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龄少子化的政策与制度创新——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专家观点综述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15年是应对高龄少子化的关键阶段。从人口生育周期看，一代人口更替的重大趋势性变化需要大约10-15年，即使我国未来5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拐点，还会有10年的矫正期；未来10-15年，我国仍有条件保持4%-5%的经济增长。由此，调动更多财政资源、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社会资源等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仍比较大；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和解决高龄少子化及其所带来的潜在生产率下降问题，以及未富先老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指出，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窗口期、相对高龄化窗口期和填补老龄居家服务短板窗口期。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设立居家老龄服务局，开展老龄服务需求调查，开出老龄服务需求清单，形成居家老龄服务方案。国家和各级政府地方财政适度倾斜，多拿出一些资金支持老龄居家服务事业，在贷款、税收、土地、物资供给上予以优惠。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周玮生指出，日本过去的高龄少子化是中国将来要面临的问题。如果新生人口逐年减少，平均寿命延长，将会导致劳动人口减少，以及国家活力、创造力的下降。

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李实指出，我国的共同富裕包括老年人和孩子。要特别关注和解决农村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要更多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之前的阶段以及退休养老阶段。

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体制创新

迟福林指出，随着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城乡居民的生育行为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功利性生育意愿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家庭普遍重视生育、养育、教育质量，“三育成本”不断水涨船高，生得起养不起。总的来说，“三育成本”过高导致生不起的矛盾比较突出或者相当突出。要立足未来10年防止总和生育率继续下跌，加快出台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努力争取在2030-2035年左右使之回升至1.8的水平。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任颋指出，现在把很多的关注点放到三孩，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实现0到1的问题。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才会更有意愿生下一个孩子。这涉及到性别观、婚姻观、家庭观，也涉及到各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伙伴关系高级官员林菲指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投入是确保各国能够赢在未来的关键投入。针对生命最初3年大脑发展黄金时期进行儿童人力资本投入，最高回报率为7%-10%。提供高质量和可负担的托育服务，支持家庭全面发挥他们培育性照护的作用尤为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指出，最近10年左右出现了大量剩男剩女难以婚配的问题。建议开放非婚女子的生育政策，并调整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在机构招聘的环节，不要把学历门槛抬太高。把人才结构和教育结构着重点放在专科和职业教育上，对于解决婚配问题是有长远意义，也有利于节约教育资源。同时，生育社会政策尽量不用用指令性计划，要有一定的弹性。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体制创新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蒙古局局长李昌徽指出，全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以每十年增加两年的速度递增，工作至更高的年龄是寿命更长和实现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自然结果。老龄人口高就业率往往伴随着青年人高就业率，而退休年龄早的国家通常也会有青年人失业率高的问题。要为老龄工人提供专门的公共就业，包括安置、培训、辅导等一揽子服务，通过直接补贴和激励推进终生学习的制度。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强调，要高度重视老龄人口的价值，因为老年人还能为社会做出很多积极重要的贡献。要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会企业的活动当中。尤其是在老年人应用数字科技方面，要减少数字鸿沟对老年人造成的影响。

任颋认为，在新技术条件下，很多工作确实是可以调整的。年轻人可以更多去做创意性的工作，同时可以把更多的服务型的工作交给有能力、有体力的中老年人来做。可以考虑建设长者友好型的慢生活的城市社区环境，以满足人口结构对基础设施、社区软环境和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需求。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金维刚指出，要尽快推出延迟退休的政策，提高最低缴费年限，包括调整有关养老金计发的办法和病残津贴等，加强基金的预算管理。要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缴费的档次，通过政策来引导长缴、多缴；要在推进企业年金的发展上推出一些政策，打组合拳。尽快出台有关个人养老金制度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实行全流程免税的政策，并对群体的缴费实行一些补助。

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白晓红强调，要加强相关的立法，采取强制保险制度，建立老年照护服务体系的国家标准，建立医疗、护理、保险信息一体化的运营管理平台。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曹丰指出，要建立一个智能分析的系统，同时将家庭、医院、护理、基层、社区相连接，构成一个三级联动的城市健康平台，为老年人、为社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健康连续性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指出，目前国内主管养老服务制度和费用分担机制的政府部门处于长期分离的态势。基本养老服务是在民政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在医保局，需要将两个部门相关职能统一起来。

海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李永春建议，在老年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全日制大学，让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延续发挥作用。要建立老年健康标准和认证体系，重视解决老年照护的护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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