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都市报2024年10月12日发布:专访中国社科院张晓晶：金融强国，首先是金融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能力要强

更重要的是，金融强国的提出突出了金融的主动性、引领性作用。我们经常讲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金融是“附着”在实体经济之上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在哪里，金融就需要跟到哪里。这个理解当然并没有错，但恐怕还不够，因为金融还有其能动性。金融强国强调的是，金融能够为强国建设以及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金融的定位已经不是简单地跟随，而是要发挥主动性、引领性的作用，助力强国建设。

“经济强，金融强”，一个潜在的推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完成，金融自然就变强了，金融强国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事实上，我们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地位出现了错配，我们GDP排名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我们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但金融实力并没有处于世界第二。所以，金融要努力追赶上去，金融本身要变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话语权。在此基础上，金融本身还可以为强国建设出力，而不是坐享强国建设的成果。

《21世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农业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等强国，如何看待金融强国和前述强国之间的关系？

张晓晶：一方面，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农业强国等是实体经济层面的强国目标，但这些强国建设都需要金融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金融强国的“强”，首先体现为金融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能力强。因为科技自立自强是强国的首要标志，强国最重要的是科技强，军事、外交、制造、农业等方面的强大都需要科技支撑。

总体来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强，我们金融相对弱一些，所以要加强金融强国建设。但同时，实体经济的“强”距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差距，这个距离的缩短要靠金融来助力。

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不同

《21世纪》：金融强国具备哪些基本特征？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和其他金融强国有何异同？

张晓晶：从历史上看，可以称得上是金融强国的大概只有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金融强国（以美国为例）一般具备以下基本特征：首先，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本国的国家信用将会成为全球信用，它可以通过无论是发币还是发债，来动员全球资源“为其所用”。

比如美元可在全球流通，相当于向全球征收铸币税；而美国发行的美国国债，向全球提供安全资产，很多国家都会持有。更进一步，一国货币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其货币政策也将影响到全世界，其央行也会成为准全球央行。

二是掌握金融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国际支付中使用范围最广、结算资金量最大的通讯系统是SWIFT，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美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通讯系统。美国可以通过操纵SWIFT系统来对一家银行甚至一个国家进行金融制裁，比如美国把俄罗斯主要的银行都剔除出SWIFT，给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出口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三是拥有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四是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有足够的话语权。比如在IMF、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拥有发言权，主导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一个国家就掌握了全球金融的“总开关”，可以整合配置全球金融资源。

英国成为金融强国时，它的对外净投资及相关的收益都非常高。美国成为金融强国时，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也非常大，但流入美国的资本规模更大。实际上，美国是以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来体现它金融强国的地位，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国国债大量发行并被国外所持有，恰恰体现了作为金融强国，美国正在以其国家信用在动员全球资源。

我们建设金融强国，需要综合考虑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我们金融强国的建设会和英美有明显区别，集中体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八个坚持”，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金融治理，既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也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和西方金融以资本为中心的取向存在根本区别。在西方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以资本、利润为中心，侧重对富人、大企业的服务，但由此也带来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有别于西方金融，中国特色金融是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大众的金融。这要求我们着力提升金融的普惠性与包容性，使金融服务触达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其中“普惠性”是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我们历来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相比于其他国家，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因为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并不怎么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它们认为金融是可以独立运行的。

《21世纪》：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曾经一度超过8%，甚至比一些西方国家还高，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如何看待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张晓晶：金融业增加值相当于金融业从实体经济分出来一部分利润。对于金融业而言，这是收入；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这是成本。当然，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其本身是有价值有贡献的，从实体经济获取收入有其合理性。但如果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意味着实体企业的负担过重，因此国内外普遍认为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过高不好。

如果按照现有的统计指标看，我们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确实偏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金融业增加值核算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较高的金融业增加值尚未充分考虑潜在风险和潜在损失。国际上一般根据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频率平滑年度增加值，即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核算金融业增加值要充分考虑潜在风险。

需要一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思想启蒙

《21世纪》：中国距离金融强国还有哪些差距？未来如何更好地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张晓晶：我们现在离金融强国差距还比较大，尤其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的水平还有待提高。金融强国首先要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因为科技强国是强国的根基。

对科技创新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跨越“死亡之谷”；对金融体系而言，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识别风险、进行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但我们科技金融存在一些“软肋”，尤其是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能力不足，这也是金融对科技创新支持不足的根本原因。

这一方面与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有关，涉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和服务等；另一方面也与金融资源的风险定价与合理配置受到政府的干预有关。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包括风险配置是后发赶超经济体的典型特征，比如信贷配给、隐性担保、刚性兑付、政府兜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风险定价扭曲和金融（信贷）资源误配置。

过去我们判断科技创新用传统思维，即现在是所有过去（历史）累积的结果。传统思维下，我们对科创企业的要求往往比较苛刻，比如银行需要抵押，上市门槛包含营业收入、利润要求以及行业平均市值或平均PE等。但真正的、颠覆性的科创企业可能没有足够长的历史，也没有可参照的同行，因此需要增强对科技创新企业评价标准的包容度。未来几页PPT（“轻资产”）可以获得融资不能当作笑话，因为这是基于未来预期而非过去业绩的投资，应该认识到现代金融新思维的特点。

在现代金融思维下，现在是未来的资本化（贴现），也就是说，一定会有预期、有贴现，犹如“上帝之眼”在“未来”看我们。当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必然包含着对科技创新未来的预期。通过未来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知晓科创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基于工业经济形成的传统思维，需要一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思想启蒙”。

《21世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建设金融强国的联系是什么？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主要政策落点有哪些？

张晓晶：从规模上看，我们金融业很多指标都处于世界前列，比如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二，银行业资产世界第一，但从效益来看就要差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大而不强，因此要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

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塑造中国金融成长、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金融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体现在“量”的方面，即规模扩张，更应体现在“质”的方面，即效能提升。未来要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充分发挥金融在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上的功能，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强化金融监管，增强金融体系韧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安全。

《21世纪》：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同时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张晓晶：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涉及很多方面，但能够保障金融安全是最基础的要求。如果自身的金融安全都保障不了，还何谈金融强国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统筹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底线要求和根本遵循。无论是建设金融强国，还是保障金融安全，根本上是要靠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

一是补齐金融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支付清算体系，面对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加快推进支付结算手段的多元化；加快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维护国家数据安全。

二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强与金融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张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金融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各国金融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后发国家被中心国家主导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这将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扰了后发国家金融发展的自主性。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一方面瞄准硬核技术，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另一方面瞄准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通用人工智能、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字货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提升中国在金融与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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