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从田野政治学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

　　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属于外来学科。其基本理论、概念及其生产者均是外部的。当政治学进入中国后，不仅会引进知识，而且会受其生产思维所支配，造成自主性的缺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学科发展，中国提出了建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它是指知识生产者作为生产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自觉地从事生产，并能够生产出具有独创性的知识产品。这一体系的建构是个庞大的知识生产工程，需要从不同路径进入和探索。以实地调查为特点的田野政治学便是其中一种路径，并表现出层层递进的特点。

一、中国性问题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事物的存在发展都伴随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已有的理论都是在回应问题中产生的，并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建构其学术的自主性。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路径，比较早地获得自主性，主要在于受“中国性问题”所牵引。所谓“中国性问题”便是产生在中国大地上并需要学者加以解答的问题。这类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宜照搬某种先在的理论，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问题置于中国的特定场地域中进行分析。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我国在乡镇恢复建立政府，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这一制度产生后引起众多争议和不同看法。许多外国学者将村民自治等同于村自治，无法理解作为村民自治载体的村委会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这便是“中国性问题”。已有的政治学教科书难以提供现成答案，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将村民自治置于中国的制度框架里，同时进入中国田野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田野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始终沿着“中国性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展开，并走向深入。起初，田野政治学主要是从基层民主的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其代表作包括《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随着村民自治从农民自发行为提升为国家的制度行为，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特别是如何让具有现代民主要素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一个传统乡土社会土壤里扎根和生长，成为新问题。许多外国学者运用现代政治科学的计量、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村民自治的选举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难以解释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问题。田野政治学从中国的村民自治是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土壤上生成的实际出发，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历史政治学角度对村民自治的演进进行深入探讨，其代表作包括《国家化、地方性与村民自治》等。自村民自治载入1982年宪法之后的40年，田野政治学历经三代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自主性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

二、独立性思考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对问题的独立思考体现着作为学术主体的自觉。政治学是一门规范性极强的学科，关注应当性和正当性，主要使用规范方法。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一开始便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方法及其优先性，即：追求实际，实际先于理论；追求实证，事实先于价值；追求实验，实验先于方案。这一方法促成了独立思考的思维：学习既有知识但不为其束缚，能够提出与既有结论所不同的观点。

　　当具有现代民主性的村民自治确立为国家制度之后，其在进入乡土社会的实践中究竟如何？政治制度是否如计算机的软件输入后便可以按设定目标运行？为此，田野政治学没有想当然，而是注重实验，并在三个点进行了长达8年的村治实验。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作为国家制度的村民自治推进中，国家是一个重要变量。村民自治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主动性。这与中国传统和西方早期的内生自治都有所不同。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取得了三项被认为是伟大创造的重要成果，即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是在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中成长的。为什么经历了数十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之后，特别具有传统性的一家一户生产经营会重新崛起？具有支配性的中国农村本体传统究竟是“村社”还是“家户”？田野政治学从一家一户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家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源性传统。由家户内生的责任机制使得家户具有强大的韧性，在当今仍然有生命力。

　　田野调查是田野政治学的基本功，农民话语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源泉，并与头脑中原有的知识形成对话。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田野调查中，我们问及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自由了”。显然，自由潜藏于中国社会之中，只是这种自由为长期流行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所遮蔽。田野政治学基于田野事实，对潜藏于社会之中的农民自由作出了“东方自由主义”表达。

三、原创性概念

　　知识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概念是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是学术思想的精粹。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的思想成就和主张，也是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身份性标识。能否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点，也是学术自主能力的体现。田野政治学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比较早地开始建构原创性概念。

　　一是基于事实和调查建构新概念。人民公社体制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在乡镇恢复设立政府，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如何概括这一体制，田野政治学的开拓者张厚安教授提出了“乡政村治”的概念，并进行了论证。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学者比较早的对概念的建构。田野政治学在确立中国家户传统的过程中，提出了“家户制”的概念，将一家一户事实提升到学理层面，建构起与村社制、部落制和庄园制相对应的学术概念。基于西方早已消失而中国长期延续的血缘宗族事实，建构“祖赋人权”概念，拓展了权利来源观念。

　　二是对外来概念进行创造性转换。社会科学必须学习、借鉴和吸收外来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态度是将其作为方法和工具，为我所用，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规范，自我束缚。方法和工具多多益善，但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国家建构是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西方封建社会“空地”上。田野政治学在引进这一概念时，注意到中国国家建设的持续性，将国家建构转换为“国家化”，更加强调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互动性。

　　三是作为方法的概念。概念既是对现象的概括，作为话语，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国家化”是基于中国经验进行扩展和转化的概念，在使用的过程中对这一概念赋予方法论的涵义，是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范式，但也具有超越本土经验的“一般”研究能力。这一概念作为方法运用于乡村治理研究，包括《国家化、地方性与基层治理》《国家化、地方性与村民自治》等。

　　四是建构概念家族的自觉。因为对个别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但在田野政治学看来，现有的概念建构更多的是基于一定经验，表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状态。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需要超越这一状态，为“概念孤儿”寻家，让“概念孤儿”成家，以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在“国家化”的种概念之下，建构了若干属概念或子概念，如“积极国家化”“治理国家化”等。

四、学科性进入

　　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以专门的学科发展为基础的。学科意味着专门性学问、专业化研究和相应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中国的知识很丰富，但未能学科化，直到近代以后引入专门的学科。田野政治学从“中国性问题”出发，注重独立思考，建构原创概念，再将田野成果带入学科殿堂，使田野研究具有学科性意义。

　　政治学研究以国家为对象。西方的国家以个体为基础，超越了前国家组织的家庭。西方政治学没有家庭的地位。在中国，一家一户是长期存在的事实，基于这一事实，田野政治学提出了“家户制”，再进一步是将家户带入国家，将“家户制”置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进行研究，发现为什么中国是“家天下”而不是“神天下”，“家国结构”对中国的国家进程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如何。田野政治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作为对象的田野，可以多学科进入。单就田野本身，更多是社会的层面，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田野政治学的本体是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田野，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中发现国家制度具有单一性而国家面临的社会具有多样性，由此使田野研究具有政治学的学科意义。

五、经典性议题

　　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在研究问题中产生的。任何一种事物都会有因为事物本身而产生的具有支配性的基本问题。人们在回答这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具有持久性的经典性议题。这些经典议题既是独到的见解，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西方社会科学产生较早，提出了大量经典性议题，如“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等。随着“中国性问题”研究，田野政治学开始关注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并试图回答相应的经典性议题。

　　“政权内卷化”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根据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和特点，提出来的一个经典性议题。这一议题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提出来的。田野政治学基于田野调查，从社会的角度回答这一议题，提出了“板结社会”的概念，认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渗透未能成功，相当程度在于地方性权威构成的“板结社会”。经过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造，打破板结，国家权力才得以顺畅地进入社会之中。

　　“双轨政治”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传统中国基层治理提出来的重要议题。田野政治学者通过对当下基层治理的考察，发现当下的国家治理已实现“纵向到底”，政府网络自上而下一直延伸到家户。基层组织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交互点，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传统并立的双轨正在合为一体。而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正在走向上下互动的“双向治理”。

六、体系化理论

　　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概念构成的系统。田野政治学基于田野调查生产出一系列概念。但由于田野经验的局限性，使得概念之间缺乏相互关联，只是一些“概念孤儿”。这些“概念孤儿”虽然具有独立性，但因为缺乏相应的概念支撑，十分脆弱，难以应对世界知识市场的竞争。体系化理论生产问题提了出来。

　　一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整合。社会科学面对大量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应的话语，人们受限于具体问题，经常使用日常话语，但缺乏相应的基础研究，难以回答问题的根源。如人们经常使用“底层”“基层”的话语，对于这类话语的涵义缺乏深入的分析，也难以回答为什么一度作为热词的“底层”很快消失了。田野政治学以基层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致力于相应的基础理论研究，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的角度界定基层，将基层定位于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位。通过国家结构这一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将田野政治学创建的一系列概念整合为一体，如“乡政村治”“代理人与当家人”“国家化与农民性”“家户制与国家”等。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和线索建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由不同的研究主体共同努力形成的。田野政治学是具有共同方法和路径的政治学人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由不同的学者所组成。如何将不同学者的研究联结起来，形成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需要寻找联结纽带。田野政治学试图建立起问题联结，即通过基层问题及其回答基本问题的经典议题，将相关的研究联结起来，形成体系化的理论。田野政治学从单一制国家结构出发界定什么是基层、基层社会及其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基层治理特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国家上层与基层的关系，二是基层社会的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前人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性议题，如费孝通先生的“双轨政治”“无为政治”等。随着现代化建设，这些经典性议题需要给予进一步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形成体系化的理论。

来源：《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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