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

2023 年 3 月，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 (AP Photo/Oded Balilty)

回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规律，从而探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在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简史系列作品中，他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打通时间线，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里，审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而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智人之上》中，他讲述了信息网络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对信息网络的认知将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

9月10日，中信出版集团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和许纪霖两位教授，结合尤瓦尔•赫拉利这本新书《智人之上》进行精彩对话，并特邀首都师范大学讲师黄竞欧主持。因篇幅有限，此处仅做内容选摘，授权学人scholar首发。

当我们再谈起“人类简史”三部曲

黄竞欧：

谈到尤瓦尔•赫拉利，我们经常会想到的就是他的“人类简史”三部曲，包括《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其实距离这三本书陆续引进已经有10年时间了，但是简史系列作品还是会经常被谈起，而且很多读者还是很愿意去阅读。

请两位老师先谈谈为什么“人类简史”三部曲在今天还依然值得被阅读和讨论？

刘擎：

那我先来抛砖引玉。其实简史系列第一部是《人类简史》，原著是希伯来文版本，在2011年出版的。中译本是2014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现在回头来看这本《人类简史》在当时出版的时候是相当震撼的。

尤瓦尔•赫拉利是1976年出生的，那个时候他36岁，毕业于牛津大学，还是专门研究军事史的。而他作为犹太人，对于希伯来教、基督教都有很多研究。因此他的《人类简史》里有很多故事都特别好看。

他有一个所谓大历史的视角，可以从远古谈到今天。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大的问题：人类经过历史的变迁发展到今天，这一切由于文明演进带来的变化，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赫拉利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史观，用专业术语来讲是某种“建构主义”的史观。

一般来说，人类可以按照物质的文明来划分，比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也可以按照制度来划分。但是他提出了我们人类最重要的特点：“讲故事”。

晚期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生物性，而在于有较高级的语言能力。由于语言，我们人类就建构了共同的故事，就有了复杂的精神世界。人类的故事既不是客观自然的现实，也不是个体主观的产物，而是主体间的建构，或者说集体共享的叙事。故事使人类得以展开大规模的合作。

所以赫拉利的历史观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建构主义的，认为人类共同建构了某种共同的故事或者共同信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早的故事是神话，然后从宗教到后来的货币、公司以及国家，到现代科学和人文主义，都是人类的理念建构。那么在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新问题，就是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这可能瓦解目前主流的共同故事。赫拉利在近十多年特别关注技术的挑战，并从人类的“共同故事的转变”入手，彰显了新颖而重大的问题意识。

这样一种大历史写作，让我们能从比较宏大和新颖的角度来看待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是赫拉利特别有启发性的原因，也是他的著作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一个理由。

许纪霖：

谈到尤瓦尔•赫拉利，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发现他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当然赫拉利的作品写得很好看，其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是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说故事。在今天有很多作品，包括一些西方的作家、中国的历史作家都很会讲故事。但是赫拉利的作品就特别畅销。

我很同意刚才刘擎老师的说法，他的作品不是讲完故事就完了，而是背后有一套大的历史建构。这套历史观的野心很大。

在今天我们读了很多的作品，可能是从某个角度去切入，而赫拉利的野心就很大，描绘一个大的文明史，首先是它讨论的空间很宽，第二是很少有像他这也从非洲直立人开始讨论到今天上下几万年的。这种空间上的宽度和时间上的驰骋感，我想差不多可以说是书本上的成吉思汗，算是一种帝国式的写作。

我上次读到这种帝国式的写作，可能就是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作品。当然汤因比的作品也是从整个文明出发，野心也很大，但是因为汤因比的作品是一个学者写的作品，所以框架很强，学术味道也更浓，但是它相对比较难畅销，是因为它其中没有故事。

刘擎：

汤因比的作品其实是有故事的，但是他是专业历史写作的方式。而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个历史学家出身，他的历史写作完全是跨学科的，所以他底层解释的逻辑是同时用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来讨论。因为人既是生物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他的历史叙事不是单一维度的历史，比如物质文明史或者制度史，或者是经济史，而是采用全方位的视角，但并不散乱，而是围绕着人类群体的共享理念建构这一理论核心展开。

赫拉利的建构主义历史叙事同时调用了多个学科的知识，包括考古学、生物学、脑神经学科、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文化演讲和传播理论等，调动了很多学术资源。但他能够融会贯通，避免了本来生涩的学术概念，用最简洁有效的概念构成了大历史的框架，将既精彩又具有解释力的故事和例子纳入其中，驱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能跟随他讲解的文明演化逻辑思路，走完跨越万年的大历史的智识旅程。

他的作品引人入胜，让人读得津津有味，同时也能不断给予读者许多新知和思想的启迪，这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是特别畅销的原因。他的读者非常广泛，阅读有一定的门槛，但不用受过专门历史训练或专业学术训练，只要有一定教育程度的读者，都能读懂而且会有收获，特别是对人类文明获得一种宏观的理解。

许纪霖：

我想说它的畅销和你刚才说的写作特点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历史书的写法有很多是时间脉络性的叙述，是没有框架的。但赫拉利几乎在每一本书里都给大家提供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单层次的。

一个复杂的框架，它会有原层次，第二、第三层次。这是因为学术写作通常要论证，所以有这样一个框架上的结构。但是赫拉利很清楚，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不要太复杂去理解。所以他提供一个非常扁平化的框架逻辑，这个逻辑是适合你，你可以接受，甚至于记得住。

他非常懂得一般读者的需求，也就是认知这个世界，认知文明上下几万年，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填充各种各样、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看得出，他平时非常注意这些故事，可以把故事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最终支撑起这么大一个骨架，让他变得有血有肉。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三部曲大家看的津津有味，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是《人类简史》最好，确实代表了他的写作特点。

刚才我们谈到故事，赫拉利非常懂得如何讲故事，故事也成为了他对文明的理解。我最近突然迷上了考古学，当然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史前文明。我们说甲骨文出现以前，中国的史前文明资料主要是神话、化石这些，没有文字资料。我过去讲中国文明的突破，通常是从轴心文明讲起，也就是说孔子、老子就是哲学的突破。也就是说它可以和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古希腊罗马、印度教、佛教的文明相媲美。但是我发现，实际上，文明突破在哲学突破之前还有更早的是国家的出现和制度的建立。

如果我们用赫拉利的话来讲，那就是人类善于讲故事。人类有一种虚构的能力，而故事就带有某种虚构性。但是文明就是虚构出来的，不是自然演化的，是人自身所想象制造的。文明是人为的，所以自然和文明形成了一个对立。

我们所说的文明就是从赫拉利所说的学会讲故事开始，其实图腾也是一个故事，神话也是，宗教也是，然后一步步到了高级宗教，到了哲学。所以一步步的发展里都是一种故事，文明和故事分不开。

刘擎：

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大部分在学院外的读者，以及许多读理工科的学者，都比较崇信物质主义的历史观，相信对人性的生物还原论解释。认为人类的故事、神话和宗教等等理念性的存在都是虚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赫拉利写作及其作品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观点。

他在这本书里引用过凯恩斯的一句话，大意是说，那些以为自己只相信现实的物质主义者，以为自己根本不依赖任何理念，实际上却活在老的经济学家的概念框架里。无论如何，人不仅是生物的存在，还是个理念的存在。如果你认为理念不重要，这本身就是一种理念。物质主义史观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观念，是一种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赫拉利作为历史学家的一个主要成就，就在于改造了如此多人的历史观和对文明演化的理解，这在当代的写作者中可以说首屈一指。

许纪霖：

但我读赫拉利的书，我收获的是你说的另外一面。我们都是做思想史的，比较注重精神文明史，以前对物质文明史这一块，至少在我的视野里面，甚至是我历史的盲区。如果我来读那些高深的专业的学术著作，我说实话没这么多时间，但是赫拉利就用非常易懂的方式，既友好又亲切，还带有用户粘性的表达，突然我觉得生态的文明史、生物的文明史也很重要，让我明白了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在过去更多的是在精神意义上，但赫拉利的作品就是一个全息式的。

刘擎：

他的作品特别关注物质层面和理念的互动。特别是技术文明的改变，在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它的双向维度的互动。

许纪霖：

生态、生物、技术、精神，这种脉络线索都是有不同的，要么是科学史家，要么是非学科的，要么是非常细分学科的，在他的作品里浑然一体，给读者提供了360度的视角。

刘擎：

这让我们想起来以前一位老师说的，我们原本想探索一个大问题：历史是什么，我们是怎么走到来现在的。为了透彻地研究问题，我们就分成了一个个细致的学科，然后沉浸在各自研究领域里，然后忘掉了最初要探索的那个大问题。赫拉利是从那些细分的学科牢笼里跳出来的一个人，重返最初的关切和问题意识。

赫拉利的论述是历史决定论吗？

黄竞欧：

听了两位老师讲的内容我特别受启发。因为我刚开始看到赫拉利的书时，就像刘擎老师说的，他建构了一个所谓的大历史观。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不是历史决定论？是不是波普尔所批判的那些人？而刚才刘擎老师说，他从唯物跟理念之间的变证关系在这样一种互动当中，是不是正好就打破了所谓的单纯的一个历史决定论的视角？

刘擎：

历史决定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某一要素或范畴在历史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在马克思那里可能是生产力，这个单一要素是推动历史的决定性的原因，并以很强的因果逻辑确定了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这可以被称为某种决定论。当然许多黑格尔或马克思的专业研究者都认为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决定论，但是有很多对他们理论的通俗化解释都有很强的历史决定论的特色。

赫拉利的历史论述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他的作品往往有一个主要线索或变量，比如在《人类简史》中，主变量人类的共同故事，在这本新书《智人之上》中则是信息或信息网络。但这个主变量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因果逻辑去推动历史发展，并导致必然的结果。

恰恰相反，他认为历史演化的进程和结果受到许多偶然事件的影响，也取决于人对自身及其环境的认知。正因如此，人是不是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况，对它有没有反思性的认知，是否愿意发挥能动性去介入，这种努力是否有效，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历史进程。

许纪霖：

讲到决定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历史决定论，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为“化约论”。

历史决定论总是要寻找一套历史的所谓客观的发展规律。今天有一个时髦的说法是底层逻辑。实际上底层逻辑也是历史决定论，总是想探索历史发展，它的底就是终极的秘密，好像总是被一套结构被一套逻辑所制约规定，好像找到那个东西以后一切迎刃而解。

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并不存在，因为我对历史的理解是一种或然性的理解，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概率，当它没有形成趋势之前，它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不一定是被某种神秘的规律所决定，但是发展到一定趋势以后，往某个趋势的发展概率越来越高。

这就像今天下雨概率多少？如果是80%那就要比50%、30%的概率要高得多，但并不意味着必定下雨，这都是一个概率。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是不同趋势之间的竞争，也就是不同概率之间的一场永恒的竞争。

所以不存在一个终极性的所谓不可变的东西，它很有可能被一个偶然因素所决定。

从这点而言，我们说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如果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找到一把终极的钥匙，你是找不到的。如果你认为找到了，这也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幻觉，只是你自己编造故事，或者轻信了别人编造的所谓的阶段性故事而已。

另外一种则是化约论，就是说最后总是要归结为某种终极性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搞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我们总是最后化约为观念最重要，精神最重要，最后整个历史的演变都化约为人的观念，人的自身的心灵的变化。还有一种化约论就是我们可以说更重物质的、技术的变化，它觉得最终这些是决定性的，或者有一些强调自然生态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化约论也总是自觉地说，哪些东西是终极性的，它是一个最强硬的所谓不变量，然后其他都围绕它在变，这也是一种虚妄。

我觉得赫拉利恰恰跳出了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变量当中。虽然他没有用概率这样一种描述，但是他并不用这样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来看大文明史的发展。

所以他从来不试图寻找什么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而是告诉我们很多繁纷复杂的故事，让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复杂的头脑。他比较注重网络，就是各种不同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关系。

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在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变量与各种网络关系里面，形成了它自身的发展，你没法化约为精神，宗教哲学也没法纯粹化约为技术，更没法化约为某种基因，某种自然界的生态的变化。

他这样一种全息性的分析，在我看来比较有意思，就是打破这两种意义上的决定论，既打破历史决定论也打破形形色色的化约论。

他所提出的框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框架恰恰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化约论的，而是让我们懂得宇宙也好，人类文明也好，是复杂的一个系统。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怎么来理解人类文明的演化发展，乃至于它未来要往哪里去？

信息变革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

黄竞欧：

刚才我们一直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故事”，赫拉利所搭的框架在我个人的理解里，就是说人类依靠讲述故事来完成某种演进。

当然这里面的故事在《智人之上》里也谈到，它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比如说法律、货币，就是它所谓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故事怎么讲述？依靠什么来讲述？要依靠传递信息，不管是最开始的口口相传，后来纸媒时代，再到今天的网络时代，所以说他的新书的一个切口就是这种网络信息。

在两位老师看来，信息以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这样的几次变革对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刘擎：

赫拉利这本新书叫做《智人之上》（Nexus）。Nexus这个意思就是联结。为什么用“联结”这个词在他的原标题里边？我觉得他试图用作为联结的信息建立一个大历史的论述框架，可以从石器时代讲到AI时代。大历史论述要避免许老师谈到的历史决定论或化约论并不容易，因为没有简洁的概念框架，历史叙事就是一大堆散乱的细节故事。

但赫拉利的新书以联结（也就是他对信息的阐释）这个概念建立了贯穿性论述的框架，看信息在历史中如何变迁更替。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信息就是一个信号。但是赫拉利在序言中说，信息是一个联结，构成链接的才是信息，这个观点后来在书里也被反复强调。对信息的这个定义初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如果以构成链接作为信息的界定性特征，那么这个定义只是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接受它的本质性意义。

但后来就可以发现，赫拉利以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界定信息，凡是造就了联结的就是信息，这让他获得了很开阔的框架，能够纳入各种各样的信息形式，来写一部信息的大历史。比如，在人体内部的DNA，它的物质形式是一个生物大分子，它可以把一些生化作用联结为一个网络，这就是信息。于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古代到未来，我们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演化历史，这是人类大历史的一个侧面。

然后，赫拉利又把信息与现实联系起来，他区分了三种现实，客观现实、主观现实和主体间现实。客观现实就是指外部的自然现实、主观现实是个体的内在感受的现实，主体间现实，这种现实就是“共享的理念”或故事，因为它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好像具有类似于物体一样的客观性，社会理论家会称之作“物化”。哈贝马斯主要用主体间性，查尔斯•泰勒会采用“社会想象”这个词。

在赫拉利看来，信息构成了主体间现实，也造就了共同体，这是一个贯穿性的线索，这样就能从信息的角度来解释许多人类活动，比如宗教就是一个主体间现实，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宗教共同体内，对于你而言宗教的论述就是现实。

有意思的是，赫拉利在书里谈到了不同类型的信息网络，一种是中心化的集中式的网络，还有一种是分布式的。他认为它们各有特点，也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这里说的优势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人类对生活的欲望不是单一的，我们需要自由，需要有自主性，同时我们需要安全秩序。而中央集中式的信息网络，它的优势在于比较有利于保持稳定和秩序，但是它不利于纠错和自我修正。

举例而言，他讲到罗马教廷的天主教教会，那种网络体系是一个金字塔，从顶端开始，它就是非常集中式的。集中式的体系会有纠错机制吗？可能有一点自我修正的能力。比如现在教皇也会承认以前教会对LGBT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从来不会承认《圣经》有错。《圣经》是永远正确的，但是解读《圣经》的那些人或者个别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理解执行操作是有错误的，所以他们的自我纠错能力是很弱的。

而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分布式的网络，他们从来不会说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绝对正确，永远不能被反驳。科学共同体有很强的自我修正机制，这是他们优势。但是自我纠正如果太剧烈，就容易爆发剧变或者革命，这时候秩序就很难维持。所以赫拉利认为，两种类似的网络各有特点，各有优劣。

许纪霖：

前面我们有讲到赫拉利打破历史决定论，打破形形色色的化约主义，那么问题来了，他的写作怎么把各种破碎的人类文明的现象串起来？

《智人之上》就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或者新的理解文明的方式，就是一套网络式的链接。今天互联网时代都是讲链接，好像都从这个链接到那个链接。这种链接我可以说是赫拉利的一种写作或者一种思维。

我这里用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这种区块链式的链接是破中心的，是一个无中心的世界，你说当它被所谓的各种化约论破了以后，它的中心在哪？赫拉利不想去寻求中心，他觉得人类文明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是以一种网络式的方式链接在一起的，从而显现出各种支离破碎的信息。都是支离破碎的，那么彼此之间一个单独的碎片化的信息的意义在哪里？它自身是无法呈现自己的，它一定要和其他的信息用某种方式链接起来，然后才能呈现出它自身的功能和它的意义与价值。

所以赫拉利就是找到了这个东西，他发现这个链接很重要，各种各样的网络式的链接让这个世界形成了一套秩序。

赫拉利比我们要小差不多一代人了，他是1976年生人。一般来说，70后、80后是网络的原住民，90后、00后就不是原住民了，后面他们是新的一代。他成长过程所处的时代深刻地影响他，更多地具有一种所谓互联网式的思维，甚至是我刚才说的一种区块链式的思维，打破某种中心。他更多考虑的是各种信息之间的非常有趣、非常复杂的链接。

赫拉利在这本新书里用这样一种链接的方式来思考各种要素、各种信息之间是怎么链接的。当然他总是要提炼，就如刚才刘老师所说的，中央集权式的或者分布分散式的处理信息，这构成了这本书差不多一半的核心内容。他试图来做一个比较，哪一种所谓信息的链接方式、处理方式是从长远角度来说更有效的。他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

而这种分析的倾向性也是人类这么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当然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的，但是赫拉利从链接的角度来观察，是很独特的，他并不诉诸于意识形态语言。赫拉利这一代人很有趣，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不用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言。

刘擎：

赫拉利在书里用到这种词的时候，是以一种描述性的说法，而不是一种规范性论述。

许纪霖：

他用概念性的话语来分析，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这两种模式之间各自的功能。它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今天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分歧的时期，甚至已经两极化了，但是赫拉利很聪明、很巧妙，他超越各种意识形态，超越流行的意识形态，用一种技术化的话语来描述它，也许会让它更具有普世性，这是这本书高妙的地方。

刘擎：

这里我补充一点。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讨巧，或者说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一种自觉意识。这本新书《智人之上》里面提出一个叙事，就是信息网络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故事比一般的历史故事更后设，也就是说，他对于人类文明的故事又讲了一个更底层的故事。这里其实与《人类简史》有延续性，赫拉利的风格就是试图在揭示在人们熟悉的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所以，读他的作品会发现，他总是站在一个相对超越的立场，但同时又感到他并不是在假扮上帝（play god），因为他能够进入很多具体历史的脉络和细节。

就像许老师刚才讲的，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使用比如专制或民主这样的词汇，但他几乎都是以描述性的方式来讨论的。赫拉利自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下成长的，但他特别具有自觉的反思意识，比如能够检讨犹太基督教的问题。所以，他好像是一个能够共情进入他者的世界，看到许多内部的细节，但又能获得一种抽身而出的局外人立场。我认为，这是赫拉利历史写作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但他还是一个全球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有这样一种超越性，这是他的自觉。

许纪霖：

你刚才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突然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在此刻在讲的好像是一个“俄罗斯套娃”。如果我是一个听众，我现在首先听到的是我和刘老师编织的一套故事，但是我们这套故事所想叙述的又是赫拉利他对历史描述的故事，但是赫拉利描述的这些文明的故事，无论是神话、宗教、法律还是技术，又是一套故事。

我们的听众就在三重故事里边俄罗斯套娃：大娃、中娃、小娃，而实际上当你来理解的时候，你又构成了你的故事，又是第四重套娃。

刘擎：

这是人类生活的建构的复杂性，它都是层层叠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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