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忠义观念的异同

而《水浒传》中的忠义观念则更倾向于兄弟之间、个人之间的两肋插刀，从最开始的四把交椅到最后的一百单八将，梁山是一众兄弟避难或逃离朝廷统治的一处世外桃源，他们大多数人只是想在混乱时代里寻得一处安身之地，整个故事的最大冲突——反对腐朽朝廷，但不反对政权统治始终没有得到和解，反倒是充满了为撇掉“反贼”称号而做出的一次又一次妥协，于是在这场起义中，一百零八人之间的彼此关照彼此护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情谊更为鲜活和生动，每一声“哥哥”都诚挚地喊入读者心中。

这种不同层面上的忠义观念也使得故事情节的稳定性有所不同。两部作品中都有很多关于背叛、投降、改投明主的戏码，《三国演义》由于依靠着“大义”的根本方向，所以队伍中的人员转换其实对大局影响并不大，甚至往往有“弃暗投明”的正义感，但《水浒传》中本身私人义气就占据了重要分量，因而时常会出现为人情关系或是小团体利益做出有失大局之事，拉帮结派、意气用事、私人恩怨、排除异己等等江湖气浓重，正义是人情之下的正义，因而极容易被利用和挑拨，在小义面前失了大义。比如江州劫法场时李逵为救宋江滥杀无辜、尸横遍野；再比如宋江使毒计逼迫秦明上梁山，假扮秦明夜攻青州，“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烧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背弃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义。

二、《三国演义》的忠义突出个人形象，《水浒传》的忠义突出集体形象。

在《三国演义》中，每个人都有其独特而鲜明的人物特点，张飞的鲁莽、诸葛亮的智算、奸雄曹操、“义绝”关羽。尤以关云长的“义”最为人称道——守义而战，诸侯会集于袁绍之下，刘备因不被看重而被赐与末座，关羽为刘备争位而主动请战，战前不饮热酒，温酒斩华雄；护义而降，为护刘备妻小投奔曹操麾下，降汉不降曹；奉义而辞，一经知晓刘备去向关云长立即辞别曹操，不惜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毛宗岗更是称其为“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

而在《水浒传》中，即使每个好汉都有自己独特的绰号，但人物形象总体并不分明，也不极致，两相对比之下，《三国演义》更有种神化意味，而《水浒传》就更坦诚地反映了人身上复杂的气质，可举“智多星”吴用和诸葛亮进行比较，很容易感受到吴用除了智谋之外还有为人的愚忠与不够豁达豪迈的文士气，而诸葛亮却是将“智”演绎到极致，以至于很难去相信那是一个人而不是神的气概和谋略。同样，忠义是梁山好汉共同的精神支柱，很难挑出一个像关羽一样极致的忠义之士来，它是水浒将士整体的一个形象特征，并且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人员的扩充、势力的增强、威信的提高，这种忠义精神不断地伸张，也一度使人读得心潮澎湃起来。

三、从忠义关系来看，《三国演义》中义大于忠，而《水浒传》中忠大于义。

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是为三人各自的一身正气所打动，诸葛亮最终选择依附刘备是为他的仁爱和大义，三方阵营中不断地有将士归降或是反叛，背弃了原来的主公而投靠新的阵营，这显然是不忠的行为，但却都是在追寻他们自己心目中那个手持大义可以一统天下的“明主”。其中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情节，比如徐庶为母归曹，但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仅不肯为曹操出谋划策，并且在与刘备有关的事情上表现出他在道义层面的为难与选择，心底里还是在坚守那份所谓的“义”；曹操杀吕伯奢、赵云带刘阿斗冲出重围到刘备面前时刘备差点儿摔掉刘阿斗悲叹道“都是为了此子，差点儿损失我一员大将”等等情节都表现出这种“义大于忠孝”的道德崇尚。

《水浒传》几乎与之相反，水浒英雄本就是江湖草莽人士，在个人情绪上有着很强的爆发性，而且“义”对他们来说缺乏一定的文化信仰根基，呈现出对“义”的概念与精神的模糊不清和不确定不坚定，虽然打着最伟大的“替天行道”旗号但难免常常为“情”所困做出一些“不义之事”，在这个故事里多次出现某个人物为“忠孝”而背弃“义”的情节比比皆是。公孙胜两次为母离开梁山，平定淮西后为罗真人一句“遇汴而还”向宋江辞行，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宋江为替自己和一众兄弟撇开“反贼”之名想向朝廷招安，想方设法屈膝于朝廷，甚至不惜甘愿沦为朝廷的工具去平定方腊之乱，明知朝中奸臣作祟，明知众弟兄皆草莽英雄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并不愿与之为伍，仍旧执意接受招安，为了对朝廷忠而选择对一众弟兄不义，彻底破碎了一开始那种“替天行道”的正气凛然姿态。

四、《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忠义观念本质上都是儒家思想“杀身成仁”的殉葬式无理性表现。

这两本书都成书于明清时期，受宋明理学影响，主张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君权神授，辅之以“君为臣纲”的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成为为人臣子的节操和本分，甚至不惜以身进谏和以战死沙场为荣。这一点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很多体现：《三国演义》中最初国家危难之际刘备和曹操等人想要匡扶汉室，打破群雄割据状态一统天下，本身就是一种爱国理念，还有每逢战时总有大将不惧强敌冲锋陷阵身先赴死，赵云以一己之力拼死冲出重围救回刘阿斗，尤其是书中多次提到“立军令状”，如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中写道：“谡曰：‘休道司马懿、张，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孔明曰：‘军中无戏言。’谡曰：‘愿立军令状。’孔明从之。”马谡大败之后，孔明“叱左右推出斩之”。这种在大义面前生死不足惜的情节比比皆是。《水浒传》写的是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梁山水泊的一场农民起义，本质上并没有对腐朽政权造成威胁，持续的贼寇入侵的经历使忠义之士“忠君爱国”思想繁盛，想要替天行道，救国家于危亡时刻，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尤其是在征讨方腊之时，在一个“忠”字的指引下血拼赴死。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时代的混乱使得活着的大多数百姓们苟延残喘，除了“生”之外没有更深远的价值追求，他们行走世间犹如一只蚂蚁，只有为国捐躯才能赋予他们稍稍独特的生命意义，而生命的意义也在这故事里变得悲壮起来。

无论如何，《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以通俗和生动的语言与情节为我们讲述了两个极好的故事，并且有很大的传播受众，尽管他们所倡导的忠义观念有细微差别，但都不外乎是对恶的憎恶和对国家对人民百姓的仁爱、对善的追求，这样的观念因为这两个故事而得以宣扬和在更多人的思想里播下种子，在那个时代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直到今天，除了那些过于古板的“君为臣纲”、“轻视生命价值”的部分之外，正义、爱国、朋友之间的忠诚与信任，这些仍旧都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传统美德，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这两个故事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旧有极高的启迪和审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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