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24年10月12日发布:卢昊：日本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打造“印太”的动因分析

参考消息网12月27日报道由于日本的一系列举措，“印太构想”的“两副面孔”中的一面即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强化。不少日方观点强调，日本对“印太构想”重心的调整，旨在突出日本政策所产生的国际公益效应，并设法提出具有体系性与可行性的国际合作方案。但很显然，日本此举绝非“公益行为”，而是有着明确的自利动机与战略指向。

日本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的动因

当前形势下，日本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努力凸显自身的“公益角色”及“合作姿态”，有以下具体考虑：

一、降低外部阻力，拓展战略空间

由于日本的“印太构想”最初体现出鲜明的地缘政治竞争色彩，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相对强硬且露骨的遏制，不仅造成中日关系恶化，也使得其他国家对日本政策可能加剧地缘对立、激化大国矛盾的担忧加剧。在日本看来，通过突出国际产品提供者角色，缓和或尽量隐藏日本战略构想的竞争性，有利于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促使其认同乃至接受日本的做法。同时，当前日本最为关注的无疑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日本认为，利用“印太构想”的合作方案以及日本在当地的影响力，来同时加强与中美的合作，对于强化日本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无疑非常有利。

二、有效发挥日本外交的“比较优势”

在当前国际权力转移的背景下，相比中国等新兴大国，日本的物质性权力即“硬实力”优势正逐步丧失，但在非物质权力即“软实力”领域，日本仍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国家形象、文化传播力、国际舆论影响力、国际合作经验等方面。日本为自己的“印太构想”赋予国际公共产品特性，其中重要的一点考虑是借此获取道义性权力，来最大化自己在外交手段上的优势。通过有关“印太构想”的“战略性宣传”，尽可能获取各国认可，争取道义性权力，然后再通过构想的具体实践与效果，进一步强化日本外交的道义性与可信性。

三、加强国际秩序主导权与话语权

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日益加速。日本政治精英及战略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日本应当抓住各方围绕新的规则展开磋商博弈的“机会窗口”，主动作为而非被动等待，设法在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成为理念提供者并争取话语权。考虑到争取国际秩序建构的主导权与话语权的紧迫性，日本“印太构想”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从日本的利益出发，设计与输出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秩序、标准与规则。日本的设想是在建构印太区域性相关秩序规则并加以推广的前提下，促使其“外溢”到全球层面，成为广域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四、巩固地区外交基盘，拓展海外市场

印度洋地区的新兴国家包括东南亚、南亚各国，是日本地区外交的重要根据地。在当前亚太大国博弈强度提升、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日本尤其需要稳住这一区域，作为施展外交战略的依托。同时，东南亚与南亚的新兴市场又是日本海外经济力量投射的重心之一。国际公共产品的政策定位有利于将日本的战略意图合法化，方便日本在拓展海外经济网络的同时，对外扩大政治乃至战略上的伙伴关系。

五、为军事安全政策突破限制争取“合法性”

日本政府近年来加速了军事安全政策转型突破，意在逐步脱离“专守防卫”国防原则的约束，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以及更大的军事安全政策权限。安倍执政时期，日本防卫安全政策的“对外输出”力度持续加大，积极进取姿态不断加强。日本有意识地将与印太各国的防卫合作，特别是对所谓“海洋安保能力共建”等项目赋予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意义和形式，从而降低这一领域的敏感性，为日本的行动争取所谓“正当名义”即合法性资源，以获取“国际理解”。

名不符实的“国际公共产品”：对日本“印太构想”的评价

日本的“印太构想”本身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性，而且它能否带来日本所声称的“公益效应”也存在很大疑问。理论上，日本有能力在国际合作中做出贡献。战后至今的历史也显示，日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一体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正面作用。但是，依据国际公共产品的一般内涵与特征来衡量的话，日本目前的“印太构想”存在明显的问题与缺陷。换言之，日本构想与推进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目前仍然“名不符实”。这些问题与缺陷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与机制的未成形性

现实而稳定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以这一特征衡量，日本的“印太构想”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还远未成形，其政策实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诚然，在打造“作为公共产品的印太”方面，日本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抽象理念，也在寻求构建具体的政策路径，但这些构想中的大部分内容目前仍停留在理念提出与宣示阶段，其内容更多体现在领导人及政府官方声明中，尚未在具体政策及项目成果中兑现，与有关国家的实务合作有所进展，但制度化水平相当低。

二、针对“竞争对手”的排斥性

尽管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内部也存在竞争，但协调与合作应作为基本精神，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应刻意制造排斥与对抗。而日本的“印太构想”尽管名义上倡导包容与合作，但实质上仍具有特定排斥性，并集中体现为其针对中国的一面。尽管在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华协调合作，但“印太构想”从规划到具体操作，仍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华包围圈”式的假想、遏制性思维。日本在与中方“有限度合作”的同时，对冲性策略倾向仍非常突出。

三、合作体系的相对封闭性

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体系，应尽可能纳入具备能力及意愿的供应方，开展广泛性合作，以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功能及供应水平。日本的“印太构想”尽管以开放的合作体系自居，但在实际操作上，目前仍严重依赖于与其主要盟友或“准盟友”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日美印澳“钻石同盟”架构，体现出明显的封闭性与“小集团主义”特征。而面对同样身处印太地区且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的中国与东盟，却缺乏明确具体的合作制度或项目。可以说，即使在国际经济合作及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地缘政治与战略竞争的逻辑思维仍深刻影响、制约着日本的行动。

四、价值理念的狭隘性

价值理念是否真正具备开放性与普适性，对国际公共产品能否产生公益效果具有重要的源头性影响。在价值观方面，日本“印太构想”所推崇的，仍是西方传统主流的价值观体系，不仅自身“原创性”不足，而且也不具备广泛包容性。同时，日本在宣扬自身价值理念并向印太各国“推广”时，采取的更多是竞争性方式，即制造与挑动民主与专制、市场与国家、海权与陆权之间各种“二元对立”，通过贬抑对方来突出自身合法性。日本在印太安全合作中所秉承的安全观，根本上仍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冷战式的零和竞争思维，实际上并不具备国际公共产品所应有的公益性。

总体上，尽管日本试图使“印太构想”具备并彰显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特性，但其举措目前来看仍停留在表面，存在的以上问题与缺陷严重阻碍了其声称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真正实现。不过，客观地说，无论动机及目前效果如何，日本试图部分性削减“印太构想”原本过于突出的地缘政治竞争及对立色彩，并尝试从发展国际合作的角度促进地区经济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仍可视为一种积极的转变。相比美国更具单边性、军事安全比重更高的“印太战略”版本，日本目前的战略构想显然更具“柔性”与“弹性”，相对更重视经济功能，且带有一定程度的调和各国利益及战略诉求的色彩。如果日本能够通过务实而有效的举措，真正兑现其“印太构想”中的各种理念设计、发展目标承诺及开放包容性原则，而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则其“印太构想”在缓和大国竞争、促进地区发展方面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未来也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手段。但目前为止日本的政策行动，尚无法让“印太构想”达到这一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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