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发展史(八)：清朝官员居然要佩戴佛珠？佛教近现代发展

清朝，朝廷对佛教的信仰坚定而持久，甚至将佛教信仰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清朝的官员。是唯一要求大臣佩戴佛珠的朝代，无论你是哪个民族，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是在清朝当官，官至一定级别，就必须佩戴佛珠，也就是朝珠（共108颗）。皇帝、皇后在重要典礼身穿朝服时，也要佩戴佛珠。藏传佛教认为，清朝的皇帝是菩萨转世，因此，藏族人与满洲人都称大清皇帝为老佛爷。

顺治皇帝曾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康熙皇帝册封班禅五世为“班禅额尔德尼”，从而确定了清王朝对达赖、班禅册封的制度，确立了他们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佛教在满族聚居的北京、沈阳、承德等地修建寺庙及《大藏经》，《首楞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水供经》、《清净经》、《火供经》、《白伞盖经》、《大藏全咒》翻译满文等一系列工作使得在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

不论宫廷祭祀，还是民间祭祀，在满族传统宗教信仰中都可以见到佛教的影子。皇帝行宫附近，有皇家寺院，文武百官，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礼佛，八旗驻防的地方，必须要有佛教寺院，哪怕是在新疆驻防，也要建立佛教寺院。在边疆，佛教寺院这成了清政府的标志，我们说新疆是大清国的领土，主要依据是清代的八旗驻防以及处处耸立的“无声却有力”的佛教寺院。

在文学方面，佛教中的宗教文学对满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以《尸语故事》最为突出。《尸语故事》源于印度，原称《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大约在2世纪前后传到西藏，经过对原故事的改造和藏化，被称作《尸语故事》。蒙文《尸语故事》是从藏文的故事翻译而来的，蒙语译作《喜地呼尔》，最早的译本大约出现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初期。

雍正皇帝对佛教痴迷，从小就喜欢读佛书古典，甚至自己编著了佛教禅宗语录，字号“圆明居士”，一生广交僧侣，并在大师的指点下专心禅坐，突破了佛教中的“三关”。到了乾隆时期，毫无疑问他是满清帝王中对于礼佛最为勤奋的，他和章嘉国师被认为是元世祖忽必烈和八思巴大师的转世，我们熟知的雍和宫就是乾隆朝建成的，我们能看到的故宫里的各处佛堂也基本上都是乾隆修建的。

在度过了“康乾盛世”以后，清朝的国力已经开始衰弱了，到嘉庆、道光的时候才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才有所减弱。但清朝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满清主导下的藏传佛教有很高的凝聚力，使得满族、藏族、蒙古族这三个民族在精神上达到了高度的联合，成为稳定边疆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成为巩固中央的一种手段。清朝的统治者，成功地利用宗教团结了我国北方边疆、西南藏族以及其他各民族，这对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佛教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民国时期，出于政教分离原则，佛教彻底失去了来自政府的护持，新文化运动将批判佛教作为反封建任务之一，中国的佛教运动仍在困难中展开，上层佛教发展停滞之后，佛教向着另一种路向发展，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习俗进一步结合，“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反倒使佛教教义更加深入人心。在这个时期，政治空气十分活跃，信仰自由的理念以及社会变革精神的高涨都刺激了佛教的改革运动。

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到了民国时也曾屡次有人主张，1912年，“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协会”、“佛教大同会”先后成立。三会都要求进行佛教改革，但在改革的具体路径上存在极大矛盾。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后，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在破除迷信迷信运动中，佛教被认为是迷信的宗教，是限制人思想的宗教，是阻碍人类进化的宗教。将批判佛教同解放思想连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将批判佛教置入更广阔的天空。佛教遭到一边倒的批判，社会各界非议佛教的文字比比皆是。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四项主张，并组织了庙产兴学组织委员会。尽管如此，太虚领导的佛教革新运动，与世界佛教运动相呼应，进一步致力于复兴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佛学研究和教育的三个重心，对藏传佛学开始重视，佛教组织兴起，创办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的风气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