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红：法律分析·政治解释·文化构建———“故事”研究的三种路向丨202212-48（总第2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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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玉红

何玉红，1977年生，甘肃民勤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从事宋史研究，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等。

摘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故事”是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概念，在王朝日常律令执行、行政施为和政治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学术史层面梳理有关“故事”研究的既有成果，可概括为法律分析、政治解释和文化构建三种研究路向。在大力倡导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的学术潮流中，有效借鉴法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合理汲取集体记忆、政治认同、文学传播等理论，进而构建源自中国历史事实基础上“故事”研究的话语体系，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关键词

故事；故事研究；法律分析；政治解释；文化构建

正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故事”是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概念，在王朝日常律令执行、行政施为和政治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代君臣政治言论和行为中频频出现的“故事”，成为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窗口”，引领我们对历史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近年来，随着“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社会各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表述，学术界对“故事”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讨论。努力构建讲述中国故事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成为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看到，关于历史研究中“故事”的意义与作用，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渐成学术前沿。姚大力的《“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一文认为：历史研究离不开故事，又不同于讲故事，它是将从旧故事里发掘新故事、细部研究和意义追寻这三者融合为一体的一个思考人类过去的专业学科。①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对“故事”的理解，是一个直接关乎历史研究如何开展的基础性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故事”研究还没有较为全面的“综述”。本文梳理关于“故事”研究的既有成果，将之初步概括为法律分析、政治解释和文化构建三种研究路向，并做出简要的评析，以期有助于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

“故事”的法律分析

故事，即前朝旧事惯例，或是往日的成例、典章制度，或是过往旧事被后世援以为例者。故事在文献中的称谓驳杂，如“旧事”“旧制”“旧典”“旧章”“旧仪”“典故”“古典”“典常”“前制”“祖训”“家法”“祖宗法”“先祖法度”“祖宗典故”“祖宗故事”“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祖宗旧制”“国家故事”等。我们不禁要问：何为“故事”？“故事”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前提。在“故事”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界定中，学者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在有关故事的研究中，从法律角度入手的讨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清末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与民初程树德《九朝律考》，就从传统文献典籍中勾稽“故事”的相关史料，将故事与法律研究相融合，奠定了现代法学学术史上故事研究的基础。1992年，黄敏兰连续发表论文，就明确表明从“不成文法”角度来分析历史上的故事。②几代学人辛勤耕耘，故事已经成为中国法律研究中的特殊领域和议题。将历史学的实证分析与现代法律解读相结合，呈现出法律视野下故事的特殊意义，我们将之称为法律分析的研究路向。

从法律角度入手，学者对汉代故事的性质和运用等展开分析。邢义田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一文，认为故事在性质上可包括成文的诏书、律令、仪法制度等，也包含不成文的惯例；权威基于习惯的故事毕竟不是律令，对君臣的约束力是有限的。③李宜春称，汉代国家成文的法令不论多么周密，也不能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需要不成文的惯例即“故事”来弥补其不足。④阎晓君对故事的界定是两汉律、令、科、比之外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从形式来看，惯例性故事一般没有严格的立法程序，大多是通过对具体行事先例的长期遵循、仿效和类比而形成，实际上是一些不成文的习惯法。⑤李沈阳认为，西汉时故事尚不是法令，不具有法令的强制约束力，在西汉中期，故事成为治国理政的新依据，广泛运用于行政、职官和礼仪领域。⑥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认为汉代的令律、礼乐是在“汉家故事”的基础上构筑的；编纂为正文、正条的汉律基础中有“汉家故事”，因时常编纂类例，创造了决事比、科条等比附法。⑦故事属于成文法、惯例还是比附法，直接关乎对其属性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入讨论。

从法律角度讨论魏晋“故事”，起步早，有分歧。关于故事与律令的关系，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称，“是建武时曾有改修律令之事……疑皆在故事之中也。”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认为，“故事亦多关律也”。韩国磐的《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曰：“故事者，即封建王朝的政令或品式、章程。”⑧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认为，晋法由律、令、故事构成，作为律的“副法”的故事，最初没有形成定法，是将官府法律实践中产生的惯用方式作为法规加以认定。⑨吕丽就故事为律、故事是品式章程等解释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故事不是律令，但许多故事与律有关，依据律处理的案件，有时被作为“旧事”收入“故事”中，或被作为故事引用；就属性而言，制诏、律令、品式章程是在行法律，具有法律强制性和现实约束力；故事则不然，一般本身都不具有法律属性，只是作为历史依据被比照援引。⑩张尚谦认为，两汉“故事”是不完全正规的律、令、典章制度，是官吏执行政务必须熟悉的，发挥“决事比”的作用；西晋由官方删订的“故事”，限于“常事”，即一般事务的“品式章程”，这是官方正规的典章制度。11楼劲细致考察《晋故事》的渊源、佚文与形态，认为《晋故事》各官司目下删定编录的，多为通过奏事和诏答处理政务时形成的制诏；这些制诏或作为成例，或直接对某类事务做出了明确规定，皆可指导以后相关行政过程。12以“晋故事”为主题的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同样以文献梳理和考证为基础。13学者立足史料“现场”的辑佚辨析，是对故事进行法律分析的基本前提。

唐故事是否为不成文法？既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霍存福认为，唐故事的基本特征是惯例性，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惯例性故事地位颇高，其规范性和拘束力颇强，仍为唐代中央机构基本行政活动所遵循。14李毅认为唐故事是中国古代社会不成文法的典型范例。其不成文法的特征，表现为唐故事经常是以诏令制敕的形式出现，在具体使用中根据需要不断发生变化；唐故事作为法律敕令，或者作为法律规定的补充，调整着唐代社会关系的法律效力。15徐志卿对唐故事为“不成文法”之说提出质疑。作者将残存的唐代格、式与传统史料中的故事相对照后发现：故事里含有一部分唐代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式大量存在，并非全为不成文法。16看来，关于故事属性的判定，一方面要注重法律界定的概念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历史事实的证据支撑，二者不可偏废。

在法律视野下观察宋代的故事，日渐多元和深入。喻平认为，在宋代政治法律体系中，故事适用的结果常常表现为故事“著为令”“著为例”，即转化为令、例和式；故事向令、式、例转化是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的质变，反映出宋代法律规范之间的灵活转化以及法律体系的动态图景。17喻平还认为，故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度类型，以故事为依据开展的宋代礼制活动，赓续着儒家礼乐治国的精神要旨，维护着君臣上下的政治平衡；在宋代礼制故事的运行实践中，儒家法政思想得以凸显。18陈玺的研究认为，作为诉讼惯例的宋代祖宗故事之沿革损益，反映出中古时期法律创制与法律适用之间的微妙关系，诉讼惯例成为构建宋代司法传统的基本依据，是完善宋代法律体系的力量源泉和实施司法裁判的重要依凭。19张德美的研究指出，宋代故事通常由史官编撰，记录的是某些过去的事实或某些过去的制度安排，这一特点使故事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别于现代意义的制定法和习惯法，即是一种遵循先例的制度。20朱勇认为宋朝祖制初步具备国家根本法的性质，其与普通律令既有分工又有衔接，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完整的“祖制—律令”法律体系。21从清人黄叔璥所辑的《南台旧闻》可见，故事并非仅表现成一种规范性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政治话语和思维方式。22如上对故事的讨论，不再限于静态的制度条文考察，而是从中国法律体系的整体演变脉络中对其作出定位。打开视野的同时，带来了认识上的深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分析路向下，现代法律的概念、术语、标准、范式等是一个层面，历史场景下的“故事”条文、规定、执行等是另一个层面，如何实现二者在不同时空和语境下的有效“对接”，做到“理解之同情”，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削故事史实之“足”以迎合法律概念之“履”的弊端。其间怎样做到史料发掘和史实辨析的细致入微、理论概念运用的自洽有效，着实考量着研究者的学术功力。正如有学者所言：“之所以有人在故事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或者说是习惯法还是制定法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在于我们实在无法用现代制定法或习惯法的标准对故事进行准确的定性。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通过混淆故事关于制定法的记录与制定法规则本身的区别以使所谓惯例性故事部分等同于制定法，又何必通过把援引视为立法而使某些事例性故事获得其本来就有的法律效力呢？”23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故事研究中要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反思。要之，史实之基，法律之眼，故事的法律分析之路任重而道远。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故事研究中要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反思。要之，史实之基，法律之眼，故事的法律分析之路任重而道远。

“故事”的政治解释

中国古代王朝在政治运行中为何要讲“故事”？故事对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有何作用？这是故事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场域中的“故事”，其内容广泛，包括为后世引为先例的言辞、行为、礼仪、制度、处事原则以及施政精神等。学者对故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故事对政治的多维影响等关注较多，我们将之称为故事研究的政治解释路向。

在政治解释路向下，概论式的讨论是方兢1993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政治作用》。该研究认为，皇帝和官僚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故事作为实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得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能够延续、重复和演化。24近些年来，学者解释故事对政治的作用，内容集中在“圣王故事”“黄帝故事”“汉家故事”“汉魏故事”“三国故事”“汉唐故事”等方面，观察又多聚焦于阐释故事在政权合法性构建、帝王形象塑造中的作用等。

圣王故事对古代政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先秦儒家来说，圣王故事是他们据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是好政治的样本。孙晓春和王磊宁的研究表明，圣王故事是先秦儒家全部政治学说的理论依据，通过讲述圣王故事，先秦儒家实现了对道义、至善的理解，从而形成有关应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25董家宁认为，秦始皇在统治中有意对上古圣王故事进行加工和利用，以构建秦的统治权威和塑造政权合法性。26郭津嵩认为，黄帝故事包含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颇具特色的宇宙历史观念，在汉武帝封禅改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汉武帝追迹黄帝的种种荒诞行为，是政治、信仰和言说在权力顶端交织纠缠的结果。27圣王和黄帝故事是历代统治者效法的典范，寄托着他们治国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经久不衰。

“汉家故事”与“汉魏故事”与后世王朝的政治运行关系密切。刘凯的研究指出，周唐间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存在着自“南耕”“古礼”向“东耕”之转变，背后隐藏“宗周旧制”与“汉家故事”的复杂关系，后出王朝因时因地采掘先代之制，以为自身寻求正统依据。28冯渝杰从“辅汉”故事入手的讨论认为，汉帝国积攒下的试错经验及成功实践，成为后世汲取的政治资源，对于此后政权来说，是无法绕开的庞大遗产。29李彦楠认为，汉家本朝故事在西汉中前期行政中不具有特殊地位。汉宣帝时，以效法汉武帝为核心的汉家制度逐渐形成，故事被赋予祖宗权威意味。至东汉，故事在吸收经典后成为决定性的政治行为依据。30关于汉魏禅代“故事”的政治影响，杨英的研究称，曹操受封魏公、赐九锡是汉魏禅代“故事”中最关键的环节，曹操受封“魏公”是一个奠定了跨越官僚禄秩与诸侯王爵制之间鸿沟的重要事例，对后来的禅代“故事”和礼仪典制的发展均有示范意义。31日本学者冈田和一郎认为，“汉魏故事”在西晋时代定型，并在北朝和隋代被持续使用，到开元年间，成了象征前代诸王朝故事的代表。32陈俊川从“魏王在邺故事”“曹公辅汉故事”切入观察，认为后赵政权的建立不仅对胡族传统有因循，对华夏政权模式有承用，更是利用“故事”将二者相串联，形成具有后赵特色的政权模式。33对统治者来讲，前朝故事是服务当下正统性塑造的历史依据。

唐朝自开国之初即效法前朝故事。何静苗认为，李渊集团在兴兵宣传、制造符瑞、入关即位等事件中比附前朝故事，这是出于构建李唐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也受到李渊“崇古”政治理念和当时“崇汉”社会氛围的影响。34唐代中晚期政治中有一个特殊的“河朔故事”。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河朔故事”包括河朔藩镇的节度使以土地传之子孙的世袭特权，也蕴含着这些藩镇的某种“自治”，在唐代东北边疆治理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5故事既关乎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又影响到地方安定和边疆治理，意义诚大也！

宋人讲求故事，远溯三代、秦汉，近追隋唐。宋人对故事的应用多目的、多背景，成为政治角力、权力博弈的工具。36宋人有着强烈的“回向三代”的情结，庆历与熙宁变法活动，就是士大夫群体“回向三代”运动的具体实践。37“三国故事”对两宋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缪喜平认为两宋时期三国故事的凸显，与君臣借助三国往事旧例以求“论古补今”的经世目的紧密相关。38宋人对“汉唐故事”情有独钟，王卓熙认为，汉唐故事作为君臣日常行政的历史依据、表达工具和舆论方式，反映出宋人的政治理想和当代意识。39黄纯艳的研究反映出，“汉唐旧疆”不仅是宋朝正统地位和政治合法性的解说，也是对外政策和开拓活动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政治框架。40何玉红认为，对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历史叙述以及言行仿效，在宋高宗中兴形象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1与宋朝并立的辽朝也讲求唐肃宗灵武“故事”，将之作为特殊时期皇位转移的制度依据。42显然，政治场域下的故事类型多样，涵义多元又深刻。

“祖宗家法”是特殊的“故事”类型。1986年邓广铭发表《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讨论宋朝家法的形成及对北宋政局的影响。43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首次系统梳理了宋代“祖宗之法”蕴涵的深层次政治意义，详细探究北宋前期政治格局的形成与政治话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官僚政治的特征。44宋室南渡，祖宗之法的影子在政治生活中挥之不去。李华瑞指出，南宋往往把法祖宗与法先王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追念理想政治，更好地为其矫弊治乱的现实政治服务的一种寄托。45学者还深入讨论南宋初期政治中的“艺祖情结”46、高宗效法“元祐之治”、“振祖制以行君道”等。47可以说，“祖宗之法”是打开宋代政治史的一把“钥匙”。

“祖制”于明朝政局的演进干系尤大。吴智和《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认为，祖制对明代君主百官和庶民而言，具有“圣典”的法律地位和意义。48郭厚安《也谈明代的祖制问题》指出，在实际政治施为中，历朝皇帝在不同程度地变更祖制，以祖制来掩盖其“非祖制”的真相，反映出明代政治的复杂性。49田澍讨论祖制与嘉靖革新的关系，认为世宗君臣对祖制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较好地处理了祖制与革新的关系，使其成为推进革新的主要动力。50周文臻认为，明代在祖宗之法的运用中存在“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复杂关系。51晚明政治运行中，祖制依然在场。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研究了祖制在明初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晚明政治活动中的工具性，认为明代祖制已然与其形成初期的制度基色不同，逐渐形成了一套与其核心内涵的政治制度既附着又疏离的政治话语。52很明显，祖制的研究带动我们对明代整体政局变迁的体认。

上述研究中，学者一方面梳理“圣王故事”“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等史事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考察故事在王朝合法性构建、帝王形象塑造中的影响。在政治场域中讲述和利用故事，是历代王朝都存在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政治现象，在内容和意义方面呈现出模式化的趋向。古人对前朝故事的关注，映照出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与思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在政治解释路向下的故事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故事就像一扇观察政治史的“窗户”，成为具有牵动作用的关键性研究议题，必将继续吸引学者的关注。

“故事”的文化构建

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人讲述“故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人如何才能更好地讲述和利用“故事”？学者对此展开多层次的研究，包括“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文献生成与故事生成、历史记忆与故事传播、故事共享与政治认同等。在此，故事本身是什么不再是思考的重点，甚至故事的事实真伪也变得无足轻重；53重要的是藉由故事的切入点，来考察其生成、传播、接受等背后的时代变迁和文化语境。我们将之称为故事研究的文化构建路向。在此路向下，故事的范围更为宽泛，既包括具有确凿事实的历史记载，还包括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传说等，已经超出前文所述法律层面的旧制惯例和政治意义上的前朝往事等。与此相应，呈现出历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色，这一研究路向受历史记忆、政治认同等理论的影响也很明显。

上个世纪20年代顾颉刚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54是故事研究中开示新范式的奠基之作。其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历久弥新，一是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作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特别强调治史中的怀疑精神和史料批判；二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从故事演变的视角考察史实和传说的变迁。总结顾颉刚的古史观和研究范式，学者呼吁将故事的眼光“根本地融入历史学科的基础结构中”。55文化构建路向下如故事生成与传播、历史记忆和故事叙事等论题，正是顾颉刚开创的故事研究范式的延续和拓展。

在文化构建路向下，学者关注故事生成与文献形成的关系。程浩认为，清华简《五纪》发现证明了汉代广泛流传的黄帝故事多是有较早的材料来源的，《五纪》的黄帝故事是战国思想家汇集当时有关黄帝的材料剪裁而成的。56刘全志的研究表明，从《左传》《国语》，经过《逸周书·尝麦解》《大戴礼记·五帝德》《武王践阼》以及《太公》，再到上博简《三德》《黄帝四经》，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先秦话语中黄帝身份的衍变以及黄帝文献的形成脉络。57孙少华认为，秦汉子书中大量的故事，是秦汉子书“叙事传统”的典型表现。58吴咏絮认为，受政治形势与学术文化的影响，汉代奏议中的儒家经典和“汉家故事”两种话语形式交互变化。59王晓骊认为北宋奏议的“先王”叙事通过理论阐释和制度设计，以文学的话语方式改造历史事实。60陈元锋认为，宋人在文学活动中表现出了考辨和仿效前代故事的自觉意识。61不论是新出土的简牍，还是传世史料等，文献形成与故事生成相辅相成，二者的联动关系值得继续探讨。

分析多民族语言文献背景下的故事生成与传播，是文化构建路向的重要研究内容。钟焓从《元典章》、柏朗嘉宾行记、拉施特《史集》、《选史———胜利之书》、《记述的装饰》等多元史料体系中，复原13－14世纪蒙古人祖先起源的故事。62邱轶皓讨论蒙古“共饮班朱泥河水”故事及其传播，认为处理多语种蒙古帝国史时，要在承认史书同时具有史料和文学二元性的前提下，尝试去剖析史料本身的多重层次。63张晓慧从“家史”书写角度，探讨影响元代蒙古人祖源故事形成与书写的因素。64多民族语言文献互证在故事生成中的特殊作用，体现出文化构建的方法论意义。

讨论故事的生成传播，传统的史源学是基础，与此同时，必须将故事放置到历史场景中，去揭示其“构建”的过程与原因。周金泰讨论西汉的许负故事，以此观察《史记》对文景之治的构建过程。65邱靖嘉等分析“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史源及其产生背景，强调应回到当时人的语境中，去探究故事产生的舆论环境及其涵义。66陆敏珍梳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脉络，特别指出在宋代士大夫政治氛围下故事的“发明”。67邓小南分析南宋政治运行中“泥马渡康王”故事的演变，揭示其构建背后“神道设教”的政治用意。68柯文追踪越王勾践故事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不同变体，呈现出故事文本与历史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69潘光哲通过“华盛顿与樱桃树”故事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观察美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的影响。70在此类研究中，故事所涉时段与性质不同，通过史源考察和语境分析将其“构建”脉络发掘出来却是一致的。

在文化构建的路向下，学者还从族源攀附角度揭示故事的意义。这明显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理论的影响。王明珂分析晚清以来藉由对黄帝的崇拜和故事讲述，以发挥其在国族构建中的作用，进而提出“攀附”的重要概念。71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统治者借助在族源上“攀附”黄帝的故事，实现政权的凝聚力建设和政治动员。72何玉红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在政治宣传和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统治者追溯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祖，表明五代十国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呈现出“历史溯源”的时代特色。73族源攀附和历史溯源，成为观察故事的新视角。

故事共享与政治认同的关系，是文化构建路向下的新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记忆等理论的启发。故事是构建国家认同的深层次力量，共享的故事和历史记忆是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原料。何玉红分析“汉唐观”形塑宋代国家认同的关系，认为宋、辽、金等政权从汉唐故事中寻求国家认同的历史资源，这为元明清以来的大一统“中国”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4现存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国史实的记叙，研究者认为藏文史籍中对中原王朝的故事记叙，是汉藏共创历史、共同历史书写的见证。75基于文献和事实的“共同书写的历史”，是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遗产。

挖掘故事产生的深层次思想根源，是文化构建路向下故事研究的必然要求。王赓武认为，当政局处于危急时刻，统治者以追溯往事的“好古”方式来处理当下的难题，用于建立新秩序的道德和政治信念。76蒲慕州认为，每一时代中的“尊古”论述，是为了说明所尊的“古”和现今的权威之间的关系。77赵汀阳提出“厚古”之说：对历史性的建构意味着邀请古代之彼时当代性再临当下，与此时之当代性相会，以便理解彼时之当代性如何预示或铺陈了此时之当代性，是为“述古以祭祖”。78如上认识，引领我们对故事的研究走向深入。

西方的故事研究案例有助于我们从中外比较中拓宽观察中国历史故事的视野，这是文化构建路向下的必由之路。在世界许多文化中，古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一切完美的象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即说：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是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79这与中国历史上以“复古为解放”的情形如出一辙。帕特里克·格里观察现代欧洲民族的“中世纪起源”问题，认为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的历史“是关于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盗用和篡改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名称和表述来创造现在和未来的故事。”80柯文《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分析塞尔维亚、巴勒斯坦等6个国家如何在危机中利用古老故事的作用，这种跨国界和跨文化的研究表明，人类讲故事的共通性超越了文化和地域的特性。81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必须对其他文化中类似的观念有所了解，始能对中国的尊古及好古传统有更客观的了解，也始能对此一议题提出具有世界性眼光及意义的看法。82故事研究中的中外比较，其意深焉！

借鉴集体记忆、文化传统等理论，对文化构建路向下的故事研究不无启发。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认为，过去的事实具有激励或警示世人的作用。83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称，传统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84霍布斯鲍姆称，“被发明的传统”采取参照旧形式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建立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以取得某种形式上的合法性。85在皮埃尔·诺拉看来，故事就是一个存储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86借助多维理论的烛照，期待能折射出中国故事的不同侧面。民俗学、文学传播等领域的成果，如《故事的歌手》《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等，87呈现出对故事的不同解读视角，同样是中国故事研究中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国内的学者新近在讨论故事的“法则”问题，让我们看到构建中国“故事学”的努力。88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故事研究中，如上法律分析、政治解释和文化构建三种路向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而是联系在一起互相补充。大体言之，法律分析的路向下，故事的内容多限于具体的律令制度层面，研究方法以文献考证为主，同时与法学概念相结合；政治解释路向下，前朝往事是故事的主要内容，研究侧重揭示故事与政治运行的互动关系；文化构建的路向下，凡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往事均是故事研究的对象，故事成为撬动对整体历史理解的支点，故事长时段的“叙述”“书写”“记忆”“传播”乃至“想象”“发明”等，渐成观察的焦点，格外引人注目。如上梳理的学术史表明，我们的故事研究从具体的法律制度起步，逐步延伸为解释政治运行中的涵义，再拓展到长时段和多学科来观察整体历史全貌。故事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观察视角越来越多元，认识也渐趋深入。在时下大力倡导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的学术潮流中，有效借鉴法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合理汲取集体记忆、政治认同、文学传播等理论，进而构建源自中国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故事”研究的话语体系，其学术前景相当广阔。

（本文原刊于2022年第6期·百廿校庆专刊）

注释如下：

1姚大力：《“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书城》2014年第6期。

2黄敏兰：《论中国古代故事现象的产生》，《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不成文法特征和功能》，《人文杂志》1992年第3期。

3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秦汉史论稿》，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

4李宜春：《汉代档案管理及其政治影响———“故事”新说》，《北京档案》1996年第7期。

5阎晓君：《两汉“故事”论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李沈阳：《西汉“故事”考论———兼及汉代治理国政的依据》，《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7［日］渡边信一郎著，张娜译：《东汉古典国制的建立———汉家故事和汉礼》，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5卷，中西书局，2017年。

8关于清末以来法律史中的故事研究脉络梳理，参见喻平：《论宋代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原道》第37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吕丽：《汉魏晋“故事”辩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9［日］守屋美都雄：《论“晋故事”》，［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0吕丽：《汉魏晋“故事”辩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汉魏晋的礼仪立法与礼仪故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故事与汉魏晋的法律———兼谈对于＜唐六典＞注和＜晋书·刑法志＞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

11张尚谦：《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2楼劲：《＜晋故事＞渊源、佚文与形态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第27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1年。

13李秀芳：《魏晋南北朝“故事”考述》，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余轩：《论晋朝的“故事”》，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姚周霞：《晋“故事”考》，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4霍存福：《唐故事惯例性论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

15李毅：《唐故事初探———从文献考索唐代的不成文法》，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唐故事与制敕之管见》，《渭南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16徐志卿：《唐故事为“不成文法”说质疑》，《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

17喻平：《论宋代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原道》第37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

18喻平：《宋代“故事”中的儒家法政思想》，《原道》第42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

19陈玺：《祖宗之名与故事之形———宋代诉讼惯例的运行、因革与法理》，《法制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6期。

20张德美：《宋代故事：一种遵循先例制度的考察》，《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1朱勇：《“祖制”的法律解读》，《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2蒋松妮：《＜南台旧闻＞“故事”所见御史职能》，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23张德美：《宋代故事：一种遵循先例制度的考察》，《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4方兢：《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政治作用》，《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5孙晓春、王磊宁：《圣王故事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1期。

26董家宁：《圣王故事与秦统治权威的建构———以秦始皇出巡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云冈学研究院：《“中古时期思想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7月3－5日。

27郭津嵩：《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

28刘凯：《从“南耕”到“东耕”：“宗周旧制”与“汉家故事”窥管———以周唐间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变化为视角》，《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9冯渝杰：《“辅汉”故事在中古的转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30李彦楠：《两汉行政故事的变迁》，《史林》2019年第4期。

31杨英：《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2［日］冈田和一郎撰，王璐译：《“汉魏故事”考》，《中国中古史集刊》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

33陈俊川：《故事与后赵建国》，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34何静苗：《前朝“故事”与李唐开国史之构建》，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3辑，三秦出版社，2021年。

35张长虹：《“河朔故事”：理解中晚唐河朔藩镇演变的钥匙》，《光明日报》2018年4月23日；秦中亮：《胙土封邦：河朔故事形成史论》，《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36王瑞来：《宋朝如何运用“故事”》，《文汇学人》2015年11月27日。

37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38缪喜平：《宋代科举试策中的三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9日；《三国故事与宋代政治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39王卓熙：《汉唐“故事”在宋代政治场域中运用析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40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1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

42张国庆：《＜辽史＞“故事”中的诸制流变》，《光明日报》2017年7月10日。

43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

44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45李华瑞：《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6闻轩轩：《“绍祖宗垂创之基”———艺祖情结与南宋初期政治》，《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

47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陈晔：《振祖制以行君道：南宋高宗朝转对制的重建与运行》，《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

48吴智和：《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

49郭厚安：《也谈明代的祖制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50田澍：《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

51周文臻：《论明代的祖宗之法》，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52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53谢嘉幸：《“史实”与“故事”的再辨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54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4年。

55刘宗迪：《古史、故事、瞽史》，《读书》2003年第1期；刘宗迪：《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论顾颉刚的古史观与民俗学之间的关系》，《合肥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王东杰：《“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56程浩：《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文物》2021年第9期。

57刘全志：《先秦话语中黄帝身份的衍生及相关文献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58孙少华：《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9吴咏絮：《儒家经典与“汉家故事”———汉代奏议中的二重倾向研究》，《安顺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60王晓骊：《政治目标的文学建构：北宋奏议的“先王”叙事及其话语策略》，《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61陈元锋：《“修故事”：宋人的制度考古意识与文学活动》，《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62钟焓：《中古时期蒙古人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63邱轶皓：《如何“进人”蒙古历史———两则与“共饮班朱泥河水”相并行的故事及其传播》，《文史》2019年第3辑。

64张晓慧：《元代蒙古人的祖源故事与“家史”书写》，《文史》2021年第1辑。

65周金泰：《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66邱靖嘉、蒲俊：《试析“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史源及其产生背景》，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67陆敏珍：《故事与发明故事：“半部论语治天下”考》，《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68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69［美］柯文著，董铁柱译：《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香港中华书局，2021年。

70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

71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

72赵永春：《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温拓：《多重层累历史与双重正统建构：宇文部、北周与契丹先世史叙述的考察》，《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苏航：《宇文氏祖炎帝考———补论西魏周制改革的历史意义》，《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73何玉红：《汉唐故事与五代十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74何玉红：《“汉唐观”形塑宋代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日。

75石硕、曾现江、黄博等：《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历史记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76王赓武：《中国之好古》，《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77蒲慕州：《先秦两汉的尊古思维与政治权威》，《历史与宗教之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78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1－17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670页。

80［美］帕特里克·格里著，吕昭、杨光译：《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81页。

81［美］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19页。

82蒲慕州：《先秦两汉的尊古思维与政治权威》，《历史与宗教之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24页。

8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84［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85［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

86［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87［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2006年；［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著，贾放译：《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华书局，2006年。

88施爱东：《故事法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