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馆不是“国宾馆”

管理馆舍的官员，周称掌讶（讶意为迎接），秦称典客，承担着教礼之责——诸侯朝拜天子前，在馆舍换衣服，即“服朝服，各执瑞玉”，朝拜后“诸侯公卿皆就馆见之”。

汉代在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均设蛮夷邸，与郡国邸并称，“邸”即“至也，言所归至也”。郡国邸招待内部分封的藩王来使，蛮夷邸招待境外使节和“蕃客”（外商）。蛮夷邸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国宾馆”。

汉长安城的蛮夷邸在藁（音如稿）街上。据学者王静在《汉代蛮夷邸论考》中考证，汉长安城呈不规则多边形，藁街偏城西，南北向，将外城的横门与未央宫（汉朝政治中心）的北阙连起来，相当于主干道。

从横门入汉长安城，两边是繁华的东西市，与唐长安城迥异。网剧《四方馆》的故事发生在唐朝，布景却是汉朝的，剧中服装、建筑、生活习俗等都是多时代混搭。

汉代蛮夷邸很大，《史记·大宛列传》称：“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西汉甘露三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

清朝毕沅所绘的汉长乐未央宫图，载于《关中胜迹图志》卷四。

大鸿胪压倒大行令

汉景帝时，主抓外事的官员是大行令。

学者薛宗正在《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中钩沉：“大行的地位很高，仅次于丞相、御史大夫，而与大司农等平列。”册封大典由大行令主持，“马邑之围”策划者王恢即大行令，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计划元光二年（前133年）在马邑（今属山西省朔州市）伏击匈奴军臣单于，未成而伏诛。

凿空西域的张骞晚年任大行令，到常山国（又称赵国）处置诸王子之争，严惩汉武帝的侄子兼表侄刘勃，废其国。刘勃的奶奶是王皃姁（音如貌许），汉武帝的母亲王娡之妹，可见大行令有监督诸王之权。

大行令可能还负责管理质子，据《汉书》：“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

当时也有大鸿胪，鸿胪本义“大声传赞，引导仪节”，引申为外事，成外交机构负责人的专称，鸿胪寺类似古代外交部，但西汉初，大鸿胪“似乎只是一种纯粹的礼官”。

名臣田千秋任大鸿胪时，开始扩权。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酷吏田广明任职，他有军事才能，屡以大鸿胪身份出征，大鸿胪兼领兵权渐成定制。西汉末，大行令被废，大鸿胪崛起。东汉时，“渐与丞相、御史大夫平列，不少大鸿胪还升为司空、司徒，备列三公”。

汉献帝丧礼上，“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此时已恢复大行令一职，但只是大鸿胪的属吏。

隋唐四方馆不一样

《隋书》记：“初（隋）炀帝置四方馆于（洛阳）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设）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则四方馆编制是36人。

许多人依据这条史料，误将四方馆当成古代国宾馆，学者石晓军指出，《隋书》中说得很清楚：“有事则置……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只是临时机构。唐代四方馆继承的是隋代谒者台，而非隋代四方馆。

其一，唐代四方馆的办公地就在隋代谒者台原址。

其二，隋代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唐代四方馆“掌通奏、引纳、辞见、承旨宣劳，皆以善辞令者为之”，双方执掌相同。

其三，隋代称谒者舍人，唐代称通事舍人，官称相近。

在网剧《四方馆》中，动辄称“鸿胪寺下令了，必须服从”，但唐代四方馆从没隶属过鸿胪寺。隋代四方馆隶鸿胪寺，唐代属中书省。唐代中书省掌制令决策，是中枢的最高权力机关，长官中书令即首席宰相。把四方馆挂在中书省下，皇权可直接掌控外事。

唐代外事任务繁重，需分担给不同机构。据《旧唐书》：“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据《通典·边防典》，与中原联系者共189个，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

外宾来了不想走

唐代鸿胪寺之外，礼宾院、将作监、太仆寺等都参与过外事接待。学者何春明在《唐朝四方馆研究》中钩沉，将作监是皇家工厂，掌宫室建筑、御用器物打造；太仆寺掌车马、仪仗；礼宾院原名礼会院，掌公主、郡主等出嫁时举行仪式……这些机构与外事本无干系。

一方面，宾客太多。仅向唐朝派质子的，就有突厥、回纥、沙陀、高昌、吐谷浑、龟兹、宁远、陀拔斯单、护密、小勃律、天竺、波斯、契丹、拂涅、奚、南诏、吐蕃等。

据学者田廷柱钩沉，吐火罗（今属阿富汗）王那都利的弟弟仆罗于神龙元年（705年）入唐侍卫，留长安14年，嫌升官慢，上书抱怨：婆罗门（今属印度）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当上诸卫将军，感到“不胜屈苦之甚”。

外交人员外，商人、学子亦多。据《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放高利贷），安居不欲归”。元和五年（810年），鸿胪寺一次便遣返新罗国的“质子及学生岁满者一百五人”。

另一方面，宾客不好管。大历十年（775年）“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唐长安城以中心的朱雀大街为界，东归万年县，西归长安县。这么大的事，唐廷竟不敢管，最终不了了之。

唐玄宗时，“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因“陇右既陷”，只好鸿胪寺来养，每月发四万缗，整给了40年。

姚崇拒绝特殊待遇

表面看，四方馆只负责礼仪等琐事，其实很可能是情报机构。

鸿胪寺即须配合兵部、刺探情报。据《新唐书》，“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唐兵部设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与其对接。但鸿胪卿位高权重，皇帝警觉。唐鸿胪卿位从三品，三品以上属核心重臣，恰好将其挡在外。鸿胪寺本有两营兵力，后划归皇宫卫队金吾军。

唐朝多设地方馆舍，负责外事接待。贞元四年（788年），回纥可汗派使迎亲，“凡遣人千余，纳聘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领皆至，分馆鸿胪”。四方馆可从地方馆舍这些人身上获取信息，直接上报皇帝。

据《晏公类要》：“旧仪，于通事舍人中，以宿长一人总知馆事，谓之馆主，凡四方贡纳及章表皆受而进之。唐自中世以后，始以他官判四方馆事。”即唐初四方馆从通事舍人中选最年长者兼任馆主，中期后改派其他官员。

通事舍人只是从六品上的小官，但能见到皇帝，可干预决策，共16人。唐太子右春坊也设通事舍人，共8人。

四方馆可住人，但住的不是外宾。据《资治通鉴》，名相姚崇无住所，寓居罔极寺，后患病，唐玄宗批准他住四方馆，姚崇推辞说四方馆有簿书（官方文档），不适合病人入内。唐玄宗说：设四方馆就是给官员住的，恨不能让你住大内来。

唐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联系臣子李训、郑注等，欲诛宦官头目仇士良，反被制，多名官员受牵连灭门，即“甘露之变”，事后“两省官尚多疑惧，不归本署，多寓四方馆”。

唐人不会那样谈判

误解四方馆，与两条史料相关。

一是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杨玄基等击溃契丹首领孙万荣，“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汉曾将反叛的楼兰王安归、南越王赵建德、匈奴郅支单于、大宛王毋寡枭首于未央宫北阙，离蛮夷邸不远。但未央宫北阙不是蛮夷邸，在外使住地枭首非通例。

一是白居易在诗中称“上嘉人兽倶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此“四方”未必指四方馆。

宋代四方馆是内廷礼仪事务机构，馆使多皇帝亲信，后期以武选官为主，长年统兵戍边。从侧面证明，四方馆非古代国宾馆。

宋代多外患，外事活动突出重点，设都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同文馆等馆。都亭西驿掌河西蕃贡奉及贸易等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朝贡款待及互市翻译等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占城和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等贡奉事；同文馆专接待青唐、高丽使节；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节交聘事……

《四方馆》中，有一场雍国、焉乐“贸易谈判戏”，或源自《新唐书》：“自乾元（唐肃宗年号，758—760年）后，（回纥）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即一匹），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绢是唐代法定货币，唐一匹马约值绢35匹，一匹素绢需2人工作5天。

回纥马质次价高，但唐帝未还价，而是“厚赐欲以愧之”，结果对方“复以万马来”，唐帝只买了其中6000匹，双方一度关系紧张，出现了治安事件，且有小规模战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