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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2》 莱昂·古鲁布（美国）作于1973年

在2023月5月七国集团峰会召开期间，加、法、德、意、日、英、美等国领导人参观了会场附近的广岛和平纪念馆。不去就太不像话了。尽管要求美国就1945年向平民投掷原子弹道歉的呼声频频，美国总统拜登却不予理会。相反，他在和平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希望纪念馆的故事提醒我们所有人建设和平未来的责任。”

道歉这件事，经由当下紧张局势的放大，在社会学和政治上起到了耐人寻味的作用。道歉可能暗示1945年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是错误的，美国并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结束对日战争。道歉或许也不符合美国70多年后在其他西方大国充分支持下的决定，即在亚洲太平洋海岸线维持军事力量（这是紧接着1945年原爆之后建立的军事力量），并用该军事力量，以在中国领海附近军事基地、船舰上集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中国。如果美国继续在日本至澳大利亚的区域内保持其进攻性军事体系，公然以遏制中国为目的，所谓“和平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

“上帝保佑美国”中的静止画面 高岭格（日本）作于2002年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认领了警告中国“经济胁迫”的差事，宣布七国集团成立了跟踪中国商业活动的“经济胁迫协调平台”（Coordination Platform on Economic Coercion）。他表示：“平台将应对越来越多地利用胁迫性经济措施干涉他国主权事务的恶劣做法。”这种奇谈怪论既未体现西方对其长期野蛮殖民史的自我反省，也闭口不提其本质上具有胁迫性的新殖民主义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长期债务状态。尽管如此，苏纳克、拜登等自我感觉良好的领导人仍正义凛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就贸易协定攻讦中国。这些领导人的言下之意是，代表七国集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可以向债务缠身的国家要求“附加条件”，却禁止中国在提供借款时进行谈判。

《尖叫》肯特·蒙克曼（加拿大）作于2017年

耐人寻味的是，七国集团峰会的最后声明并没有点名中国，而仅仅是重申了对“经济胁迫”的担忧。用特别是，“所有国家”而非中国的提法体现了该集团内部并不一致。比如，欧盟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以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发言提醒美国注意它使用的产业补贴：“我们必须为清洁的技术产业提供清晰、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出发点就是七国对支持制造业的做法保持透明。”

西方政府及相关智库的一个“抱怨”是，中国的发展贷款不含巴黎俱乐部条款。巴黎俱乐部是一个于1956年设立的官方双边债权人机构，向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类贷款程序审查的贫穷国家提供资金，规定它们如要获得资金，则必须承诺执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近年来，通过巴黎俱乐部的借款金额已经减少，但该机构的影响力以及借由严苛规则获得的权威还在。中国提供的不少贷款（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计划提供的贷款）拒不采用巴黎俱乐部条款，这是因为，正如黄梅波教授和牛东芳所言，这将在贷款协议中夹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的附带条件。两位写道：“一切国家均应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权，不应将巴黎俱乐部的规则作为各国必须遵行的普遍准则。”如果有证据表明中国出贷方拒绝实施巴黎俱乐部条款，所谓“经济胁迫”的指控就站不住脚了。

《十六道旅行护身符之12》 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意大利）作于2012至2013年

七国领导人站在镜头面前，自命为与全人类观点一致的世界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七国集团的人口仅占全世界10%，其GDP总和只占全球GDP的27%。这些国家不仅在人口上无足轻重，而且在经济上的份量也越来轻，它们企图利用部分源于其军事力量的权威来控制世界秩序。这一小部分人类无权为全人类代言，因为他们的经验和利益不是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为了全人类的需要放下自身的狭隘目标。

《头颅》伊丽莎白·托马林约作于1920年

事实上，七国集团在起初就直白地表达了其用意，包括1973年3月的“图书馆小组”（ Library Group）以及1975年11月首次七国集团峰会。图书馆小组由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创立，他邀请法国、西德、英国的财经部长（分别是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赫尔穆特·施密特、安东尼·巴伯），进行大西洋盟国间的秘密磋商。

1975年，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祭出“石油武器”、联合国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的背景下，七国集团（注：当时实际为六国，加拿大于次年加入）在法国朗布依埃城堡召开会议。在图书馆小组成立一年后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施密特反思了这些事件：“就公众舆论而言，最好明确指出，要按照一些联合国文件的精神推进经济新秩序，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时机。”施密特希望结束“国际统制主义”（international ），结束一些国家实行经济自主的能力。

施密特说，必须阻止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因为将有关世界经济的决定交给“非洲某处或亚洲某国首都的官员不是个好主意”。 与其允许亚非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国际事务中发言，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暗示，还是让“围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一类人”去做一些重大决定更为妥当。

《大街》路易丝·罗斯勒（德国）作于1951年

尽管世界秩序已发生巨变，施密特、威尔逊所表现的这种隐秘态度至今仍未消失。在新千年的头十年，美国早已自视为无可匹敌的世界强国，因为反恐战争、银行业不受监管，导致军事上、经济上用力过猛。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2007年信贷紧缩威胁了美国管控下世界秩序的生机。在次贷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八国集团（当时包括俄罗斯）要求全球南方盈余持有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印尼等）对它们施以援手。

2008年1月，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印度新德里的一个会议上告诉商界领袖：“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八国用两天半的时间开会，并在第三天邀请五个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在午餐时进行讨论。这对这些国家的25亿国民是不公平的。为什么要用这种三流待遇对待他们？我希望下一次八国集团峰会变成十三国集团峰会。”

在这段西方的脆弱期，有人提出取消七国集团，由2008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首次峰会的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萨科齐在新德里的表态上了新闻头条，却没兑现成政策。2010年10月，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德在更私密的场合下做出了更为真实的评价，他告诉美国驻法大使克雷格·R·斯特普尔顿：“我们需要一个载体，借此找到解决这些挑战（指中国、印度的发展）的方案，这样当10年后这些魔鬼出现时，我们才有能力对付它们。”

如今“魔鬼”已近在咫尺，美国集结了其可用的经济、外交、军事武器（包括七国集团），用以扼杀它们。七国集团是一个不具备民主性的机构，它利用历史影响力将其狭隘利益强加给面临一系列更紧迫问题的世界。是该结束七国集团了，或者至少应该阻止它将意志凌驾于国际秩序之上。

《“自然研究”之枝与芽》法比安·维迪耶（法国）作于2010年

1945年8月9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电台讲话中宣称：“全世界请注意，第一枚原子弹已投在了广岛，一个军事基地。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尽可能避免平民死亡。”实际上，广岛不是“军事基地”，时任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称之为“新鲜目标”，是一个逃过了美国对日轰炸的地方，所以值得作为原子弹的试验场。史汀生在日记中记录了6月与杜鲁门的对话，他们讲到了以广岛为目标的理由。他对杜鲁门说自己“有点担心空军等不及我们准备好就炸平了日本，这样新武器（指原子弹）就失去了一个展示威力的好地方”，总统听了“哈哈一笑，说他懂的”。

佐佐木祯子是核爆炸发生时35万广岛居民之一，当时她才两岁。十年后，她死于原爆核辐射有关的癌症。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为她的故事触动，写下一首控诉战争和对抗的诗。对于笑谈与中国可能再起军事冲突的拜登，希克梅特的诗句至今仍不失为一种警告：

我来了，站在每一扇门前

但没人听见我无声的脚步了

我敲门，但依然没人看见

因为我死了，因为我死了

我只有七岁，可我死了

在广岛，好久了

那是我七岁，现在也是

小孩死了，就不会长大了

我的头发被滚滚烈火烧焦

我的眼睛暗了，我的眼睛瞎了

死神来了，把我的骨头烧成灰

然后它被风吹散了

我不要水果，我不要米饭

我不要糖果，甚至不要面包了

我别无他求

因为我死了，因为我死了

我唯一的要求是，为了和平

你现在就努力吧，现在就努力吧

让全世界的孩子

都能生存、成长、欢笑、游戏吧

（本文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6月9日“三大洲通讯社”微信公众号。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