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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美]迈克尔・内伯格著，宋世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288页，52.00元

1945年不灭的意义

如果不知道黎明前的黑夜，我们就不知道今日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光明。在人类历史上，1945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随着这一年联合国的成立，人类文明终于跨越了危险、残酷、不义的殖民帝国主义阶段，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然，1945年也只是一个象征年份；随后亚非拉各国爆发的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政治与革命运动，以及1990年代初美苏两个世界冷战秩序的解体，都构成了新时代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英国将它的旗帜从东亚大陆最后残余的领地降下，那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了。所有这些让人看到光明的事件，人们都可以在 1945年以及前后数年间找到它们的种子。

不过，你如果缩小观察尺度就会意识到，这个时代依然处在告别旧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当中；光明并未完全驱散黑暗。比如，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人们可能认为这个世界与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世界并无不同。即使在享受了大半个世纪以上和平与繁荣的东亚，人们今天处理的多数政治问题，依然是1945年世界秩序的直接安排的结果。另外，在政治上邪恶、在认知上低劣的十九世纪的种族主义言论，竟然出现在2019年的世界政治话语空间当中。这既让人瞠目结舌，又让人哑然失笑。

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时代，是一个向好的世界秩序。当下多数人享受的以追求和平与繁荣为导向的世界体系，源于1945年的光荣和梦想：它是人类普遍自由理念与历史最初的一次相遇与结合。如今，这一年的理念似乎正在从一些人的记忆中脱落下去，甚至出现了逆流，这是源于人性特有的健忘吗？

历史从来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此后世的人们倒不必刻意向先人的努力和奋斗致敬；但如果反过来指责前人，那多半是因为他缺乏对人类事务的认知、理解和对人类同胞自身的同情，他也很可能不会栽下一棵可供后人乘凉的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从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来看，没有人不配享有自由、体面的生活，而这正是1945年的世界理想。

历史认知中的理解和同情

阅读关于1945年的历史著作，尤其需要这种对人类同胞的“理解”和“同情”；否则任何一部历史叙事都足以让人变得或愤世嫉俗，或铁石心肠，因为你看到的将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是人类遭受的无情苦难。就此而言，布鲁玛的著作《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将以其对包含苦难与荒谬的历史细节的惊人描绘，不断引发人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同情”；而内伯格的《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一书，则通过对大国间的政治互动的再现，倾向于增进人们的“理解”能力。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先说结论吧：“理解”和“同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特有的这两种能力，保证了文明向好的种子。当雨露丰润的季节到来时，它们就会给世界带来春意，生活或生命也就有了意义。“君子之所为，众人故不识也”；有些事物只是仅仅因为美妙就会遭到质疑，这同样是事实。

我们不妨先看一段引文，它这样写道：“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获得的声望及其在世界上的道德影响力在历史上无人能及。他大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言论对欧洲人民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领袖。……同盟国的人民不仅仅认为他是一个胜利者，甚至几乎将他看做先知。除了道德上的影响力之外，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他的掌控中。……从来没有一个圣贤拥有如此多的能够让世间君王臣服的武器。”

这当然不是圣贤降临的叙事，它描述的是一位美国总统。——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领袖罗斯福总统吗？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很遗憾，答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856-1924）。这段话出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撰写于1919年的《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一书。这本书当时广泛流传，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热情颂扬，更在于他紧接着上文的笔锋一转：“如今，这位既聋又哑的堂吉诃德先生走进了一个山洞，洞中的敌人握着明晃晃的轻巧的剑。”

凯恩斯目光如炬，对人类事物有着非凡的理解和同情。他说，威尔逊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正在和旧世界“阴险狡猾”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们打交道；尤其当他进入主导和会核心议题的“私密的四人会议室”时，他就成了孤胆英雄，他建构新世界的原则必然遭遇挫折。——法国的克列蒙梭、英国的劳合・乔治以及意大利的奥兰多，这些纯粹的帝国主义者们联手架空了威尔逊的原则和信仰，也就是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但威尔逊并非堂吉诃德，他已经将新文明的种子撒向了广袤的大地。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点燃了东方革命的火种；它对旧秩序的抗议正是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一次呼应。

威尔逊为《凡尔赛和约》的落地费尽思量，甚至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条约签订后，凯恩斯悲观地说：“冬天来了。人们再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也不再抱有希望。”此时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二十年后的结果：1939年，蹂躏整个欧洲和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而作为“弱小民族”的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已经艰难地抵抗了两年日本帝国发动的全面战争。

于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或者说威尔逊所代表的美国理想主义，在随后的历史以及历史叙事中不时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是，你真敢嘲笑这种理想主义吗？我们不妨再读一下前面的引文，此时这位离开华盛顿的总统，你说他是1945年的罗斯福，难道不也恰如其分吗？1945年世界新秩序的胜利，正是这个“理想主义”的胜利。内伯格的历史叙事有助于提升读者的历史认知与理解，原因就在于，他将历史进程中“观念”这种高阶因素的作用与力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内伯格历史叙事的主轴，正是罗斯福总统的理想主义自我实现的过程。这句话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喜欢坐在白宫里挂的威尔逊画像之下，思考联合国的设计方案，希望用它圆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梦想。”1919年，不耐烦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对总统不逊地吼叫道：“通过一些外交官的活动，在一个屋子里改变世界秩序，有这样的可能吗？”但到了1945年，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在领导自由世界抗击法西斯的过程中，罗斯福悄然地改变了世界秩序的走向。

这一年的4月12日，在为这个世界操碎了心之后，罗斯福总统溘然长逝；但后继者杜鲁门萧规曹随，坚持“凡是”方针，最终推动了五十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杜鲁门是成功的，他最终建构了一个自由国家的联盟。但和罗斯福相比，他又是失败的；他不得不用两个世界的事实来取代罗斯福建构一个普遍自由世界的理想。

顺便一提的是，由于《凡尔赛条约》未获得国会的批准，威尔逊总统开始寻求人民的支持，四处发表演说，这最终导致他积劳成疾，突然病倒，数年后即与世长辞。但美国建国的自由理念，这个理念的种子，经由威尔逊总统的推动，开始寻找它生长的路径和可能的表现形式。

观念的历史作用

回到前面的话题。你可以说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在1945年的实现，并不是纯然的精神观念与意志的产物。这种说法当然不错。事实上，没有人会认为观念会在历史进程中独自发挥作用；我们只能说，一种观念总是在和现实的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将自身的角色表现出来。但这依然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们在观察历史事件时，毋宁说要努力识别出观念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内伯格关于1945年的历史叙事，为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部分的说明。

从1920年代起，美国的世界政策已经走上了威尔逊规划的道路。这也不值得惊奇：威尔逊规划的世界政策，它的观念力量其实源于美国建国这一事件自身当中；作为一种理念沉淀，它对美国的世界政策构成了一种持久性地约束与导引的力量。以1921年11月开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为中心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实质上是《凡尔赛条约》的东亚升级版：在和会上被牺牲的“弱小民族”，即中国的利益，获得了国际条约、即《九国公约》的维护。公正的历史学家看到了此时大国的“意愿”：协助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参见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当然，这个转型需要时间和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历史学家的这个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中国政策上找到了进一步的表达：“让中国在战后成为大国。”乔治・马歇尔将军后来回忆说，“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看待”是罗斯福真实的信念。大英帝国的首相丘吉尔对此愤愤不平：“在他们（美国人）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国跟不列颠一样高大。……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总结自己在美国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这是对罗斯福中国政策的反向证明。

丘吉尔的郁愤不难理解：他的目标不是终结女王陛下的帝国，而是在日本战败后恢复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统治秩序。但对于罗斯福而言，这个旧秩序在战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罗斯福的世界就是威尔逊构想的世界。

“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历史学家邹谠对此这样写道。“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困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另一方面，在威尔逊主义影响下成长的美国政治家们很快听到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回声。蒋介石委员长1938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仁爱是中国民族的精神特征。……世界主义与国际和平一样是三民主义的两个主要目标，为了人类的利益，中国自然倾向于参加以民族平等为原则基础的世界联盟或世界联邦。”（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其实是两个新世界相遇的年代；它们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45）》

这种新秩序，在1941年8月14日发布的《大西洋宪章》上得到了大国的确认：罗斯福与丘吉尔达成了战后新秩序的原则共识。同1919年一样，双方的分歧被掩饰了起来：美国的原则是真诚的，英国的附和则不乏虚与委蛇。不同的是，此时新时代已经走到了破晓前的昏暗时刻。——此时白种人的优越感与统治秩序在亚洲已经被日本人击碎，而美国同样因为遭到日本的攻击，最终走出了孤立主义的传统，开始动用实力来实现它的世界政策。它不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更是新世界的灯塔。创生新世界的各种条件，开始耦合在一起。

不过，观念只能在历史的框架或者说约束中才能发挥作用。观念与现实达成妥协时，正是观念发挥作用的时刻。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同样如此：《大西洋宪章》是理想，它需要落实。

在罗斯福的眼中，此时的世界并不复杂。丘吉尔发誓要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堪称“帝国主义之楷模”；斯大林的帝国主义在1939年瓜分波兰时就已经露出了它固有的吃相。在东亚，早在1921年苏联就控制了中国的外蒙古；到了1945年的斯大林计算利益的框架则是1905年以前沙俄帝国的权利，而这一年2月11日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只是它的一个弱化版本。罗斯福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蒋介石在对抗日本帝国过程中展现的不屈的民族主义意志，以及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让美国政治家认识到中国是它缔造世界新秩序时“最可靠的追随者”。罗斯福看到，这个国家要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全中国建造我们两个世纪的成果”（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

你当然会说，除了美国之外，英国和苏联同样出于各自的目的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不错，但它们在观念上有高下之分，因而造成了它们在新世界当中的不同地位。英国的目的在于维护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因此它可以选择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在中国抗战最危机的时刻关闭了它的生命线，即滇缅公路；它对蒋介石的印度访问，充满警惕；它对《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达的彻底反帝主义，恼怒异常。1944年，丘吉尔在给外相艾登的电报中声称：“称中国为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苏联的目的则是让中国拖住日本，防止它遭受两面夹击；因此，在1941年双方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时，它承认“伪满洲国”，借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伪政权的承认。

美国或许是一个例外；在军事目的考虑之外，它对中国有一种额外的理想或观念上的期待，那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美国成为中国唯一值得信靠的大国。中美两国对此可谓心照不宣。

历史学家多注意到，美国的这种中国认知和政策，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观念，即它对中国的“负罪感”、“自然流露的同情和良心而帮助中国的愿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对《九国公约》的直接违反，但翌年国务卿史汀生发表的“不承认原则”却未能抑制日本的霸凌政策；孤立主义原则让美国小心翼翼地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直到1941年3月《租界法案》的通过，美国才实质性地援助中国，而正是这一政策，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写道：“美国把中国像白头翁一样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山东问题，未能兑现的《九国公约》承诺，无力的史汀生原则，向日本出售废铁，跟美国的‘特殊’关系，退还庚子赔款，有关战后中国成为强国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成为负担的一部分，是负罪感、监护人和幻觉合成一体。”（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引文中的“白头翁”出自诗人柯勒律治在《老水手之歌》中创作的一个著名意象：在一次驶向南极的航程中，一位老水手射杀了给他的船只带来好运的白头翁，结果船员们开始遭遇疯狂、可怕的报复；为了赎罪，老水手只好将白头翁挂在脖子上，并最终获得了神灵的原谅。这是一个关于信仰与新生的故事。塔奇曼引述这个奇异的意象，可谓神来之笔：在国家关系当中，存在着超乎权力与利益之上的某种观念性的事物，就如同柯勒律治所言“大千世界里不可见的造物要比可见的造物多得多”一样。

你看，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境：中国因抗战而上升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主义的民族目标，英国殖民秩序在亚洲的事实崩溃与帝国尊严，美国创建世界新秩序的理想主义，苏联日益膨胀的帝国野心——1945年“四大国”的目标与力量各不相同，但最终创建了对所有“弱小民族”最有善意的世界新体系：它在历史上第一宣称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平等，第一次将种族主义彻底剔除了出去。

在混沌的世界当中，只有理念是清晰可见的。在战争初期还被视为处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一个本质上是非组织化的传统农业国家，最终在世界大战中成功突围，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一跃成为“五大国”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它坚定的抗战建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无疑是推动历史的一种巨大力量。1949年以后，在打破殖民帝国的世界秩序上，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追随者，而是走向了世界大舞台的中央，成为了它的竞争者。

历史的反复与回归

1945年前后的美国将中国视为例外，其实是一种误解；它们在骨子里或许是同类。此后历史的发展让世界感到惊奇，但并未逸出1945年人们用实力和理想铺就的轨道。这一年的12月，杜鲁门总统派出干将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访华，意在调停国共关系。而在此前，史迪威将军、“迪克西使团”、赫尔利大使都深深卷入中国事务，给彼此留下了各种感情负担。1947年1月，马歇尔应召回国。随着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尤其是双方朝鲜的战场的兵戎相见。美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它“失去”了中国。

那么，美国就此会跟“中国”一刀两断、恩断义绝吗？历史学家费正清曾经写道，二十世纪前半期见证了“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这段话写于1985年，中国正步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年代。人们似乎又看到了美国挂在自己身上的那只白头翁；观念再次显现了它的韧性。中国与美国再次相遇，人类文明又艰难地迈出了一小步。文明进程就是人类走出洞穴的过程，没有人是例外。但这又是一个逆自然的过程，人们需要理解与同情，更需要的或许还有时间。

基辛格在论述中美关系时，很早就指出，“中国人对他们眼中的殖民行径特别敏感”。这就是政治家的理解和同情；退一步而言，这是对基本事实的认知：现代中国人依然在殖民帝国的历史透镜中观察着这个世界。这当然不是一个需要指责的现象；没有谁有资格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评价他人的创伤记忆。对殖民帝国的批判并不只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结果。基辛格未注意到的是，或许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展现出对理想世界秩序的强烈向往和热情。在二十世纪打破旧世界秩序时，它们曾经两度站在了一起。

如果带着这些问题与视角去阅读内伯格关于1945年世界秩序演变的历史叙事，我们或许就能顺利进入真实的历史情境当中。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历史的看客，并且被内伯格不恰当使用的“大国博弈”这个说法阻断照亮历史和未来的光线。——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主义比喻，它看到不到权力与利益以外的任何东西；而在有一定理解和同情能力的历史观察者眼中，世界并非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二十世纪以降历史的大势，正是世界主义理念新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