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重构城乡关系，真正让乡村跟城市处于平等地位

刘守英称，在中国，乡村原本的结构是农工、农副的有机结合，农民靠农业来维持生计，搞副业、手工业来找到活路，这背后有赖于城乡之间的对流，资源可以进行交换。另外，乡村治理基本上是自治，乡绅作为自治的代理人，在乡村维持乡土秩序和规矩。然而，当时面临的问题在于，西方势力进入以后，破坏了原来的一些结构。比如，严重冲击了江南乡村的手工业。于是，农业就只能承担起乡村的所有生计和生活。显然，这是无法继续维持农村的稳定结构和生活方式。

第二次在于新中国建立之后，整个国家为全面实现工业化，最终形成了利用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格局。

刘守英评价称，这一次进入农村的外力比第一次力度更大，是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整套改造乡村的制度，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这算是中国乡村历史上，从结构到制度，再到城乡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一次。

第三次外力进入就是包产到户的改革、允许农民搞乡镇企业。这一轮尽管也是外力的作用，但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的城乡关系、农民状况、乡村发展最好的时候，城乡差距最小、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业经济最活跃的时候。

如今，乡村振兴上升到中央的战略高度，其背后跟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路径有很大的关系。

刘守英表示，在中国开始城市化、园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之后，城市、园区就处于绝对强势优势地位，大城市一片繁荣，园区蓬勃兴起，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乡村的产业，越来越窄化成单一的农业产业，非农产业、小城镇都变得越来越衰弱，形成了当前城市与乡村越来越不匹配的格局。所以，面对城乡失衡的情况，农民就只能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来。

村庄不会死，只有好与不好

既然中央重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那么，如何评判村庄的好与坏呢？

对于外人来说，走到村庄以后，往往看到只有老人、狗、破房子，就认为这个村子是死的，在刘守英看来，这样的判断是不对的，实际上，村庄是不会死的，只有好和不好的区别，而所谓的“好”，就是村庄找到了一套秩序，这套秩序可能比经济指标更重要。

其次，要评价这个村庄好还是不好，关键是要看人们愿不愿意回来，对村庄还有没有念头、想头，是否还有寄托，每个在外面的人和本地的人，对自己村庄的依恋和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村庄的经济活动，是否可以很好地维系整个村庄。

刘守英表示，当任何外力进到乡村的时候，都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乡村的命运会如何，二是乡村能接得住什么，三是乡村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今社会已经发生巨变，村庄的秩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农村的人地关系、人村关系、人际关系，还有乡村的产业形态，农民谋生的方式，还有城乡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各种力量进入，如何重建村庄的有机结构，是头等大事。

他说，乡村振兴一定是乡村各个要素能够有机配合，光靠一种力量，是搞不成的。所以，如果企业对农村整个结构的重建，没有找到规律，或者认识不深刻的话，就可能走到死胡同。

因此，一定要首先考虑到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乡村哪些东西发生了改变，外来要素进入后，要去填补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的整个结构重建起来。

其次，乡村未来能不能持续性地活下去，核心是生产要素是否能够很好地组合。未来的整个乡村，应该是各种要素如何在乡村实行新的组合，使得农业跟工业、乡村的产业跟城市的产业形成竞争性，这才是未来乡村现代化的根本，也是未来乡村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重构城乡关系。乡村靠自己是活不起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打通城乡。如果把农村和城市断裂开，去找出路，很大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刘守英称，现在整个理念上最难、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重构城乡关系，真正让乡村跟城市处于平等地位，让乡村利用自身资源去跟城市形成对流。

“活化”村庄一定要坚持多样性

那么，村庄该如何“活”下去呢？在当前情况下，要么是有内生动力，要么是有外面要素进入，跟乡村融合到一起。

刘守英表示，核心是乡村的土地上，能够长出值钱的东西来。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农业可能会有一场革命，就是农业产业会提高回报。其次，农业跟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会提高，不再简单是一二三产的融合，而是提升整个乡村的要素价值，比如土地、文化历史遗产，还有自然、人文环境。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未来乡村“活”起来的重要因素。

此外，村里面一定要有愿意奉献、肯牺牲的人出来做带头人。他认为，每一个村庄都有村庄的活法，其背后是每个村都有自身的基因，基因不同，就决定了未来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去学着谁去走，一定要坚持多样性，把自己的路闯出来。

对于外来要素来说，要找到和农村本地要素融合的办法，真正融得进去村庄，获得农民的认可。其标准就在于，是不是真能把村子搞起来，帮农民比原来过得强。

最后，要继续寻求顶层设计的改革。(记者邵海鹏)

乡村发现转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