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24年10月13日发布:「欧洲研究」冯仲平：新冠疫情下的欧洲战略困境与中欧关系

刚刚过去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欧洲“危机的十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曾一度让欧元区岌岌可危。之后，因“伊斯兰国（ISIS）”异军突起和中东北非战乱不已，欧洲数年内生活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2015年难民大潮汹涌而至，不少国家关闭边境，申根区受到直接冲击。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疑欧主义、民粹主义高涨，一些欧洲政治家警告欧盟危在旦夕。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给尚未从上述危机中完全走出来的欧盟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疫情冲击之下，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的欧盟向何处去，中欧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值得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蔓延时并未引起欧洲国家重视。由于未能及时采取得力防控举措，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迅速成为全球疫情新的震中。随着疫情急转直下，一些重灾成员国对欧盟的质疑和不满大增：一是指责欧盟机构反应迟滞，不能及时出手组织成员国集体应对；二是不满其他欧盟成员国自扫门前雪，缺乏合作和团结。

其实，由于欧盟并非主权国家，其属性决定了它并非什么事都可以做，在历次危机刚开始时欧盟机构的缺席实属难以避免。如同外交、防务一样，卫生、抗疫方面的权力也掌握在成员国手里。欧盟机构只有在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相关权力。正因为如此，尽管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1日就宣布成立了由负责危机管理、卫生健康、交通运输、边境事务以及经济增长的5名委员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反应小组”，但欧盟层面的真正应对是在3月10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紧急峰会之后。峰会决定建立成员国卫生部长和内政部长每日沟通机制，出台欧盟统一的抗击疫情规范；同时责成欧盟委员会评估成员国医疗物资需求，统筹解决物资紧缺问题。此次峰会的意义在于让欧盟机构得到了成员国的授权组织抗击疫情。

欧盟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疫情的肆虐暴露了欧盟团结和凝聚力的缺失。10年前欧债危机的爆发曾在欧盟南部“债务国”和北部“救助国”之间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至今未能弥合。接踵而至的难民危机又使得欧盟西部和东部、老成员和新成员之间出现了分裂。由于德国宣布对难民门户开放，匈牙利、波兰等国则坚定要求“零接收”。于是，一道难民墙在柏林墙倒塌的地方再度竖立起来。大疫来袭，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集团，其成员国相互帮扶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然而现实是疫情使欧盟内部的分歧再度呈现：在2020年3月26日举行的抗击疫情视频峰会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希腊等9个国家力推欧盟发行“新冠债券”，以共渡疫情难关。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德国、奥地利、荷兰与芬兰4国的反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从根本上来看，欧盟团结和凝聚力缺失的背后是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分化。

目前，抗击疫情和救经济、稳社会已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当务之急。以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为例，2020年3月25日联邦议会审议通过该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经济纾困计划，总金额为7560亿欧元。由于抗击疫情支出增大，德国联邦政府还突破“债务红线”，新增156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在欧盟层面，欧盟宣布放宽欧元区国家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3%的限制。欧洲央行于3月12日、18日先后出台了12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的巨额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旨在确保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所发行的债券能够得到购买。

目前欧洲国家普遍认为此次疫情对于全球和欧洲经济的影响将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Clemens Fuest）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德国经济、劳动力市场和国家预算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几十年来德国所有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事实上，近来欧盟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将此次疫情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并纷纷出台各种非常规之举，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事关生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充分意识到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极大危害性。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欧洲经济社会影响的日益加重，进而引发各国社会政治动荡和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兴起，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将更加激烈。

虽然目前来看欧盟内部利益的分化以及争执和冲突的加剧不会导致欧盟解体，但无疑将加重其内部一体化的困境。近年来欧盟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国退欧以及民粹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制约了欧洲一体化发展。在此背景下，法国等国家竭力推动欧盟成员国之间加强合作，以遏制欧洲影响力下降趋势，更好地维护欧洲的利益。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出的“欧洲主权论”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这一想法。所谓“欧洲主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欧盟自身的实力，包括在欧元、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能源、网络以及军事防务方面深化成员国的合作。疫情的蔓延及其对欧洲各国的严重冲击将使欧盟进一步联合的设想难以实施。

疫情将不仅加重欧盟自身发展的战略困境，而且也将使得其国际战略困境更加突出。近年来，欧洲对于世界变局、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悲观，这与冷战结束后欧洲的乐观情绪形成很大反差。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欧洲对其软实力充满自信，陶醉于构筑由西方确立规则的所谓“后现代世界”。通过统一货币和实现东扩，欧洲增大了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竞争的加剧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压力。2016年，欧盟委员会在其少有的一份《全球战略报告》中警告，日益紧密的世界，必将更加复杂脆弱和充满竞争。在2020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称，大国之间竞争的观念正在日益塑造世界现实，认为“我们与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国际合作目标越来越远”。俄罗斯“改变了欧洲边界”，造成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对抗和丧失信任；中国“选择性地接受国际法”；而欧洲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则实行“自私的外交政策”，不再遵循国际多边规则。

从其全球战略来考虑，欧洲最担心的是西方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影响。目前关于西方影响力下降的认识在欧洲十分普遍，同样在2020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很多欧洲政要明确认为“西方缺失”已然成为现实：一方面世界不再像西方了，另一方面西方本身也不像西方了。而马克龙2019年在法国年度驻外使节会议上就已把欧洲的国际战略困境分析得十分清楚。其看法可以概括为“三论”，即“西方霸权终结论”“中美两极论”以及“欧洲边缘化论”。他把西方霸权的行将终结归因于三点：一是西方自身发生了诸如金融危机等严重错误，二是西方内部的分裂，三是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此形势下，马克龙提出法国和欧洲要扮演国际权力的平衡者，以避免在新的两极化世界中被边缘化。

在欧洲对其自身外部战略环境的评估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最大变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欧美结成军事同盟以来，欧洲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的依赖性。在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当中，欧洲既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但冷战结束以后，欧美维持同盟关系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也是最主要的，随着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下降。2014年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再度紧张后，北约重新加强了“集体防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重心又回到了欧洲。第二，双方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发生了严重分歧。2003年，围绕伊拉克战争，跨大西洋两岸出现了冷战后第一次重大分裂，暴露出双方围绕国际秩序等问题存在深刻分歧。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美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包括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与《中导条约》等，都与欧洲坚持的原则和立场背道而驰。面对美国明显的本国利益至上、无视盟国利益的倾向，欧洲越来越难以继续依赖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国在国际上继续推行单边主义，特别是在没有与欧盟国家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颁布对欧“禁飞令”，进一步加大了欧美疏离倾向。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共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不利于共同应对疫情。

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史》一书中写道，欧洲像狐狸，因为它知道得太多了。经过一系列危机特别是当下疫情打击后欧洲无疑知道得更多了，但其今后在国际上“有心无力”的问题也将更加明显，内外政策将可能更加体现现实主义和务实性。如，在自身发展问题上，欧盟将可能被迫采取更多“灵活的一体化”来强调多样性和有效性。在维持软实力的同时，欧盟将更加重视自身硬实力建设。在国际上，欧盟2016年就已将“有原则的实用主义”作为其对外指导思想。而2019年12月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职伊始便表示，要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打造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意在使欧洲变为大国竞争的“玩家”而非“玩物”。具体而言，在全球治理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坚持多边主义。对于欧洲来说，多边主义是维护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维护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多边机构组织的正常运作并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改革，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点。在与美国的关系上，欧盟将既承认美国为盟友，又视其为挑战，在保持与美国合作的同时，逐步减少对其的战略依赖，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华为5G等方面坚持自身立场。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欧盟虽将维持对俄制裁，以促使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改变立场，但也将采取行动寻求欧俄关系转圜。2019年北约峰会前马克龙明确表示，北约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恐怖主义。

最后我们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国和欧盟皆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此次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概括起来，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中欧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疫情暴发至今，中欧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和合作。除双方相互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外，中国还向意大利等国派出了医疗专家队。中国外交部、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门与欧盟举行了数次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尽管疫情使得包括“17+1合作”北京峰会等重大议程不得不进行调整，但中欧合作抗击疫情已成为疫情下大国关系的一大亮点。

在加强双边援助的同时，中欧积极推动国际多边合作，以促进各国共同应对这场全球性危机。近年来，中欧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双方共同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大力维护国际多边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欧洲国家视中国为“盟友”；在维护伊朗核协议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欧也站在一起。欧盟在2019年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中高度重视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欧特别是中法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共同促成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的召开。中欧还一致表示愿意加强在非洲等地区抗击疫情的合作。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还反映在经济方面。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重中之重。中欧长期互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与包括英国的欧盟28国的贸易额达到7052亿美元。即使英国“脱欧”，欧盟统一市场仍将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就单个国家来说，中国自2016年开始已经连续4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但疫情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因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停滞而受到威胁。欧洲一些国家表达了对过分依赖中国与亚洲制造业的担忧。疫情后，中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恢复将面临很大挑战。此外，由于欧洲社会的大规模停摆，中国对欧出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制约。

从中长期来看，中欧经济关系中的竞争问题会十分突出。欧洲近年来不断强调市场开放的对等性和经济竞争的公平性，并越来越把中国看作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要竞争者。由此引起的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多。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应对经济竞争的问题上，欧洲的政策主张与美国并不一致。欧盟主张通过多边框架以及双边谈判来解决，反对发动贸易战或对华实施“脱钩”战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20年1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成功之道更多在于勤奋、敢于创新以及科技领域的实力。西方国家不应简单将中国经济成就视为威胁，可就此展开建设性讨论，但不应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在她看来，未来西方必须接受与中国竞争的现实，但竞争并不意味着“脱钩”。她同时强调，欧洲已不再是“世界中心”，减少外部合作伙伴将损害自身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

综上所述，目前仍在欧洲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演变为战后70多年来欧洲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既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也将对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深刻影响。未来欧洲自身发展及其国际作用和影响力都将受到巨大制约。就中欧关系而言，疫情既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机遇，也对中欧经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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