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哩生活2024年10月11日发布:往事｜王世襄藏书中的一则剪报

无事翻闲书，发现了一部王世襄先生旧藏的清末杨荣鋕《景教碑文纪事考正》。此书出自一个王先生旧藏的拍卖专场，还附有一张藏书卡，印有藏品的编号。最引起我兴趣的还不是这部书的本身，而是书中夹贴的一则1929年的英文剪报。一部关于天主教的清末旧书，内附一则英文剪报，其时王世襄才15岁，还在北京美国人学校读书，他为什么会贴这剪报在卷首？随即便着手进行了一番查证，意想不到，小小一片新闻纸，背后故事多多。

杨荣鋕《景教碑⽂纪事考正》⼀套及内附剪报

藏书卡

剪报内容

这篇剪报来自《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报道了中国学者英千里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翻译为英文一事，并刊载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贝瑞·奥图尔博士为该译本所作序言的全文。

首先关于这份报纸，就有些故事。《北京导报》是一份英文日报，简称《导报》。是由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北京发起的，由刁敏谦主笔。关于其创刊日期有两个说法：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记载其创办于1917年（来源是该报1918年6月1日刊中的描述）。而在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一书中，则说它创办于1920年。一直到1929年，因为迁都难以为继，不久后才停办。胡适先生曾经在给《新青年》（1919年3月15日）刊登的剧本《终身大事》的序言中，也提到过《导报》，说他这个剧本原是英文的，最早登在《导报》上。

胡适在《新青年》（1919年3⽉15⽇）中提及《导报》

报道的主角英千里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办人英敛之的儿子，1929年，他29岁，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在辅仁大学任教。《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做过一期英达的专访，讲英氏家族，里面提到钱钟书和英千里是公认“中国人英语最好的两位”。另外还看到一个说法，但没查到确切出处，说晚年时钱锺书自己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他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另一个，是辅仁大学的英千里。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诚，做过文化部副部长，可以用英文演戏，还口述过英文自传。英达是英若诚的儿子，英千里的孙子。英千里的《景教碑》碑文英译，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可惜这版译文在国内非常罕见，美国的一些图书馆才有藏本，只在网上见到过一个书影，原本未能寓目。

英千⾥译本书影

林悟殊教授的《唐代景教再研究》中，说英千里的这个版本是“中国学者首次推出自己的英译本”。这则剪报是这个译本的序言部分。同年，还在北大读书的朱偰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上，专门介绍英千里的这个译本。朱偰是朱希祖的儿子，当时22岁，不久就去德国读博士了。

（左⾄右）英敛之夫妇、英千⾥、奥图尔博⼠、朱偰

朱偰

奥图尔博士的这篇序言还没有过中译，现将其转录并翻译，同时把在翻译和查证过程中的一些手记，也分享于此，作为参考。希望对研究景教和中西文化交流者有所助益。

《景教碑》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府出土，记载了景教这一基督教东方教派传入并在中国扩张的经过。景教碑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起初其意义主要在于传教方面，它是基督教已在中国立足千年的实证，为后来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立足点。景教碑及其文本，直至今日，仍是中国基督教传教史相关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料。朱谦之教授《中国景教》一书曾引用佐伯好郎的说法：“中国景教之研究，即谓实从景教碑文之研究开始，又以景教碑文之研究告终，亦非过言”，足见其地位。

翻译、理解《景教碑》碑文本一直是相关研究的基础，在石碑出土后的百余年间，碑文被各国学者、教会人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众多。在这篇剪报的时代，较为流行的英文版本即为序言中提到的里雅各版和佐伯好郎版，另有夏鸣雷的法文版。而上述版本多少都有不完善之处，这也是英千里重新翻译碑文的起因。

（左）理雅各译本（右）佐伯好郎译本

《景教碑》的翻译之所以困难，和作者景净关系很大。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景净处理景教文本的手法很“现代”。为什么这么说？一般，一些宗教的概念首先会以音译外来语被引进，随着传播和普及，再逐渐成为本土语言的一部分。例如在佛教传入中国时，许多重要的基础概念是通过音译进入汉语的，如“佛”（佛陀，梵语buddha），“僧”（僧伽，梵语saṃgha），随着佛教在中国千年的流行，已完全融入汉语，成为常用词汇。与此不同的是，景净对景教用语的翻译选择了类似现代“本地化”的手法，频繁借用中国本土已有的宗教词汇，如佛、道教术语，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使其显得更像是佛教、道教的变体，从而更快地融入并传播。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策略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基督教原典的教义，并间接导致了景教在会昌灭佛中被波及，随后衰落。

《景教碑》碑文的文笔十分高超，不但以骈体形式写成，还穿插各种用典。相比之下，早期的基督教和佛教经典的翻译中，严格的逐字对照更为常见，即采用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如《钦定版圣经》，目的是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神圣与权威。

景净的“本地化”为后来的西方传教士理解碑文内容带来了困难，这篇序言中评价外文译本出现的问题也来源于此。奥图尔博士就直接指出，佐伯好郎版本的错误，主要便是断句。即便是对中文母语者而言，碑文也须详加考证才能正确解读。是以在两个多世纪中，围绕《景教碑》的外文翻译以及中文考证从未间断。

这使得英千里版本更加重要，也更加令人好奇。如果有机会能将这一版本回译成中文，当能作为理解《景教碑》很好的参考。说起回译，不禁想起了之前读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文版，里面对杜诗英译文本的处理，便使人十分费解。洪业的英译参考了多个前人的版本，更融汇了自己的理解，这正是其一生研究杜诗的精华所在。但中文版直接对应回了杜甫的原诗，如此，反而将洪业殚精竭虑之所在遗憾地丢失了。如果能提供相应英文版的直译，甚至只是原文，也会好上许多。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的诗⼈》中译本（上）与英⽂原⽂（下）

另一个观察则是序言中使用以及引用的中文注音。虽说威妥玛拼音在1912年已由翟理斯修订完善，但在1929年，较为通用的汉语罗马化系统尚未成熟。所以文中出现的汉语音译没有统一且和现代有差异，需要格外花一番工夫才能辨认。如文中引用的高楠顺次郎译文里，景净（Ching-tsing/King-tsing），大秦（Ta-ts’in），《贞元新定释教目录》（Cheng-yuan Hsin-ting Shih-chiao Mu-lu），弥尸诃（Mi-shi-ho），都难以查证是何种注音法。而奥图尔博士使用的注音系统和威妥玛拼音已经基本一致，比如“黄河入海流”的注音Huang5 ho2 ju5 hai3 liu2，但威妥玛拼音并无5声调，现拼写应为huang2 hê2 ju4 hai3 liu2，和现代版本还有些许差异，又如Ching-tsing，现为ching3 ching4。

除了翻译和语言问题，这则剪报还反映了一些那个年代人士对景教的认知。如在清末（1895年）朱一新着《无邪堂答问》中，关于景教等“夷教”的理解仍比较混乱，如“景教即火教⋯⋯大秦，则火教也；摩尼，则回教也；祆神，则婆罗门教也。”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教外知识人士的共识。而在同年杨荣鋕这本《考正》中已能看到，中国教会人士已清楚地认识到景教实为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东方教派的一支，虽然立场主要为了传教服务，但和现代的认知已经比较接近。奥图尔博士的序言，展示的则是那个年代天主教教内人士的视角。比如奥图尔博士关注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的“祖先崇拜”和景教以及基督教礼仪等与本土宗教的互相借鉴问题。这体现了，在当时，长达百余年的“礼仪之争”尚未停歇，相关的讨论仍然热烈。

奥图尔博士的序言中同时还介绍了好些当时关于景教碑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提到了当时活跃的一些研究者，现在大多已经淡出了视野。比如其中被引用到的《景教》（The Luminous Religion）一文，来自夏洛特·库凌（C.E. Couling）夫人，她是汉学家库寿龄的妻子，在库寿龄去世后仍在继续进行汉学研究。再比如翟理斯，在当时仍是活跃的汉学家，进行宗教研究，他的儿子翟林奈（Lionel Giles）也曾研究过景教碑。还有就是文中提及的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和高楠顺次郎，在当时分别是景教和佛教研究的名家。

王世襄与⽗母

这篇序言写于近百年前，剪报本身，背后牵涉故人故事，千丝万缕。而所刊文章，也是一个时代的剪影，奥图尔博士归纳的景教研究历史和景教来华经过，展示的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宗教文本和语言的思考和探索，这些奇特的元素，都组合、汇集在其中，真是十分复杂而有趣。也许正是如此，英千里、朱偰、王世襄这三位少年学人的阅读视点，才能够如此有趣地交集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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