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决定》释放了哪些重磅改革信号？

这份被寄予厚望的《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被称为“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决定》谋划了诸多国计民生事项，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民企、城乡融合与收入民生、土地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和产业变革等。

关键举措包括：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风向依旧未变。服务业领域，《决定》要求，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国内法治建设方面，《决定》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跨境腐败法…

《决定》提出总目标，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该目标衔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决定》还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指出，释放经济潜力，需要改革。美国人均GDP是6万多美元，新加坡接近7万美元，中国约为1.3万美元。高收入的经济体，中产阶层占总人口50%以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30％不到，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向《财经》表示，《决定》传达出一个积极向上的信号，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体制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意味着应当建立全球视野和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担当。《决定》回应了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接下来，如何落地、谁来落地，需要汇聚全民共识。

1：国企民企互补，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列为了改革任务之首。

《决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财经》，改革文件的结构，是反映改革重心最直观的标准。《决定》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第一条，把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放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题下，释放了很明确的信号——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不变，这是面向所有企业家的明确信号。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中国是发展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些领域的市场主体本身还发育不全，需要鼓励培育企业探索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体系也在逐步建立，需要解决市场失灵，规制企业的健康发展。这也就是全会公报提出的，对于市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如何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确定了三方面改革：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而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主要涉及国资国企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方面。

《决定》提出，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

李锦表示，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存在分类不清，功能混乱的现象，国资管理部门存在“多龙治水”的状态，主要是国资委、财政部与发改委分头把关，相互牵制，决策部门不办事或是办不了事。这导致国企使命和目标冲突，改革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很难对不同功能企业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政策，进而导致国资配置效率不高，同质化严重。当前，到了痛下决心拿出大动作的时候了。

《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

李锦解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是一项管理革命，将有效抑制国企央企的投资冲动、过度扩张和盲目并购。一些中央企业过分追求规模扩张，低效资本占用过多，资本使用效率不高。引入经济增加值考核有利于引导国企做强主业、控制风险、优化结构，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也有利于改善部分国企利润偏低、经营效率不高的问题。

垄断环节改革方面，《决定》提出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刘贵浙向《财经》表示，一直以来，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缺乏自上而下的有力推进。改革的推进将有利于在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样离不开民营经济。过去两年，民营经济较为低迷，民间投资有所下降。从“民营经济31条”，到“民间投资17条”，再到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系列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举措。当前，民营经济信心仍待提振。

《决定》要求，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向《财经》表示，对民营企业而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家来说，法治是最可靠的“定心丸”，也是最好的稳定预期的方式。

刘贵浙分析，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面临着市场准入难问题。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中，列有禁止准入事项6项，许可准入事项111项。而禁止准入事项的6项中，包含数百项禁止准入，民营企业无法参与。在参与准入领域也有诸多限制和歧视。

《决定》还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周天勇表示，过去一些重大工程都是国企先包下再分给民企，《决定》的表述显示未来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尤其在重大技术攻关方面，很多领域国企没有优势但民营企业有很大优势，应该强化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决定》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2：打造统一大市场，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

近几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着重谋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长期以来，全国市场“不统一”体现在：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利税贡献考虑，地方政府往往给本地企业给予更多显性或隐性的照顾，人为限制经营者参与投标采购活动，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较为突出；中国电商快递物流费用占比仍旧偏高，特别是物流费用中的保管费、管理费普遍较高，物流供应链环节过多过长推高物流成本，而且交通运输环节堵点较多，城乡流通市场分割现象依然严重。各地自由裁量权较大，市场监管规则程序不一致。

《决定》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

刘贵浙表示，统一大市场改革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以及隐形门槛。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建立健全招标投标等措施，对于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都有很大帮助。

和统一大市场相关，中国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也尚未形成高效流动的统一市场。比如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土地资源流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新一轮改革能否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关系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

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决定》指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彭森指出，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既需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周天勇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允许土地入市交易，让闲置的土地能够高效利用起来，建立土地市场很重要。劳动力要素改革的核心是促进劳动力自由有序流动，取消落户限制，推动人才要素优化配置。这两项长期以来推进缓慢，期待后续加快改革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增加了第三块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表示，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是所有发达经济体市场经济的基石。《决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等，是改革要“立”的重头戏，是真正市场利好。

《决定》提出举措包括：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决定》要求，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

在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看来，民营企业对自身安全以及财富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来自过去的经历。消除这种感觉不是靠几句表态的话就能做到的。民营企业需要看到一种真正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一种能够起到“神圣不可侵犯”作用的制度。

《财经》调研发现，民营企业家不敢投现象突出。《决定》强调法治：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

刘贵浙表示，过去一些政府或官员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是此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

3：农场土地制度谋变，寻路城镇化下半场

《决定》还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决定》还定调了新型城镇化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方向。

《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向《财经》表示，城乡融合发展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新型工业化。推进区域协同，利用核心城市的资源、科技，把一般制造加工业逐渐向近域的二三线城市乃至乡村地区扩展，推动产业整体降本增效，做长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动更为充分的就业。二是新型城镇化。核心要义之一是可持续，绿色降碳。要义之二是高质量，适当将城市的一部分功能向乡村地区、大城市周围的二三线城市拓展，这和城市群、都市圈乃至县域县城的培育一脉相承。

三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尹稚介绍，部分城市人群今后可能到乡村栖居，非农产业会向乡村渗透发展，乡村的产业将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增加乡村增收的核心，是让乡村所有产品在城市里找到市场，实现更好的发展与创收。这也是财富收入在城乡间更有效的二次分配过程。

尹稚指出，城乡融合的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尤其收入差别。当大城市需要扩散加工业，县域和乡村可以成为大城市产业链上合格的车间；也可以成为城市的“米袋子”“菜篮子”，或是发展近郊文旅业，成为城市的“后花园”。乡村的未来更重要是利用城市市场，推动全面转型。实际上，农业现代化也离不开城市的科技、人才资源。城乡统一市场实现无缝链接，乡村前景是很可观的。

土地制度方面，《决定》的举措包括：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基于《决定》提出的“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尹稚指出，农村宅基地确实需要改革。这些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老人得到医疗保障向城市移居，出现大量空置的房屋和闲置的宅基地，许多自然村落十室九空。他建议保住农民宅基地的利益，将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推进改革。关键是建立闲置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长期租赁制度，向农民提供可持续的财产性现金来源，作为务工收入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接受《财经》采访时曾表示，长期以来，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主要以城市发展为主，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形态将从高速城市化转向城乡共同发展，土地制度的安排必须考虑到乡村发展的机会，给乡村用地的权利。尹稚向《财经》指出，农民一边种地、一边打工，是兼业行为，今后将过渡到农业大户、农业专业化公司等经营模式。后者拿到土地使用权，给原来的承包权人按年缴纳租金或分红。

多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备受关注。《决定》的举措还包括，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尹稚指出，城镇化上半场，中国基本解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法律障碍，今后要加大投入，解决随迁子女上学高考、受教育的连续性问题，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农民工医保跟城市职工保险的进一步对齐等问题。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这是新型城镇化下半场最核心的任务。截至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

“这么多年，从乡到城的生产要素几乎是单向流动，如何在下半场促进要素反向流动？”尹稚表示，中央出台过政策，鼓励离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医务人员返乡，大方向有了，还要强化落地的可操作性。返乡居住是租住宅、再分一块宅基地，还是在乡里形成人才社区？来乡村的人在组织里是什么身份、地位和作用？只是靠人情世故来协调，关系就难以稳定。

尹稚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城乡的要素流动是双向的，古代官员退休后返乡办学，将先进的城市文明带回农村，商人也以衣锦还乡为荣。倘若能激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活力，让中国回到城市与乡村各种生产要素双向循环的时代，就能建立城乡共同繁荣的基础条件和可能性。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以县城为节点，优质资源将继续向乡村网络渗透。

4：支持耐心资本，释放新一轮科技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方面，《决定》就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服务业、现代化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相关的体制机制进行了部署。《决定》还从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改革入手，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张燕生指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整体位列第12名，日本位列第13名，以色列位列第14名。但在科技创新制度分项指标方面，中国排在第43位，日本排名第21位，这意味着，中国还需要解决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短板问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向《财经》介绍，人类社会正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缩短，但都会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涌现，传统产业的技术换道革新。中国必须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成为领先国家之一。

据悉，《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024年初发布的《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提出了8个新兴产业领域和9个未来产业领域。广发研报分析，新兴产业投融资机制容易建立；而未来产业（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处于技术前沿探索阶段，商业模式尚未形成，需要由政策引导持续性的投资培育。“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意味着未来产业将存在一定制度性的政策红利。

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向《财经》郑重提醒，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不同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投入大，投错了领域或者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更大。

《决定》还鼓励企业投入科研，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王一鸣指出，新的生产力需要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第一，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当前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问题还没完全得到解决。第二，金融体制改革。银行追求资金的安全性、稳定性、低风险以及短期的资金回报，而创新是高风险长周期的，需要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陪伴。

《决定》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王一鸣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改革科技体制。尤其是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此前认为国有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的设备、资金、实验室都是国有资产，科研成果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改革就是要实现单位和个人科技成果产权共有。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比实验设备、资金，科研人员的构思更为关键。

《决定》提出，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

在王一鸣看来，人才制度也需要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靠人才，尤其是顶尖的科技人才。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将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吸引过来，推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如此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博弈中赢得制高点。

《决定》举措还包括：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等等。

科技人才高等教育方面，《决定》还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5：财税体制动刀，央地收支事权大调整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备受关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重点。《决定》就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与事权、优化税制结构、健全预算制度等改革划定了方向。

目前，财税体制存在若干问题。罗志恒分析，一是，政府兜底责任不断扩张。二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容易推升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三是，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缺乏地方税主体税种，尤其是土地财政下行进入通道后，有必要增强地方可支配财力。四是，宏观税负持续下行。五是，预算体系中缺乏资本预算，预算体制有待健全以及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财政管理上发挥作用不足。

当前，最急需解决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的问题。广义宏观税负，即剔除重复计算后的四本预算收入之和/GDP。楼继伟指出，倘若扣除四本预算交叉重复项，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仅为26%，低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35%以上）。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是难以应对的。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财经》表示，三中全会是奔着问题去改的，提出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税制、实现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着重减轻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稳定宏观税负和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解决当前短期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风险问题，也有利于更好发挥财政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财力保障和制度支持。

针对如何扩大税源，《决定》提出的举措包括：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罗志恒建议，当前稳定宏观税负，一方面是推动减税降费从规模数量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另一方面是研究新经济形态下的税收体系。比如，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部分尚未纳入征管的经济活动可以成为新税源；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等。还要看到平台企业主要注册在北上广、江苏，税源在各地，税收集中在平台企业注册地，税源和税收越发背离。

罗志恒分析，解决思路之一是调整征税原则，从生产地原则转向消费地原则，但这会产生新问题，一是经济大省的积极性是否会受到影响，二是可能对税收征管体系和税收区域分配产生冲击。思路之二是提高中央分成比例，再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横向失衡。但地方财政问题核心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支出过于膨胀，在于无限责任政府。

外界分析，全国财政告急是推动财税改革的直接动因。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10.3万亿元，超过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566亿元，说明中央给地方转移支付比自己本级的全部收入还多，一部分是靠赤字融资转移给地方。而中央本级支出3.82万亿，赤字是4.16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央本级支出全部依赖赤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6万亿元，超过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1.7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占比为86.1%，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指出，当前，中央到地方财政都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运行的经费不足。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适当增加赤字，转移到地方特别是基层是必要的，但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对的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支出占比普遍在50%以上，OECD国家平均为61%，中国中央支出占比过低不足12%。因为一些本来应由中央承担的事权确定为地方事权，或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决定》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另据楼继伟介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共享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都是中央地方五五分享，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的独立税种主要是契税、资源税、印花税等小税种，2016年营改增后营业税没有了。10年过去了，基本上没有设立适合地方的税种。

《决定》举措包括，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决定》要求，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广发研报分析，这将规范第一本账的非税收入；在第二本账（土地出让金等）规模缩小、弹性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激活国有资产资源存量、扩大第三本账弹性具有必然性。

《决定》还要求，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张燕生向《财经》介绍，此前已有多家官方机构在做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决定》强调加强宏观的国家资产负债管理，此举或更多是为了回应人们担心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

6：宏观政策一致，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2035年的重要目标。这方面，《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

张燕生举例，上世纪50年代，美国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是美国国防部属下的一个行政机构，编制上独立于陆、海、空各军种，与三方为客户关系。DARPA瞄准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使命是负责“改变游戏规则”的高风险、高回报技术研发，避免技术突袭并谋求对对手的技术突袭。张燕生表示，中国尤其在发展科技方面，在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打造超越中央部委、超越企业、超越市场的新型举国体制非常重要。

《决定》还提出，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

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前些年，一些部门和官员推出的举措，没有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出现各吹各的调，甚至互相拆台的现象。更为可怕是形成反向合力，造成所谓“合成谬误”，导致经济增长承受不应有的下行压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有的放矢。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分析，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可能将体现四大特点：一是，更加注重“治理”。《决定》提出，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涉及如何具体落实党对科技、金融、财政等重大经济事项的领导，需要从机构改革、战略规划、统筹协调上形成明确机制，在此基础上切实做到“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二是，更加注重“公平”。一方面，“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一定程度上突出政府作用。另一面，强调城乡之间、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要素平等、司法平等，明确提出“缩小城乡差别”，共同富裕仍是经济发展侧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在收入分配和保障民生方面也做了安排。《决定》提出，……

钟正生分析，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还会更加注重“安全”。其一，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角度，可能需要保持适度的产能冗余，对物价水平有一定压制作用。其二，大力度政策刺激需要内外部更严峻的触发条件。其三，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逐渐对齐国际标准。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应对中美经贸逆风。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钟正生分析，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将更加注重“质量”。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单纯依靠经济增速提升难以达到，还必须依托于价格和汇率的抬升。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的突围，则是人民币走向长期升值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