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谈历史2024年10月13日发布:寻找“基辛格”｜约翰·克里：致力于“宇宙问题”的执着沟通者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挥起了砸破中美坚冰的第一镐。50多年后，基辛格这个名字似乎已成为了“中国通”、“知华派”、中美间“桥梁”的代名词，当然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视角的争议。如今，斯人已去，中美关系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即使无法再回到过去，中美之间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样，坚持不懈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有识之士。或者说，中美关系越是艰难，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来努力维系中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不绝如缕。

基于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对谁可能成为“基辛格”进行开诚布公的探讨。也许，当下的中美两国间是否还能出现“基辛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抑或“寻找‘基辛格’”的探索和努力将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察和讨论中美关系的一个切入视角。我们也欢迎读者朋友加入这个讨论和思考，期待您在留言互动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视觉中国资料图

“每个美国人都会感谢拜登总统及其卓越的总统任期。”2024年7月22日，81岁的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已宣布退选的美国总统拜登的赞许，当然他并未对退选决定本身发表任何看法。

令人玩味的是，这距离克里上一次更新社交媒体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而在2024年，克里之前发布过的3条社交媒体帖子都是同一个主题：先后表达了对3位逝者的哀悼——卸任国会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前任国会众议员比尔·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以及波士顿红袜队前总经理拉里·卢基诺（Larry Lucchino）。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因为2024年大选选情持续紧绷，需要民主党阵营大佬们纷纷表态的话，克里大概会继续置身事外，只关注自己的老友和周遭的关系。

事实上，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卸任美国联邦政府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结束了40多年政治生涯的克里仍然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疾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我决定离开这份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任期结束了……我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可以与我选择的任何人合作，以帮助加速进程。”

要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克里很清楚成败的关键何在。正如他今年3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接受专访时再次对中美沟通合作重要性的强调：“我深信关系很重要，接触很重要。”

“克里前来报到”

“我是约翰·克里，我前来报到。”整整20年前的7月29日的晚上，这位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罕见地在自己的主场波士顿接受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侯选人提名。为了展现自身越战老兵的经历，特别是回应当时所谓“快艇老兵求真相”所引发的争议（编者注：当时一个名为“快艇老兵求真相”的美国越战老兵组织在电视上频频播放广告指责克里夸大越战战功以骗取勋章），克里特别选择了一开场的“报到”，以展现已准备好履行总统职责。

当时的克里在综合民调中仍然微幅领先在任总统小布什，与白宫宝座可谓一步之遥，攀至其政治生涯的最高点。虽然民主党输掉了这场选举，但克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给了一位当年在伊利诺伊州竞选参议员的年轻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全国舞台，让他发表主旨演讲。后来，这位年轻人不但顺利当选、成为克里的同事，而且在4年后帮助民主党重返白宫，他就是奥巴马。

也许还比不上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提携里根的重要意义（编注：1964年总统大选期间，里根代表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发表了名为《抉择时刻》的演讲，使自己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但作为奥巴马时代的前奏曲，克里在奥巴马自认为安抚好党内对手之后的第二任期获得了一个关键位置——出任国务卿。虽然早已无缘续写少年时代见过的肯尼迪总统的白宫之旅，但对于大学期间就公开演讲抨击美国越战政策、后来又长期在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任职的克里而言，这无疑可以被接受为政治生涯终点的最好安排。

克里宣誓就任国务卿。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克里似乎已经习惯于接受挑战，甚至是他自己曾经反对过的挑战。1966年，完成了耶鲁大学本科教育的克里，在以前往巴黎交流一年为由暂缓入伍的申请被拒之后，依然穿上军装，并在1968年末到1969年初被派往远东前线，直接参与了自己此前极力反对的越南战争。

虽然在战场的表现为他赢得了3紫心勋章、1枚银星勋章和1枚铜星勋章，但面对国内反战声浪的风起云涌，克里还是在1970年初申请提前6个月退役，随后积极投入到反战运动中。一年之后的4月，面对仍然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国会参议院进行了著名的富布莱特听证会，连续22场。

1971年4月22日，第8场听证，年轻的克里坐到了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席上。“我们要求美国人想一下这些问题：你怎么能让一个人成为在越南牺牲的最后一个人？你怎么能让一个人成为为错误牺牲的最后一个人？”通过电视等媒体的传播，这些在当时直抵人心的发问让克里一举成名。据说，当时在场的来自罗得岛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莱伯恩·佩尔（Claiborne Pell）不禁感叹：这小子将来应该来咱们这儿！

反战而参战、而后再反战，如此的峰回路转的确让克里遭遇了一些所谓“两面人”的负面评价。按照他自己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反战的越战老兵》（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里的说法，“我并不真正想卷入战争”，言外之意参战是对国家的责任使然。或者这未必是完全对立的“两面”，而是克里虽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但同样清楚要顺势而为，要懂得如何更有效地将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变成现实。

虽然立身于显赫的福布斯家庭，就1970年代完全不同于如今的美国政治环境而言，刚刚名声鹊起的克里还是需要更多历练。在1972年马萨诸塞州国会众议院第五选区竞选中，克里险胜，获得民主党提名，但最终仍然在保守民主党人参选搅局之下败给了共和党对手。随后的10年，克里转而深耕地方，回到学校深造提升自己、在电台做主播保持影响力、在马萨诸塞州地方从事法律实务，结识各种关系。直到1982年，克里抓住在任者不再连任的良机突出重围，当选了马萨诸塞州副州长；两年之后，在任国会参议员因身体原因不再连任，克里再次抓住了机会。

担任参议员时期的克里

国会山的生涯，让克里想到了少年偶像肯尼迪；1988年他曾辅佐两年的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代表民主党角逐白宫，更是让克里的期待值倍增。但毫无疑问，2004年总统大选的惜败终结了克里走过宾夕法尼亚大街（编者注：连接国会大厦与白宫的街道）的计划，他需要一个新的目标。

据其在2018年出版的回忆录《每一天都是额外的》（Every Day is Extra）里的说法，克里对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作为所在社区首位环保志愿者的母亲的言传身教。其次就是他1970年退役回国后参加过的4月22日“地球日”（Earth Day）活动，那时他看到了很多环保组织反对尼克松政府相关做法时爆发出的政治能量。非常凑巧的是，克里参加的“地球日”恰恰是在当时环保主义运动兴起背景下的首个“地球日”。由此可见，初涉政治的克里，除了反战之外，在当时接触到的新事务就是环保议题，这也塑造了克里自身的政治偏好。按照克里自己的总结，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他持续关注最多的议题应该就是环境保护了。

2009年，第111届国会开幕，告别白宫赛道后的克里首次面对民主党同时占据白宫和国会两院的“一致政府”的华府局面。克里自己评估认为，是时候可以将多年来关于气候变化的工作转变为冲破国会僵局的切实努力，来解决一下这个星球真正面对的问题。4年之后的2013年，离开国会山的克里继续将这些议程带到了美国国务院。在其坐镇雾谷（编者注：美国国务院所在地）的4年中，最为重要的成就当属巴黎气候协定与伊朗核协议，前者极为充分地展现出中美合作的关键世界意义。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闭幕之际向新闻界发表讲话。

2021年，经过了心情复杂的4年，克里再次迎来了延续乃至重建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气候变化议程的机会，出任拜登政府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这次3年多的工作，克里延续了与中方的密切沟通，并随着2023年11月15日中美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而迎来了高光时刻，铸定了克里气候外交的关键遗产。

“宇宙问题”

约翰·福布斯·克里，1943年12月11日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父亲理查德·约翰·克里（Richard John Kerry）曾为职业外交官，母亲罗斯玛丽·福布斯（Rosemary Forbes）则来自福布斯家族。从公开信息看，罗斯玛丽的祖父，也就是克里的曾外祖父弗朗西斯·布莱克维尔·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在旅居欧洲之前曾在华经商20多年，可谓是生意兴隆，还曾创办过上海乡村俱乐部（Shanghai Country Club）。1879年10月22日，弗朗西斯在上海迎来了他第二个儿子，也就是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James Grant Forbes）。这位福布斯后来成为家族的荣耀，成功地经营着波士顿与上海之间的贸易。

这些家族故事，或许多少也影响着克里关于那个东方大国的最初印象。作为国会参议员，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多次年度投票，克里都表示了支持。甚至在1994年秋天，国会参议员克里还曾率领马萨诸塞州企业高管代表团访华，希望开拓中国巨大且利润丰厚的潜在消费市场。2000年9月，国会两院投票表决编号为H.R.4444的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克里也成为83位投赞成票的国会参议员之一。新世纪初，克里在国会参议院多次就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法投下了反对票。当然，在经贸等合作领域上采取务实态度的同时，克里也曾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公开支持时任总统克林顿的相关局势部署，展现出在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上一定的强硬。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克里阵营的官方竞选网站曾推出了涵盖基本内容的中文版网页，凸显了克里对华裔群体的关注乃至重视。现在回看，在总统竞选层次可以这么操作，前无古人，也不确定会否后有来者。

2013年到2016年期间曾经9次访华的纪录，让克里成为了中美建交以来在任上访华次数最多的国务卿。2021年4月14日，克里到访上海，是拜登政府就位以来在任高级别官员的首次访华。

今年3月1日，已出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的奥巴马政府期间的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主持了与老同事克里的一场公开对话。在活动开始，克里在主题发言中提出，“（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这就是我能够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因。因为这不是双边关系，而是宇宙问题，事关整个星球。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如果我们（两国）不采取行动，怎么能要求别国行动呢？”

随后的对话环节当中，弗罗曼还是提到了所有人都关心的中美关系。他特意问克里：“这是两国竞争激烈、冲突频发、危机频发的时期。气候问题能与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很好地区分开来吗？我们能开展多少合作？潜力有多大？”

克里显然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于是做了比较长的回答。他坦言：“如果我们没有让中国参与进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幸运的是，我一开始就与解振华（编者注：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建立了大概20年的关系。我们在许多缔约方会议上会面。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甚至偶尔在擦肩而过时会面。……我深信关系很重要，接触很重要……即使在看起来最暗淡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一个可以沟通的渠道，否则就将错过避免灾难的任何机会。因而，我必须说服政府中的一些人，我们确实需要与中国沟通合作。”

2023年，克里访华，会见时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2013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提出并讨论了一个新词，即“克里主义”（The Kerry Doctrine）。这位曾在2004年出版过题为《天职苦旅：约翰·克里与越南战争》（Tour of Duty: John Kerry and the Vietnam War）因而对其本人较为熟悉的学者，将所谓“克里主义”的内核总结为“面对面的高层外交可以解决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进而认为“克里主义”是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或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们所代表的外交传统的延续。依照如此界定，“克里主义”无疑也是克里在担任气候变化特使时推动工作的核心逻辑。或者说，执着于外交，坚持接触、对话与沟通，以此来寻找共识与合作的可能性，以此来避免最糟糕的可能性。这是克里的总结，也应该是当前中美两国互动可以借鉴的经验。

克里与基辛格

2023年1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博士离世。3天之后，克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称，“1938年8月20日，年仅15岁的亨利·基辛格随家人逃离了纳粹德国以及他曾唯一经历过的生活。几周后，他们抵达纽约市，从此开启了一段只在美国才可能发生的故事。他参加了二战和阿登战役，并被授予铜星勋章；他从学术界崛起，跻身于华盛顿最高决策圈，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当我从越南战争回来时，身为国务卿的基辛格与我简直是两个世界。后来，我成为了国会参议员和国务卿，随着生活回转，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坚定的观点和视角。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们努力寻找共同点。我很感激我们之间的对话。特蕾莎和我对他家人深表同情。”

必须看到，克里与基辛格原本就存在很多不同点，更何况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不同的美国、不同的中国、不同的中美关系。我们追忆基辛格，事实上追忆的是中美老一辈领导人当年打破两国隔绝对抗坚冰，实现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进而翻开中美关系新篇章的非凡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追忆之余，我们所希望的是，当前美国各界有识之士可以有同样的历史智慧、理性认知与务实态度，从对彼此的切实利益与全球的长远福祉出发，来继续维护好两国关系。

虽然克里本人曾多次公开表示，他将继续与私营部门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也将回到耶鲁大学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这些完全有可能继续涉及并丰富中美合作，但他本人会否如基辛格在世时那样频繁访华，外界难以猜测，甚至没有能够让我们做出这种判断的任何迹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克里在中美互动当中特别是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当中展现出的对于两国接触沟通的极为珍视，以及对于两国合作共赢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充分认识，显然具有极强的榜样价值。毫无疑问，华盛顿如果有更多的人认同克里、效仿克里，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更为稳定、面对更好的未来，向着更为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方向持续发展。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