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这一切的距离

来自上海崇明岛的青年作家栗鹿是个天文迷，在她的这本新书里夹着一张书签，是一些成半透明状的星球的图像。她时常拍摄那些遥远的星体，并发到朋友圈里和大家分享，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我总是想，她此时可能又回到了岛上，在某个视野无线开阔的地方与神秘的宇宙暗自交流着。那些照片也会让我想起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或者诺兰。这个时代是多元化的，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复杂，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如此彻底的相对性。或许是不断被细分的领域割裂了人对许多现象的理解，抑或是多元化本身就对我们的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轻易地做出选择，是更包容异己，还是更坚持自己。更多的微观意识带来了更多的混沌感，这种混沌不是因为不够确切，而是因为过于确切，确切到了一个地步，使人类一度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直到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虚化的空间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一误会解除时扑面而来的失落和迷惘，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在人不断经历失落和迷惘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带着融合感与跨界意味的形式被塑造了起来。在文艺的表达中，它试图打破学科壁垒，打破人们已经被现代性塑造得过于牢固的认知方式。对未来世界的向往，对地球这个固有空间的颠覆，对外太空的存在论证，对宇宙重组可能性的猜测，这些概念以其必然的异质性和陌生感被文艺所捕获。当卡尔维诺构想月亮的存在状态时，当博尔赫斯将宇宙的秩序理解成一座图书馆时，在诺兰将黑洞作为人类回到过去，重塑时间的全新意象时，人得到的并不首先是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而是一种能激发美与感受力的可能性。我想，当栗鹿用高倍望远镜观察着星空，并试图记录下它时，更多的，也是痴迷于这种可能性吧。

最初对栗鹿的作品产生兴趣，是因为她对文本空间的处理方式。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完全不同，空间在她的小说中不直接被拿来影响人物性格或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墙，她笔下的空间是虚化了的空间，我倾向于使用“环境”而不是“地点”这个词来指认它的特点。环境可说是一种主观化了的空间，是穿在主人公身上的一件“外衣”，它不能决定主人公的意识，相反，主人公却可以凭借自身意识的发展来决定环境的色彩与气味。栗鹿在上海的崇明岛长大，崇明这个地方，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是边缘化的存在。市区人看重崇明岛的自然环境，期待借着进入这片岛屿短暂地模拟一种原生态的生活，然而除了导致周末及节假日的严重堵车，这样的模仿并没有得到什么收获，反而显得有些徒劳和荒诞。

栗鹿抓住了这荒诞，她意识到她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其实是难以进入的，它同都市强势文化之间的隔阂，以及它在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恰恰突显了它的“仙气”，它的异质性，它的难以捉摸。这决定了她的写作姿态，她需要卸除“岛民”的身份，以旁观者的目光去凝视它，使它在这样的凝视下变得更加陌生，乃至于更加的怪诞与魔幻。在栗鹿的前一部小说集《致电蜃景岛》中，雾岛作为一个较为稳固的替身，代替了作为现实地标的崇明岛；而到了这本新小说集，这个现实地标进一步被虚化，变成了梅湖、清滨、东界或西界这样一些名称暧昧、气味难辨的地点，它们最终成为只存在于文本之中的虚构空间，作为盛放叙述者一切自我意识、一切回忆、一切情感脉络的“容器”。

蛹的意象

而最能表现这个“容器”的意象，是蛹。蛹是一个空间，也是一个过程，百度百科这样解释“蛹化”：“它是完全变形昆虫在幼虫和成虫之间的一个发育阶段。化蛹时，幼虫结构解体，成虫结构形成，初次出现翅。蛹皮裂开，咬开一条出路而蜕出；或通过分泌一种液体将茧软化而蜕出。”昆虫完成蜕变就会离开蛹，这个曾与生命体的成长紧密相连的空间最终将遭到废弃。对蛹的理解，构成了《空蛹》这篇小说的构思来源。这个非常独特的故事看似披着“科幻小说”的外衣，讲述在一座小岛上莫名地出现了一个蛹状的外星体，具有吞噬功能，会把人和人的记忆，以及一些日常物体，甚至房子都吞噬掉。“我”的小婆就因此而消失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论证她的存在。作者将这一类由未知天体的入侵而造成的变异现象称为“信息污染”，蛹形天体干扰了人类正常生存所需的基本信息流，它们原本流通于常态时空之中，作为构建时空的底层材料，为人的存在提供基本的内容证明。当这个未知天体到来，当地人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而小说的叙事者“我”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处在“失语”的状态中。小婆失踪后，关于她的所有信息都渐渐被抹去，直到最后，通过对未知天体所吞噬信息的复原，小婆的一生化为一句百度词条式的简介。

信息的阻断导致了生命的阻断，或者说，将生命的隔绝理解为信息的隔绝，这是作者的现实经验，也是其对现实做出的判断，这也许同她曾经当过多年记者有关。记者的本职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和报道有用的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并进而形成一种生命体验。这体验是充满了现代感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当下，就被称为“信息时代”，一切价值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的生成及交换所带来的价值。一旦信息流通不畅，会构成“信息茧房”，影响到人的判断力和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力。信息的真实性甚至决定了存在的真实性，如果小婆的个人信息没有被复原，那么关于她的存在，将永远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伤口。而那个负责吞噬信息的蛹形天体，正是通过让信息同它的对象分离，而使人产生一种与固有生活隔绝的被抛弃感。“蛹”在这里不但是一个容器，更指向一种“断裂”，让儿时的“我”被迫与曾经完整的生活分离，陷入自身和他者的错失与异位中。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我思于我不在之处，我身在我不思之处。我，接近一个动词，无法被任何名词捕获。我在世界之外看到了我。”那片曾经稳固的土地，那种生活，被信息的黑洞所吸附，终于分化为支离破碎的、有待重组的片段，而“我”的记忆，对自身和外在的认知，也再无法与它们指向的实体合一。这种“断裂”的经验使个体同自身精神意义上的“母腹”进行切割，并始终处在渴望回归“母腹”的渴望之中。

逝去的时光

在某次采访中，栗鹿提到2009年上海长江隧桥的通车，这个意义重大的市政工程将上海市区和崇明岛连通了起来，从此改变了岛上居民的生活。然而，这个在现实中看来是实现了联结与交流的大工程，带给当地人的感受却很不一样。就如遭遇了某一种“变故”，人的生活方式突然变得与以往不同了，他们不得不一边抛弃着过去，一边痛惜曾经的美好。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与“意外”和“死亡”有关的情节，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着这“变故”带给人的复杂感受。《幸福的乌苏里》中，小松的爸爸因为被乌苏里兄攻击而意外死亡；《空蛹》里的陈伦因为严重疾病而需要肾脏移植，他的哥哥出车祸意外身亡，将肾脏移植给了他。变故在这里指向一种内化了的时空断裂。我们的生活被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外部的生活与一切现实有关，本身也构成现实的一部分；内在的生活则和每个人的意识、心理以及认知有关，它们接受来自外部的信息，并予以消化和回应。我们的血肉之躯，则负责区分并明确“内部”与“外部”各自的范畴，直到肉身消亡的那一刻。但是意外降临了，突然之间，作为“闯入者”，它靠强力打破了存在的内外边界，而这一边界原本是一切人际关系和人伦情感的前提，也是自我认知完整性的前提。面对这种暴力而残酷的闯入，如何重建自身边界，这不但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文学问题。小松继承了他父亲的志业，在非洲野外与动物们相处。陈伦在生命得到延续后，通过不断寻访蛹事件的后续找回自身与过去的连接。是的，一方面是断裂与分离，另一方面是连接与组合，人对生命的与生俱来的认识最终将自身带进一种对完整性的盼望之中，一些事情的延续总是与另一些事情的断裂密不可分，就如死与生密不可分一样。

张爱玲在《十八春》中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感叹：“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不仅是一个环境，一段往事，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物理学、天体学或伦理学等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或许会成为现代小说一种独特的“写法”，然而更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写法”，为什么必须要用小说，而不是新闻报道或科普文章的方式去呈现？因为只有小说可以承载人们对逝去时光的感慨，这感慨朦胧又复杂，且无法用理性化的语言加以表明。栗鹿在她的这本新书中也留下了许多无法解释透彻的缝隙，它或许是奇异化表达的必然效果，或许是作者说不定道不明的某些念头。总之，它最终变成小说，变成与时代发展的一切外部成果都不太一致的东西，变成我们内心希望或失落的一个出口。它带来了一段距离，当仰望星空时，相信作者本人，是最能明白这段距离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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