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科捐6000元,普通公务员捐2000元--透视“行政逼捐”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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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广州８月２２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张紫赟、刘宏宇）日前，广东东莞大朗镇一份“摊派教育募捐参考标准”被曝光——“正科６０００，副科５０００，正股（副股）３０００，其他公务员、在编合同制人员、合同制人员２０００”。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对“行政逼捐”乱象的热议。

不仅“逼捐”，还强制安排捐多少。这种变了味儿的捐款并非孤例。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等专家呼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叫停“行政命令式募捐”，莫让权力绑架公益。

“逼捐”名目繁多，按级别高低定数额“潜规则”盛行

日前，东莞大朗镇的多位公务员曝光了该镇“摊派教育募捐参考标准”：“正科６０００，副科５０００，正股（副股）３０００，其他公务员、在编合同制人员、合同制人员２０００，合同制以下人员自愿。”

公众质疑，“非合同制人员自愿”，说明合同制以上人员为“非自愿”。

大朗镇方面回应，此次募捐主要是用于该镇自８月８日起成立的教育发展资金，资金的主要募捐对象为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外出干部、企业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遵循自主自愿原则。

据了解，大朗镇教育发展资金的发起人为镇教育局。为此，大朗镇专门成立了教育募捐活动监督组，并制定了《大朗镇教资基金管理办法》，还向社会公布了接受募捐的银行账户名：“东莞市财政局大朗分局”。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光认为，且不说“参照标准”有变相强制捐款的嫌疑，仅这种行政募捐方式，就是一种明显的政府越位行为。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条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可现实中，政府经常凭借行政权力、使用强制手段主导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慈善募捐。

某网站近日发起一项关于“政府向公务员变相强制捐款，你咋看”的网络调查，共２８５８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８２．７５％的网民认为“不妥，公务员也要生活，还是应该自愿”。

“每年都得捐，不捐就遭或明或暗的批评和谴责”，很多公务员吐槽。水利系统的工作人员易伟入职两年，每年都被要求对两个固定项目捐款，一个是“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心”捐款，另一个是为定向帮扶的贫困县进行捐款。

易伟说： “说起来是自愿捐款，捐多捐少都可以，但实则不然。而且‘不能捐得比领导多’是个‘潜规则’，比如大领导捐３００元，那么部门主任就会捐２００元，科室主任就只捐１００元，到了我们普通员工，一般就只能捐５０元。”

“行政逼捐”花样繁多。“教育资金募捐、乡镇道路改善募捐、治水工程资金募捐等等，也不说你同不同意，上级部门就强行从工资中扣除。”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每年单位都会有固定捐款项目，名义自愿，其实不捐根本不行。”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陈雨说。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政府依赖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服务，没有理由再以募捐为由头获取社会资源。“募捐”应该是为不可预料的、意外的、短期的项目或突发事件而展开的筹款。

破坏慈善事业独立性，自收自支形成监管盲区

“政府发动募捐，企业及个人能拒绝吗？”金锦萍分析说，募捐本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行为，捐不捐、捐多少都应该是自愿行为，这种行政权力绑架之下的募捐带有很强的强制性色彩，长此以往，有可能打击普通公民捐款的积极性，并且挤占民间募捐资源。

－－压力之下，“逼捐”扭曲慈善本意。“这种来自上级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使大家心存不满。”陈雨说。

记者从湖北随县教育局网站查找到一份《２０１４年“爱心助学”活动实施方案》，称该县２０１４年将筹措不低于５０万元的资金，具体方法有开展结对帮扶活动，组织教育系统干部进行一次募捐活动等。这项强制募捐引发了不少基层教师反感。

该县一位教师公开称：“该县教师收入不高，实际到账月工资只有２０００元左右甚至更少。自愿捐款收效甚微，有的学校干脆搞起党员干部带头捐１００元、普通教师捐５０元的变相摊派，甚至要求学校雇请的临时工也参与其中。”

－－“最大的危害是对整个公益机制的破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目前，社会管理方面处理公共事务有两套系统，一个是政府依赖“税收”机制去获得处理事务的经费，一个是社会自愿捐赠的公益机制。“行政募捐是用‘税收’机制做公益，这种政府干预公益的思路与做法一旦形成惯性，将影响公益事业的独立性，很可能使其沦为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税收”。”

－－自收自支谁来监管？大朗镇强捐事件中，镇政府方面回应称募集资金进入专用账户，坚持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制度，将用于校舍建设、设备购买等方面。但仍然被公众质疑“自收自支”的合理性。

“每次捐款后只能看见捐款明细公示，却从未看见资金使用公示，钱去哪儿了？”易伟说，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行政命令式募捐，基本看不见捐赠资金使用去向的公开，资金使用的安全与效率令人担忧，

－－“权力滥用”让“权钱交易”更具隐蔽性。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的老吕告诉记者，在行政命令下组织的各类募捐活动，不仅面向机关工作人员，还面向所在地区企业。于是，捐款多的，就成为地方政府眼里的“好孩子”，能从后期享受“奖励政策”的回馈。而捐款少、不捐款的企业，便总是会被设置各种“潜在障碍”。这种行为看起来像是做公益，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更具隐蔽性的“权钱交易”。

政府不应成募捐主体，慈善事务交还社会组织

专家们呼吁禁止一切以慈善为名义的摊派，还慈善本来面目。马怀德说，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步伐的加快，要厘清政府和慈善之间的关系，让政府的归政府、民间的归民间。“政府要管的是公共财政，对于这种慈善捐赠，应该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政府应该起到监督作用。”

“目前，社会上对于行政募捐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不觉得捐款给政府有何不妥。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部门机构开始设立各种资金，接受社会捐赠。必须尽快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及公众的这种认知误区，因为政府不能作为日常捐赠的接受主体。”贾西津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将慈善募捐这种社会事务交还社会组织。

“目前，《公益事业捐赠法》并未明确规定募捐发起人的资格、条件，以及捐助人和受助人各自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由于缺少具体明确规定，无法对行政命令式募捐等乱象进行有效规范和监督。”金锦萍建议，尽快从全国层面立法规范募捐行为。“如果专门立法尚不成熟，建议在目前正在起草的《慈善事业法》中单设一章规范募捐行为，首要明确政府不应成为募捐主体。”

此外，金锦萍还提出，对于有关单位假借各种名义开展的“强捐”，要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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