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国际政治，严复怎么看？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承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思想的大迸发也正发生于晚清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国际压力之际。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严复不仅“作”《天演论》来对中国人进行整体性的民族意识启蒙，敦促国人要有在世界民族之林物竞天择、保种自强之意识，而且很快转向了对国际社会诸种政治关系的详细研究与分析，并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发表“拟上皇帝书”万言长文，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做了非常翔实、准确的分析。

此后严复在报刊文章和私人信札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观点、分析和主张，对当时国际社会各种事件的精准预判，充分显示了其国际政治观的识见和成熟。1898年时严复对欧洲的国际形势做了非常到位的分析，并预见到未来英德等国间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在1906年发表的“一千九百五年大事记”中，严复更是准确预言了8年后才爆发的“一战”两大阵营的组成；在这篇文章中，严复还极具洞见地指出，俄帝国在日俄战争失利后，内忧远大于外患，革命风暴已在路上。

以现代理念观察国际社会

严复毕业于福州马尾水师学堂，弱冠之年就作为海军一员参加过1874年抗击日本侵略台湾之役。正是出于对国家、社会、民族的热爱，他不仅以系列著述来警醒国人，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启蒙，而且对自身和子孙更是提出了“先群后己”的崇高道德要求。壮年之际，严复曾像文天祥一样在文章中发愿：“舍生以存种”“以身许国”“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在老迈病弱之年喜获长孙之际，严复又如陆放翁般殷殷寄语子孙：“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黄泉。”正是得益于这种爱国情怀的家传遗风，严复的长孙严侨和其他的几位晚辈，果然英勇献身，致于维护国家利益。1993年时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促成“汪辜会谈”的辜正甫，正是严复的孙女婿。严复家族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用几代人的努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被评价为“严氏一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好家传”。

严复先生的国际政治观相比时人而言，呈现出高度的先进性和务实性特征，观点不同凡响，理念先进且中肯务实。严复23岁受公派赴英国海军院校留学两年，期间对于现代欧洲国家的社会机理做了深入观察，研读了大量现代社会科学著作，由此成为能够以现代理念观察国际社会及其交往原则的中国人。

严复从十来岁起直到46岁，一直寄身于中国最早的海军系统中，职业关系使他得以持久地关注世界局势。留学归国后的严复任职于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严复经历过两次台湾危机（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觊觎琉球、1895年日本甲午海战胜利后割走台湾）、中法马江海战（1884年）等事关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的大事件。海军是现代国家国防之重器，是保家卫国之最前沿，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严复深谙国家安危与国际政治、外交之间的深刻关系。

1913年后，严复曾担任当时总统府的外交法律顾问，又曾先后获聘为约法会议议员及参政院参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袁世凯翻译及整理当时各国报刊上的战争报道与评论，编成《欧战缘起》，以供国家决策之用。概言之，严复的现代知识素养及对国内外情况的充分了解，在其时代几乎独一无二，他的国际政治观始终冷静而理性，没有一丝时人所容易有的喧嚣和鼓噪。

“一切要当以实事为衡”

欧洲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后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人类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体系，并且这一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在欧洲国家对外殖民的过程中也漫溢到世界，形成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丛林原则同时产生作用的国际关系之复调。严复非常熟悉国际社会的规则，所以他才在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时说道：“加入之后，一切国际问题，皆可以恳亲之情以求速结”“届时海牙将必有最大之和会……国此时因加入协商，即预会发言，乃系当然权利”，而“孤立者势必屏诸国群之外，以静待胜家之处分，坐客阶囚，荣辱利害，相去远矣”。在已然规则化、契约化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顺应国际社会中的主流行为规则，才能更好地容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而寻求发展壮大之机。值得一提的是，严复早在1917年就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保护侨民之意识，他在提供“一战”参战理由时就说到：“政府固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华民走海外，多在外国之船，以和平营业受攻，万无坐视无言之理，凡此皆颠扑不破加入之理由也。”

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文章中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正是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最基本原理极为熟稔，因而才达致对于现代国际社会内在规律的深透掌握，所以能在“一战”爆发之初，在德国及其盟友于战场上正有摧枯拉朽之势时，就准确预判出专制帝制下的德国他日必败：“今之德皇，殆于往史之项羽，即胜钜鹿，即烧咸阳，终无救于垓下。”也正是意识到国际国内事务彼此纠缠、要在国内变法自强就不可不考虑国际因素，严复在变法之年发表的“拟上皇帝书”中，就极为关切如何利用好国际形势来强振中国，提出了要与“有义之国”结盟的国际战略，并建议光绪帝御驾出海远游。

严复格外强调国家在外交策略上的务实机变，他在外交观点上从来不拘泥于一孔陈见，而能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原则去考虑国际关系方面的进退之道。1917年春夏间正是中国政坛在参战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当时严复已经远离政治中心、无从直接影响时局，但出于赤诚爱国心，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竭力“谋国”。据考证，严复于1917年2月至5月间在北京《公言报》上以“地雷”之笔名，连续发表十多篇纵论欧战的时评。他在这些文章中力陈参战对中国之重要性，并告诫说，如果中国在两大阵营中保持中立，会落得“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他的这些努力应该对北洋政府最后做出参战决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严复主张“一切要当以实事为衡”，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务实外交原则科学且理性。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扭转，直到今天仍在考验着每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严复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具有清晰全球视野与国际政治观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于国际社会的观察、对于中国如何在世界中复兴的道路设计、对于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洞见，以及坚持务实灵活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至今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