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名佳嘉2024年10月11日发布:巴金诞辰115周年：他是《收获》的大树，是文学的大树

1949年底，巴金创办了小型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主要是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它也只存活了短短数年，但在五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这个出版社消失之后持续存在。”影响力有多大？张新颖举例说，穆旦回国后，在巴金和萧珊的支持下，于1953至1958年间翻译了普希金几乎所有的长诗和抒情诗，“这些翻译的影响力在六十年代，甚至于 ‘文革’时代的阅读中都非常重要。”

到了1957年，巴金又与勒以一起创立了《收获》。“《收获》创刊其实是一件非常奇迹的事。这份刊物为什么要叫 ‘收获’？发刊词说《收获》依靠的作家主要是老作家，这些老作家耕耘了几十年，老作家的个人的收获，是《收获》最丰盛的果实和粮食。创刊号上有哪些作品？有鲁迅在西安的演讲、老舍的《茶馆》、冰心的诗、沙汀和艾芜的小说，柯灵的电影剧本等等，今天许多人看到，第一反应是 ‘都是名家的稿子’。错，应该是 ‘老作家的稿子’。”张新颖表示，《收获》从创刊起就在努力保护、珍爱、接续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

“ ‘文革’后《收获》复刊，也发表一代又一代作家的作品，这背后的精神和当年发表老作家的精神其实是一样的。这样的精神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成就了今天《收获》的地位。这个地位不是一份文学刊物的地位，是维持、保护、传承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地位。”张新颖说。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巴金故居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推出“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全国巡展。

他是《收获》的一棵大树

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看来，文学一步步走到今天，巴金那一代作家特别重要。“八十年代贾平凹发表《浮躁》，有领导直接提出批评意见，这让编辑部很是忐忑。但当时上海的老作家们就说，领导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我们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不用统一。老作家们那么说其实是很难的。我想说，几十年里他们所起的努力和作用都是值得纪念的。”

回顾当年，《收获》编辑部在每年十一月下旬都会给巴金过生日。“他讲话就和他的文字一样，非常简单、朴素。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也是一个可爱的小孩。”程永新称，尽管巴金话不多，也简单，但往往一句话就定调了。比如那时编辑部面临经济大潮，犹豫着是否发广告，巴金只说了一句：“你们又没到活不下去的境地”。

还有一个故事是作家张贤亮在八十年代写了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遭到北京一些女作家的批评。作家冰心也因此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但巴金看完小说之后，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当时李小林记录了巴金讲的大概意思：最后的一笔写得有一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

“他这么一说，编辑部心中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过了这些年，李小林给我看那个纸条，我说真应该裱起来。他是《收获》的一棵大树。”程永新说，“我曾说希望《收获》像大海，但这话其实不是我的发明，是老巴金的启示。希望未来我们依然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表示，巴金先生留给后人无数珍贵的财富。“首先，他的丰富创作至今带给我们一种规范与启迪。我们总然能从他的作品中收获很多东西。”

“其次，巴金先生不仅是一位创作者，也是一名出版家。他是《收获》的创办人之一。作为一大文学阵地，《收获》几十年来积淀了强大的文学力量，至今为中国文学源源不断地发掘优秀的创作者；再次，巴金也是重要的文学活动家，他为上海这座城，为中国文学的生态营造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伟还提及，如今巴金故居是全国最受关注的文学场所之一，开放至今已接待近149万客流，为传承文学薪火继续“发光发热”。

巴金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如何以小说创作的方式讲真话

今年，作家邓一光凭借《人，或所有的士兵》登上收获长篇小说榜。他回忆起28年前的一次会议：“巴金先生的贺词就两句——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宣读完这两句贺词，会场瞬间安静，复而爆发热烈的掌声，安静数秒后，所有人又重新鼓起掌来。”

邓一光坦言：“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看似很简单，真做起来却很难。也可以说，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到。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构成我写作毕生的追求。”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也提到，巴金本人对“讲真话”有过非常朴素的解释——“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其实是很难的。巴金还说过 ‘我在作品中生活，也在作品中奋斗’。这番话是说，作品还要给读者希望、勇气和温暖。但是在当时那个语境里，这是非常感人的。”谢有顺认为，“巴金在作品背后的力量，和把心交给读者的诚恳，这些都是文学的本义所在。”

凭借《火车》登上今年收获短篇小说榜的作家宁肯认为，纪念巴金就是在纪念一种价值，也是守护一种价值。“巴金的存在还不同于鲁迅的存在，他和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当今这个时代他甚至更有意义。由于有他的存在，我们的文学还能沿着五四的道路，沿着文学本身的道路继续前进。在巴金的树荫下，我们还能好乘凉。”

宁肯还说，创作激情对于每个作家都非常重要，巴金在这一点上非常鲜明。“巴金的创作激情始终没有衰减。我也是一个凭着激情写作的人。无论文学精神还是创作激情，他都给予我很大的启示。”

评论家王春林说，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从事创作，是一个艰难又重要的命题。“说白了，我们要如何以小说创作的方式讲真话？有两个东西或许很重要，即作家坚定的写作勇气与高超的艺术能力。”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说：“今天我们读《家》，或许很难心潮澎湃，但还能感受到巴金努力寻求与时代共振的真诚与朴素，这样宏大的真诚而朴素的诉求在今天的写作中是缺失的，或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回避的。作为一个我们可以具体投射的人，巴金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就好像我们开在高速公路上驱车奔驰，路边不断闪过一些告示——手机要充电了，车子要加油了。巴金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历史的奔途中，我们不可或缺的时代的精神动力和养料。”

通过巴金研究，重看一段文学史

巴金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说：“我们经常会说现代文学史是一部青春文学史，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是作家们在二三十岁时创作的，富有青春的激情和色彩。今天我们常常拿 ‘青春写作’批评当代的写作者。都是青春，这两个 ‘青春写作’有什么区别？我想核心区别或许在于前者具有一种责任和勇气，并把这种精神资源贯穿终身。”

项静表示，巴金早期作品中的勇气在于突破“家”的枷锁，走向一个真正的人，晚年则是把扭曲的自我修复成正常的自我，回到从前的那个“我”。“正是这样的勇气与责任，对于正义、责任和互助、牺牲的伦理，让他们的青春文学不同于我们的青春文学，这是我们需要回到历史脉络中重新去梳理、分辨、继承、学习的地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表示，巴金是现代五四精神的重要传递者。“巴金、丁玲这代人，他们的一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之前的青年期，接下来是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中年期，然后是改革时代的晚年生涯。这群人在八十年代对人生进行反思，巴金不是个例，应该放在整批作家中做整体观察——五四的精神遗产是如何转移到八十年代的？”

此外，何平提及巴金研究还有值得深入的部分。“今年有一个重要事件，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了《巴金译文集》。我想八十年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这一块是巴金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但目前被严重忽视。从文学角度而言，巴金写《家》《春》《秋》时还有一系列具有先锋性的中短篇小说。今天我们要研究巴金和《收获》的关系，这部分内容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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