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送第33届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公示：数字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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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王晨佳， 陆 航

( 西北大学 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27；

西安外国语大学 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数字技术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国际传播的格局、场景、内容和途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时代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问题包括：文化传播失衡、大众话语匮乏、话语误读误传、学术话语说服力不足，以及学术话语逆差等。针对数字时代话语传播的底层基础和深层次内容问题，其应对的策略有：突破“ 自我塑造”“他者塑造”的单向路径，转向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一体两翼，内容构建和 国际传播融合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传播影响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22)05 －0167 －10

收稿日期：2022－04－29 DOI： 10．15983／j．cnki．sxss．2022．09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文本挖掘的中国政治话语国际传播研究”(18AYY006)；陕西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文化视角下‘一带一路’话语转换的原因、挑战及策略研究”(21JT038)

作者简介： 王晨佳，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中心研究员；陆航，男，陕西咸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随着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益蓬勃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增强现实、5G、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主流技术相互促进，并应用于高端制造业，极大地推动了新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 。当前中国已经跃升为数字经济第二大国，数字技术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内的应用不断拓宽加深。迈入数字时代的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作为软实力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也是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逐渐被认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实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弯道超车”。中国国际话语传播体系与权力分布高度联系，其背后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竞争和文明体系碰撞的深层次博弈，而数字技术不仅变革了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手段、创造出复合多元的传播场景、产生纷呈各异的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数字时代为话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色互动反转创造了条件，传受双方的参与作用得到空前加强，成为信息的“共同创造者”以及“共享者”，促进内容构建和对外传播的相互融合。

面向国际的中国话语不仅包括古代中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丰富历史底蕴及内涵，还包括逻辑完美内洽且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表达和中国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用“ 中国理论”阐释“ 中国道路”，用“ 中国道路”阐明“ 中国奇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国发展的经验总结，共同形成了中国话语的现代内涵。

一、数字时代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国际传播进入了新的时代，对国际传播形成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

(一)冲击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

罗伯特 · 萨缪尔森曾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传播技术进步和提高不同国家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也可能成为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有着很大争议的过程[2] 。“全球化带来全球文化传播的失衡，造成单一支配文化的出口以及多元文化和多元语境的削弱。”[3] 如美国六大跨国传媒企业受众遍及全球，涵盖电影、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主题公园、音乐、出版、户外广告、游戏软件乃至商业性体育比赛等诸多领域[4]39－42 。进入数字时代后最新的信息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海量内容，突破传统传播平台限制，汇聚数以亿计的用户，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巨大的影响 。如油管( YouTube ) 等音视频网站，脸书( FaceBook) 、推特等以自媒体为主要传播形式的社交媒介，它们均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方式之一 。伴随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带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其数字经济实力与国际流行文化传播体系的互动交融，使自媒体为主的社交媒体和网站某种程度成为了国际传播的工具和场所。

(二)重塑传播场景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字平台逐渐成为互联网传播的基础设施的底层配置[5] 。微信、抖音国际版受到海外民众的欢迎，这些都表明自媒体为核心的传播在不同维度上重塑甚至重构着国际传播 。数字技术在重塑中国话语传播场景的同时，也通过大数据算法和推送，改变全球信息传播的复合场景 。有学者以英、美、印度、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 6 个国家 9 个月时间的 5 亿条推特信息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美国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其他国家的兴趣话题并加以报道，而印度感兴趣的话题是其他国家兴趣最小的话题[6]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平台内部暗含的算法是双刃剑，在急剧扩大信息 传播覆盖范围的同时，也急剧扩大了国际间信息传递的不平等。

(三)重构传播内容与途径

自媒体意味着人人皆是信息的构建者、传播者以及接收者，通过留言评论等互动，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和再造，自媒体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传播的主要模式和趋势。自媒体用户运用源于生活的素材细节，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表达观点、传情达意，更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这种为底层和草根赋权的方式更易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 。如将平凡生活作为主题的中国“ 网红”，利用自媒体平台传播自创的短视频，使接受者有了更强的心理接近性，使网络内容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化、多价值观的“ 复调传 播”趋势[7] 。比如李子柒的自媒体平台油管( YouTube ) 中文频道订阅数量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①其内容以普通人家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为内容，表现恬淡静好的乡间生活，引发大量海外观众的喜爱与共鸣。

① 2021 年 2 月 2 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发博时，李子柒油管( YouTube ) 订阅数已经涨到了 1 420 万。

以上数字技术带来传播格局、场景、内容、途径方面的变化，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二、数字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中的问题

( 一 ) 数字技术加剧权力分布不均，引起传播失衡

话语本身涵盖了非常独特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现状。关于“话语”的研究最早出现在语言学领域，西方学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话语权”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福柯作为理论奠基人，将思 想意识、社会阶级、政治、经济等作为权力的不同侧面提出“话语权”的概念 。他对于权力的诠释更为 复杂和广泛，深入到生活微观的方方面面[ 8 ] 528 。他认为人们清晰地知晓自己没有讲所有话语的权力，必须要分场合进行言说，不可能随心所欲，畅所欲言。[ 9] 。福柯的话语只包含那些带有功能、欲望指向、与“制度”相联系的言语[ 10] 83 －87 。脱离这种宏观叙事，具体到微观权力层面，个体在历史中的生存 境遇和背景，形成了一个“ 微观政治权力”体系 。在“ 微观政治权力”体系中话语者的权力、地位、身份、人际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和决定说不说、说什么、怎么说 。因此，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会被映射于 语言，以机制化的方式渗透到话语使用之中，并且体现受众对话语的理解和接受。

数字时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布局，已经通过政府—产业—媒体三位一体的大规模传播，将其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广布全球 。反观中国的流行文化、大众话语传播却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近年基于网络小说改编拍摄的影视剧作品虽然在韩国、泰国、越南、缅甸等东亚文化圈内影响广泛，但是许多流行话语的传播却在国际其他地域遇冷 。再比如2019年美国因数据安全问题要求抖音出席国会听证会[ 11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推特公司删除超过 17 万个中国的账号，因其内容“传播有利于中国的 地缘政治内容”，违背了所谓的推特的平台政策。这两个分别针对中国社交平台和美国社交平台的行动从不同角度体现出社交媒体平台背后的国家权力和意识，以及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

( 二) 作为底层基础的大众话语匮乏

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传播知识的互动中，其发展已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 。然而时至 今日，中西方仍因习惯、态度的隔阂产生文化冲突及误解[ 12] 。如长久已有的“ 叩头”“关系”及近年来 的“社畜”“打工人”“还款人”“土豪”“大妈”等等词语，有些被牛津词典列入候选名单甚至被收录，但它们并没有如实而全面地反映出中国的真实社会样态，反而映射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冲击下浮躁不安的社会风气。这种非主流的语词在目的语文化背景缺失的情况下简单而生硬地进入到英语体系之中，易形成某种思维定式并演化为成见与偏见。在数字时代当海量互联网内容快速传播时，这些词语被反复谈及，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不断传播符号暴力，一旦这些带有负面含义的语词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其负面影响也更大。因此需要有目标、有引导地打造更多积极正面的中国现代文化符号并进行传播，弥补大众话语不足的状况。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大学演讲时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领域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13] 。这段话为新时代中华文化内涵的自我挖掘和阐释提供了重要的语境来源和 背景依据，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天人合一 的价值理念，和而不同、共荣共生的中国文化价值应该进一 步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得到创造性生发以体现中国气质和品格。

( 三) 话语表达混淆引起误解

作为大众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引用话语因其阐释不全、背景陈述不足，导致表达混淆。比如“ 民主”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代表的“德先生”被引入中国，是典型的引进话语。对于民主的理解，大多如费正清《新中国史》等西方大学里广泛采用的历史教材的描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基本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官僚和士大夫受儒学影响，固步自封，拒绝改革开放；认为中国人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崇尚权威，没有民主和自由，儒家“三纲五常”的准则教育人们服从权威。这种观点 说明了西方学术界对于儒学民主的解读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混淆了公众对于民主的全面解读。儒学思想蕴含着民主的方面，反对暴政、要维护民众权益，有参政问政精神，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精神等，这些都说明“ 民主纯系舶来品”的认知不当。2021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14]由此可见，需要厘清不同社会制 度和历史背景下生出的话语内涵，避免误读误达。

(四) 学术话语对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不足

习近平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所以，我们的学术话语应该总结凝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表达和中国发展的经验总结 。如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学界基本逻辑主线如下：对外融入国际分工，通过比较优势实现价值链攀升；对内通过所有制多元化、产权保护、分权机制等市场制度释放生产力 。但是在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和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依旧蓬勃增长，这个逻辑很难用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 。路风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单向线性逻辑的缺陷，在于认为产出永远与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紧密关联 。但实际上开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 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是不同的经济变量进入“正反馈”互动的阶段[16] 。中国有别于其他经常比较分析的对象—发展中国家样本金砖四国( 甚至经济界一度在探讨和忧虑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谈论蛙跳路径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其本质性差别在于中国的大国基础结构，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已经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全方位的组织权力网络，这确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开启工业化进程，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独立自主以及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不断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使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 16] 。但是以上观点依然缺乏足够充分的研讨与论证。

再如通过中国特有的企业生产组织来讲述中国故事，会发现中国经济成长中企业生产的组织过程有别于比如日本丰田制、美国的硅谷创新的主流管理学的案例。中国企业发展与体制创新得益源于综合所有制的优势：劳动力( 民营企业的人力优势) 、资金( 外企的直接投资) 和技术( 国企具备的研发和技术优势) 等各自的要素资源禀赋，共同推动中国的企业创新[ 17]。但学界对此理论研究需进一步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主体即企业的管理范式变迁，解释清楚国内外经济发展中相通之处，使中国故事的脉络逻辑具备“共识”基础，这样才能令人信服。

( 五) 传统学术话语中的“逆差”

1905 年中国流传千余年的人才科举制被废除，中国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8]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受西方影响，理工应用学科如此，人文社科体系也受到了西方影响。许多人文社科专业一版再版的教材和经典参考著作都译自西方，其中的分析范式和方法、专业术语进入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存在着大量的“话语逆差”现象。古代中西方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在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上 差异较大，助推了这种逆差的形成 。“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六艺，和“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学六艺，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石。而西方七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文法、修辞、辩证法 逻辑，则被古希腊哲学家视为核心学科，这些科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西方教育体系，成为制式的课程，为欧洲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 。七艺数理、文法等概念引导的逻辑原理体现出明确的理性思维，而大、小六艺由于得不到几何、代数、天文、逻辑等学科的工具支撑，因此，建立纯粹知识范式的 理性基础较弱。基于以上历史原因，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差，其学术语言的影响力也相对不足。

数字时代对于学术话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研究的传播需结合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现状，因为数字技术推动下的许多现实问题体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性，需要做好学术话语的理论建设研究，扭转学术话语“逆差”的局面，在竞争中占领先机。

三、创新数字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路径

数字经济在国际传播多个方面( 格局、场景、内容、途径等) 造成巨大影响，中国在经济转型和融入 全球化过程中积极进行角色转换，既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也有了优先关注某些国际问题的诉求。我们必须通过构建大众话语与学术话语一体两翼，立足于全球化的数字时代、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创新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路径。

(一 )“ 自我塑造”与“他者塑造”

1．传承本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夯实大众话语基础

第一层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符号和日常话语的高度提炼。如仁、义、礼、智、信等话语 穿越千年，时至今日都保留其生命力，并进入全球话语体系。道、功夫、阴阳、风水等极具中国特色的 文化符号，也通过类似的译介途径，成功地进入世界话语词汇表。日常话语中大量的成语，如雪泥鸿爪、胸有成竹、沧海一粟、水落石出等，皆十分传神，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第二层面源于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凝练出的词汇。这个层面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对原著的整体思想和智慧进行提炼和浓缩，与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对原文进行创造性改造，形成创新思路和话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曾经进行过话语的深度提炼式翻译，结合当时的社会变革背景，赋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为广泛的含义和生命，这 8 个字具有强烈的再创作色彩，时至今日依然广为使用。二是将原作中的概念引入中国，特别是在国内缺乏与之对等词汇的情况下( 基于历史演进、社会发展等原因) ，大胆制造新字词、新术语，构建了独立于原著但又符合中国社会应用场景的新概念 。如将evolution译为“天演”、utopia 译为“乌托邦”、logic 译为“逻辑”等等，而这些概念随着西方学术理论体系的引进，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文化传播平衡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要辨别封建文化落后的糟粕，将之与有旺盛生命力、与时俱进、代表人民群众的东西划清界限，开启文化对外开放的大门[20] 183 。它从国家战略高度上解决了现代与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之争，指明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的切入点和路径。特别是面临海外文化的冲击，我们要坚持文化开放原则，这对数字时代“ 自我塑造”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文化产业天然蕴含一国的文化特点及文化基因，并伴随着每一次交易完成价值观传递和精神层面的共享 。搭载国际化和数字化的双重轨道 ，文化产业是我国话语对外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 ，其中法国文化产业政策对于当地传统文化建筑遗址的大力保护和开发 ，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优良实践案例。在本土民族文化获得大众认同的基础上大力保护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和开发，把最有地区和民族代表性的文化资源提炼转化，通过市场经济逻辑、借助互联网流量实现推广，是话语自我塑造的有效途径。

然而我们在“自我塑造”尝试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化走出去存在“表面化”问题，缺乏投射能力和支撑能力，必须提炼出代表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符号，避免传而不通、通而不远，这需要“他塑”和“共塑”合力实现。

3 ．“一带一路”话语转换下的“他塑”

2013 年 9 月、10 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 议即“一带一路”倡议。最初“一带一路”术语在对外翻译表述时几经更改，造成海外媒体对于“一带 一路”的新闻报道较少，造成当地人民对“一带一路”认识不够全面 。随着“一带一路”提升沿线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并产生经济发展红利，沿线民众逐渐意识到“一带一路”与自己的利益、福祉息息相关，开始接受和欢迎“一带一路”的建设，并积极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基此，在数字时 代，中国要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利用数字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实施，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深化我国与东盟、欧盟等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数字经济开放新格局。[21]

“他塑”过程中需要被塑造方、塑造方等相关主体的彼此了解、共同参与，单一视角难免囿于经济利益、自身立场的束缚，形成成见甚至是偏见 。对于一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尝试从受众群体 的角度，转换角色，使用国外学者和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问题、创新中国故事的对外话表述方式，让国外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从而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

( 二) 话语构建与传播互相融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构建要与对外传播合二为一，因为受众不是被动接受、吸收和消化者，而是内容共造者和积极的参与者。话语对外传播过程不仅仅是孤立的行为或者事件，不仅仅要呈现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打动受众并最终影响目标文化。对外传播也要不断接受目标文化的反馈，才能完善其传播效果。随着进入数字时代，受众的参与程度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们积极进行“解码”，参与话语共同构建，成为信 息的“共同创造者”以及“共享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诸多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创新性标识概念和理念，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叙事，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重构全球话语体系作出巨大贡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植根于中国实践的创新理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形成连接中西、融通中外、面向未来的话语核心。

1．求同存异的大众传播是必由之路

话语与“力量”和“权力”天然高度相关，话语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均匀分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步入数字时代的我们越来越相互关联，进入到跨文化的生存圈 。我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更自由、更迅速、更便捷地切换中国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场景。数字时代将地球村的政治、经济、文化、 信仰都关联在一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数字互联网时代交流更频繁、更深入，由此会更频繁地形成文化张力和冲突。话语伦理可以平衡话语现实沟通中的权力和关系，言说者要准确地、有策略地表情达意，作为听者要公正判断，避免误读 。进而言之，寻求认同是实现话语互动者的真正平等交流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需要培养与提高全民素养，改变公众话语资源不对称分布的局面。与此同时，强调言说者的修辞伦理以提高交流的效率。言说者不应出于驳倒对方的目的对其观点加以“误听”和“误解”，不应曲解地去倾听对方的意见① 。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公众用“认同”取代“劝说”，传播者需要通过共情和换位思考来实现交流，使得接受者认同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表达方式，通过适配和顺应，达到一种同中有异的状态。在话语全球传播的数字时代，中国故事的讲述除了进行宏大叙事之外还需要下探到分众而流动的轻量化叙事语态，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聆听者和再编织者之间的议程调和一致，达成中国故事讲述的目标[22] 。用平民化、低语境的文化视角，通过社交媒体的平凡叙事来阐释和表达中国故事。

① 布斯这一观点和哈贝马斯的目的性行动与旨在达成理解和公式的交流行动异曲同工。

2．自主包容的学术话语是重要内容

世界各国的受众，不论肤色长相、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等方面如何不同，其对自然、对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态度或看法 。这种相同或近似之处，使得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了“共同经验”，形成了一些共识。近代西方外来知识大量涌入，冲击着传统中国知识体系，陈寅恪曾说过“ 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在输入外来学说的同时保留本民族之地位 [23] 。面临学术话语薄弱和话语逆差的问题，我们要在学术话语国际化过程中获得先进理念，结合国内学术的实际情况自我发展。

中国学者要将中华文化内核和精神作为价值支撑和话语来源，构建本国学术话语体系。比如经济学被认为是“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古人这些认识体现出民生为本的厚生、惠民的人本特征。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些，还要关注“轻重之术”等，轻重之术包括“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在内的平抑物价和调节经济之术①[24]。除了平抑物价的调节手段这类常见的发展经济、扼制垄断的方式，中国历史上也出台过打击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法律措施。将国家综合调控和市场自发调节有机结合，这是古代中国对于经济学的不可小觑的贡献，是政治经济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理论渊源 。随着国家实力增强，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结合点需要被深入挖掘，形成独立的中国人文学科的理论体系。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有理有据、自信从容地大胆发声。

① 例如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平准政策：“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西汉宣帝五凤四年“ (耿) 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 平仓 。便民之”。(见《汉书 ·食货志》) 这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 和看得见的手(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相结合的典范。

由中国的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在国际学术的语境和场景下要重视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在新的征程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也给囿于学术话语薄弱造成的传而不通的传播状况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方向和方案指导。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

在全球多元文化和多边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符合人类共同命运的国际话语体系有待重塑，相应的国际组织亦亟待建立。丰富深邃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体现出兼收并蓄的高度包容性，这种开放的品质，可以融和异域文化[25] 。“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可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胸怀和途径得以实现。

世界格局风云变化，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天下大同”倡导包容个体间的差异，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共同价值。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每个人的命运与地球的资源、气候、国际关系息息相关，人与人之间更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 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是地球的居民，命运 休戚与共，理应平等交流和对话 。布伯认为，对话是“人与人的相遇”，是传受双方的实时互动。在沟通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替对方着想[26]20－46。因此亟须打造基于理念共识和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话语。

四、结 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对话是中国文明价值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对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国当代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升华的最好阐释和解读 。对话者存在的价值，体现在保持自我、表达自我的离心力量，以及满足与人沟通互动、实 现共鸣的向心力量 。交流对话的过程就是对话者在离心和向心双向推动之下不断互换角色的过程。通过不断表达厘清自我的本质和价值，又通过不断沟通加强对外联系，在这个互动中通过互鉴为自身的完善来反思、重构、更新和发展提供参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体系 。推动人与人的融合共通，以共通共情化解文明冲突，以文明对话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

《荀子·劝学》有云“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数字时代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创造了登 高、顺风的条件，为我们提供了善假的技术加持之“物”。只有在数字时代进一步夯实大众话语的基础，凝炼学术话语，建立起匹配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对外话语传播机制，才能树立完整、真实的国家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 2022(2) .

[2] 张世鹏, 殷叙彝.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3] 李希光, 周庆安. 软力量与全球传播[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 张国庆. 媒体话语权—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 沈国麟. 全球平台传播: 分发、把关和规制[J]. 现代传播, 2021(1) .

[6] WILKINSON D, THELWALL M. Trending Twitter Topics in Englis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8(63).

[7] 李思明. 以中国为主题的“网红”国际传播现状与态势分析[J] . 对外传播, 2021(2).

[8] 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9] 朱振明.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J]. 现代传播, 2018(9).

[10] 吴猛.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D] .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11] TikTok将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讨论青少年保护问题[EB/OL]. 财新网, 2021 - 10 - 20. http: ∥www. caixin. com/2021 - 10 - 20/10178900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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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敏]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in Digital Times

WANG Chen-jia, LU Ha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Center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CIRS at XISU Research Center for Silk Road and Erasian Civilizatio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Shaanxi)

Abstract:The progress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promo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pattern scene content and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the digital era include: unbalanc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ck of public discourse misreading and misinformation of introduced discourse insufficient persuasiveness of academic discourse and deficit of academic discourse.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bottom foundation and essential content i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re followed: shifting from the one-way path of “Self Building” and “The Other Building” to integrating public discourse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ombining content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the persuasiveness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Chinese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ublic discourse; academic discours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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