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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与张仪，是战国时代两位代表性的游说之士。虽然由于史料模糊不清，后人往往对他们事迹的真伪往往存疑，可两人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盛名。在战国时代，苏秦主张合纵，张仪则对之以连横，可谓是“针尖对麦芒”。

纵、横战略其实本身无所谓对错，不过是东周列国在当时形势下所作出的最有利于自身的抉择。然而，为促使列国听从自己的主张，苏秦、张仪二人必须对游说对象的实力有着较为准确的评估。这样才能因国施策，让列国的主政者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主张。正因为如此，透过苏秦、张仪二人的游说之辞，后人就能相对准确地知道战国七雄的军事实力。

苏秦的首个游说对象，正是日后统一天下的秦国。在苏秦、张仪时代，秦国无疑是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但苏秦在游说秦国时，时机却极为不巧：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刚杀死商鞅，对所有游说之士都心存浓厚的戒心。因此，苏秦游说秦惠王并没能获得成功。

在提及秦国军事实力时，苏秦说秦国“战车万乘，奋击百万”，这也许是有些夸张了。战车，是春秋时代列国军队的主力兵种。进入战国后，因为战车在战场上存在诸多局限，而且建造和维护费用极高，使得步战慢慢成为更主要的交战方式。所以，战国时代的列国，根本不再需要维持这么庞大的战车队伍了。后世范雎入秦时，也说秦国是“战车千乘，奋击百万”，这足以证明。

不过，苏秦所说的“奋击百万”，却极有可能符合秦国事实。所谓“奋击”，就是指能够参与战斗的士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鼓励耕战，采取各种手段强制各阶层人士入伍以赢得战功，所以秦军兵源庞大是显而易见的史实。后来张仪入秦后，在游说秦惠王时也提到秦“名师数百万”，可以与此互相印证。

然而，苏秦开口称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却降低了此篇游说辞的可信度。因为张仪入秦后秦国才攻占了巴、蜀、汉中等地，如果苏秦在张仪之前就入秦，那么此时秦国根本不可能拥有巴、蜀、汉中、巫山与黔中。

魏国在李悝变法后，在战国初实力傲视群雄。可在苏秦、张仪时代，魏国遭遇了桂陵、马陵之败，实力下降迅猛。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屡遭挫折，但魏国军事实力仍然强过一般诸侯国。在游说魏惠王时，苏秦说魏国是“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武力”大约是指吴起所创建的“魏武卒”，也是魏国军队的精锐；“苍头”，是以青巾裹头的士卒，应该是配合魏武卒作战的非主力部队；“奋击”，大约是军队后备兵源；“厮徒”，则是军中的后勤与杂役。由此而言，魏惠王时魏国常备军有三十万，整军约有七十万之众，仍然足以压倒大多数诸侯国。十余年后，张仪前来劝魏哀王连横，说魏国军队“卒不过三十万人”，恰好验证了苏秦说辞的准确性。

自春秋早期起，楚国就进入了发展的快速通道，在春秋中期就壮大成东周最为庞大的诸侯国，其军事实力自然不可小视。苏秦劝说楚怀王合纵时，宣称楚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应该是没有丝毫夸张。从春秋到战国，楚国不知吞并了多少小国；楚灵王执政时，楚国甚至率先跨入了“万乘大国”的行列。进入战国后，虽然车战不再是战场主流，楚国也不再需要那么多战车，但提及军队规模，楚国人称第二、还没有谁敢称第一——即便是日渐强大的秦国，也得甘拜下风。所以后来张仪劝说楚怀王连横时，虽然楚国对秦屡战屡败，可他仍说出了“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的话来！

不过，楚国军队规模虽然庞大，其战斗力却并不高。张仪在游说魏人连横时，就轻蔑地评价楚军“其卒虽众多，然轻走，易北，不敢坚战”。这是由于楚国依靠武力吞并了众多小国，可没能有效地凝聚起人心，导致军队士卒来源极其复杂。再加上楚国内部宗族势力庞大，让外族人士难以获得上升空间，也让构成复杂的楚国军队向心力不强。人虽多却战斗力低下，这是楚国军队为当时列强轻视的重要原因。

战国早期时，赵国显得不愠不火。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后，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在整个东周都显得鹤立鸡群。但苏秦到赵国之时，赵武灵王还未执政，并非赵国的鼎盛时代。因此，在评述赵国军队实力时，苏秦只是模糊地说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除了骑兵数量与秦、楚相当，“数十万”的军队规模，在战国七雄中只能算是标配，并不突出。

可在张仪劝说赵武灵王连横时，赵国军事已发生了巨变。所以，虽然没有提及赵国军队规模，张仪也不得不承认“大王收率天下以傧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这充分证明了“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国军事日新月异的变化。即便在赵武灵王死后，由于他所推行的强军国策，使得赵国军队名将辈出，独领一时风骚。遗憾的是，赵武灵王却窝囊地死于沙丘之乱，无法在赵国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以致后世赵国成了军事强大、政治经济却发展动能不足的“跛脚鸭”，最终在长平一战的长期消耗中败给了秦国，从此一蹶不振！

齐国虽然已为田氏所代，但姜齐打下的基础依然足够厚实。经历管仲改革之后，齐国在春秋早期就组建起了三万的常备军队，约合三千乘左右，这在很长时间内甚至要超过后来的春秋长期霸主——晋国。进入战国后齐威王前期的励精图治，让田齐军力更上层楼。苏秦劝说齐威王合纵时，齐国刚好经历了权之战与徐州之战的双败，实力稍损，但也不少于“带甲数十万”。此外，齐国兵车精良，人口众多；光是在齐都临淄城中，就足以组建起二十一万之众的军队，更不用说齐国还有诸多郊远的县邑了！因此，如果全国总动员，齐国绝对可以组织起不亚于魏国军队规模的军队！然而，田氏代齐之后，齐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变革极少，使得田齐在权臣和宗族势力的不断内耗中慢慢走向了衰落。虽然田齐后来也曾吞并过燕、宋，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燕国的复仇，差点被乐毅灭国！

韩国是三晋中的最弱者，也是战国七雄中军事实力排名靠后的国家。这主要是韩国尴尬地理位置造成：处在秦、魏、楚等列强夹击之下，腹心之地还有一个虽然弱小、却是无人敢去触碰的天下共主——周王室。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韩国长期都缺乏发展的战略空间。苏秦前来劝说合纵时，韩军仅“带甲数十万”。表面上看，韩军规模似乎与赵、齐相当。

可张仪在劝说韩国连横时，却一针见血地揭破了“数十万”韩军的真相：“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三十万军队中还包含后勤人员，估计用于作战的兵力顶多只有十几万！在战国七雄中，自然是排在后列。不过，韩军数量虽少，但军队装备却十分精良：“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韩卒之剑戟，……，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正是有了异乎寻常的精良装备，韩国才能以规模弱小的军队来与周边大国长期相抗衡。

燕国远离中原，周边戎狄众多，传统上实力并不强——不仅仅是军事领域，政治与经济等其它诸多领域都是如此。某种程度上，能幸存到战国时代并不是因为燕国强大，而是燕国远离中原、太过不显眼，招惹不了中原列强的忌恨。苏秦说燕国军队，是“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很显然，燕军的“带甲数十万”与韩国不相上下，而且装备还没有韩国精良。兵车虽然不再是战场主力，但中原诸强大多也保持着千乘规模。这是因为当时骑兵不发达，各级指挥官还得利用兵车通勤，以及指挥作战。燕国的七百乘兵车，这仅与春秋晚期的鲁国相当。至于“骑六千匹”，显然也不如赵、楚、秦等等中原强国。

整体上，燕国军事实力最为弱小。后来，燕国又因子之之乱而一度灭国，实力更是大大受损。所以，张仪来劝说燕昭王连横时，根本都不屑提及燕国军事实力，直接就开口恐吓了！

苏秦与张仪活跃的年代，正是战国七雄斗争步入鼎盛的年代。整体上，战国七雄也在这一时期前后陆续步入了自己的全盛期。为了达成合纵，苏秦必定要夸大列国军事实力；而张仪为了连横，也必定要贬损列国的军事实力。在二人“一褒一贬”的唇枪舌剑之中，加以中和，就可以对战国七雄的军事实力进行一次较为客观的评估。

以军队规模而言，秦、楚二国都能达到百万级，无疑处于第一阵营；魏、齐、赵三国稍逊一筹，紧随其后；韩、燕二国军队规模最小，当然是位列最后。

然而，军队规模并非就代表了各国的绝对军事实力。张仪在魏人面前贬低楚军战斗力，这说明魏国军队规模虽稍逊于楚国，可战斗力却要强过楚军。

荀子曾在赵孝成王面前论及各国军队战力，对三个典型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到，齐人推崇作战技巧，斩首一级就得到奖金，这与雇佣兵作战效果类似——敌人弱小时，确实能取胜；可当敌人强大时，因军心涣散，容易很快就崩溃。魏人创建“魏武卒”，凡是能身穿三套作战铠甲，手持十二石的强弓，背负五十支利箭，肩扛戈、腰佩剑，携带三天的口粮，半天内能行军百里的人则入选，他的家庭就能免除徭役。可“魏武卒”年老体衰后，他们的待遇却无法剥夺；长期以往，国家的税收必将大幅减少，难以继续维持如此强大的军队。秦国则以权势来压榨及限制民众，逼迫他们只能通过作战而赢得利益，斩获五个甲首就能获得五户人家的特权，这使得秦军的战斗力特别强大而持久。

各国不同制度长期运行的结果，就是齐国军队难以战胜魏武卒，而魏武卒又难以抵御秦国的精锐武士！

由此可知，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其实并不取决于军队规模，也不取决于武器装备的精良与否，而取决于背后推动士兵们为何而战的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