，本次选举中仍有许多因素的具体影响尚未可知。如手握X平台的马斯克加入特朗普阵营后，在动员选民方面的作用。前市长纳特举例说，特朗普在费城收获了20%左右的选票，这一数字使他震惊，这大于在费城注册的共和党人比例，因此他一定获得了民主党一方的选票。同时，到本次大选，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发展到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程度，这带来的结果是大选缺少中间地带，但其中的过程依然是一个谜题。

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与哈里斯在其中的角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纳特指出，哈里斯作为现任副总统处于一个不利位置，她需要与拜登保持非常微妙的距离——距离太近，正落了特朗普的下怀，攻击她要为拜登政府的弊病负责；而拉开距离，则会显得不忠。

同时他回忆到民调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实际上是波动的。拜登政府采取的立场是顺应特朗普政府时期开放的民意，却引起了反弹，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外交政策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也不可忽视。纽兰指出选民更关注经济表现、移民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变化等。然而，特朗普关于外交政策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民，尤其是那些认为美国在国外花费过多、而在国内投入不足的选民。特朗普强调，他在任时没有战争，而现在美国被“火环”（ring of fire）包围，纽兰指出尽管这一观点对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影响不大，对部分选民仍具有说服力。

在战争问题上，纽兰和特朗普针锋相对

尚未可知的未来

纽兰试图展望特朗普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她指出，特朗普在竞选中承诺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并表示将对台湾采取类似措施。特朗普认为这是总统的权力，不需要国会的协助，这种策略是否会促成与中国更好地对话，还是会对美国自身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害，目前尚不明确。

此外，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也不明确。纽兰对比到，特朗普一方面表示战争应该结束，另一方面又支持以色列“完成任务”。中东局势复杂，包括哈马斯、真主党、黎巴嫩、以色列、西岸、加沙和伊朗等问题，她解释说，美国需要有“非凡的领导力和外交”，才能使中东地区“更稳定”、“风险更小”。

谈及俄乌战争时，纽兰指责普京在本次选举期间采取了一些“独特的肮脏伎俩”，如在投票站制造炸弹恐慌，导致投票时间延长，并进行虚假信息宣传。同时，她还强调说，普京尚未祝贺特朗普当选，因为他希望了解特朗普是否会以他期望的方式结束战争。纽兰提问到，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对乌克兰、对那些“被邻国吃掉的国家”来说，特朗普当选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当下都尚未可知。

但有一点已然明确，特朗普将会获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座谈会进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选举结果尚未完全确定，但对于已然手握总统宝座与参议院的特朗普四年，嘉宾们不甚乐观。

赫特尔-费尔南德斯在对比特朗普-万斯政府与八年前的特朗普-彭斯政府后认为，未来四年特朗普将受到少得多的限制。他指出，特朗普已经在积极准备要任命的人员名单，以便大刀阔斧地变革。另一方面，对特朗普的司法限制已然削弱，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表现出对于总统权力的“极大尊重”，基本上宣布总统的任何“官方行为”将不受起诉。

而现场嘉宾与观众都认为，特朗普一定会行使的权力之一是堕胎权。因为特朗普已多次公开表示将不会实施全国禁令，而是将权力交还给各州。纳特指出，女性的堕胎权力将完全取决于所处地区。同时考虑到最高法院撤销罗伊诉韦德案的背景，最高法院恐怕也不会采取行动。

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补充道，可以参考《2025计划》这一特朗普“重要盟友们”准备的文件来预测他可能的行为。结果就是红色与蓝色州将会背向而行，差距不断拉大，红州收紧权利的同时蓝州不断放大。

在对未来四年如此预期之下，对于民主党以及整个美国的未来，嘉宾们一致同意有许多需要反思的东西。纳特市长直言不讳道，民主党需要搞明白自己的理念——要做什么，如何去做，甚至现在谁该为大选结果负责，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纳特指出，2028年大选民主党还要推出新的总统候选人，不能等到2027年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

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补充道，作为经济政策的从业者，他进行了大量反思。过去的亲工会、促进绿色转型的政策，为何在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却没有政治收益？但这仍是一个留给未来四年的开放问题。

最后发言的纽兰则再次回到了美国的国际声誉问题上。她承认不得不让那些当选的人执政，尽管他们的理念与拜登政府时期天差地别。她指出，拜登政府以及之前的时期已经使得美国人对他们“民主的完美性更加谦逊”。但无论如何，美国在接下来四年是否能践行自己所声称的理念兹事体大，否则“我们将在世界上进一步侵蚀我们的道德权威”。

民主党及其支持者进入了“隧道视野”

活动最终在对未来的展望与对年轻一代的鼓励中落下了帷幕。在压抑的气氛中，观众们开始离场。笔者注意到，从活动一开始气氛就难称乐观，各位嘉宾为了提涨场内情绪，也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是一次“公平与自由的选举”这一点来展开讨论。恐怕，这是本次选举中唯一能让他们感到一丝安慰与骄傲的事情了。

只不过，还是有更多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这一选举结果。笔者在当天发现许多同学都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更有一名已然30余岁的男性白人同学，表现出的状态让笔者首次明白“像吃了苍蝇一样”的含义。当笔者问起他对于大选以及美国民主前景的看法时，他除了用两个F打头的单词外，再也不愿多说。

除了美国人，还有许多外国留学生也对美国的未来感到迷茫。在座谈会开场前，一名来自阿塞拜疆与一名来自日本的同学在与笔者交流时，都提及这一点。但是与美国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三个留学生都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治的自作自受。

对于民主党来说，之所以会感觉犹如世界末日一样无法接受选举结果，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大选期间不断诋毁，甚至可以说以恐吓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对手。来自阿塞拜疆的女同学用“妖魔化”来形容大选中双方对对手的态度，而笔者则补充到还有“非人化”。如果他们赢得了大选这便无伤大雅，但现在他们输了，才会恍然醒悟自己描绘的地狱图景即将成真并感到恐惧。但笔者一直以来的疑问则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尽管民主党一方不断强调特朗普是个被定罪的罪犯，拒绝接受大选结果，要特朗普为国会山骚乱负责，这并无错误。但问题在于，数月以来如此情况下仍有一半的美国民众愿意投票给他，意味着民主党所说的种种并不足以抵消特朗普对他们的吸引力，或者更消极一点讲，对选民来说，这样的特朗普也比民主党的哈里斯更容易接受。

这样的结论并不难得出，但是笔者观察到的是有很多人到了11月6日才醒悟。当天座谈会中对民主党败选原因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并无新意，从经济到动员能力，这些因素早已被注意到，使得这场大选难以在事前预测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在选前的自信与选后的失魂落魄。

这一现象，可能会有无数种解释，笔者的感觉是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们进入了某种“隧道视野”。他们无视了不利于他们的信号，深陷在自己妖魔化特朗普的叙事之中。他们深信这一切，以至于如果选举未能如他们所愿发展时，甚至都没有或者不敢去想应对计划。毕竟，特朗普上台相当于民主的终结，自诩为美国民主守卫者的他们，怎么能去想象这样的结果呢？

对他们来说，对现状最好的形容莫过于“是的，形势与人心都出了问题”。但无论形势还是人心，都不是民主党和他们支持者眼前最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他们渲染的地狱中活过接下来的四年。毕竟，正如座谈会中提及的，四年前2021年1月6日主持确认总统当选流程的是彭斯，四年后的2025年将是现任参议院议长兼副总统、也是此次特朗普的手下败将——卡玛拉·哈里斯。恐怕没有比这更黑色幽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