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澳免费资料40期 | 2024年11月14日发布-这座工厂全是宝妈，还允许带娃上班，探访武汉宝妈工厂：“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阅读提醒：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陈馨懿文/摄视频剪辑/柳依然把一块白色的细长布料对折，一手按住，另一手往前推，脚下踩住踏板，再松开……整齐的针脚排成一阵线列，布料随即变成一只衣领。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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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陈馨懿文/摄视频剪辑/柳依然

把一块白色的细长布料对折，一手按住，另一手往前推，脚下踩住踏板，再松开……整齐的针脚排成一阵线列，布料随即变成一只衣领。

这是“加十分服饰”三个服装厂之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将近五十位女性员工正在全力赶制两批衬衫。

布料和衣物散落在地上、桌上。仔细点看，在衣料中，夹杂着小学数学作业本、小学语文教辅。再仔细一点，这些或站或坐的员工里，还有几个孩子。

加十分服饰的主要产品是校服，而其中的工人都是宝妈。

衣料中夹杂着孩子们的作业本。

衣料中夹杂着孩子们的教辅。

这个服装厂的所有员工都是宝妈，甚至允许宝妈带娃一起上班。自2019年首次被报道后，宝妈工厂受到关注，她们已经习惯了陌生人出现，以及面对各种采访拍摄。

在暑期托管兴起之前的这些年，宝妈和宝妈工厂已经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这里有46岁服装厂老板向京艳的女性柔情，更有既当缝纫工又顾孩子的宝妈们的母爱期许。她们选择这里，是因为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身边孩子的目光。

被筛选的宝妈

车间入门处，员工正在剪线打包。六位宝妈里，年纪小的不过二十出头，年纪大的近五十岁。这是衣服出货前的最后一步，被称为“尾端”。因为不需要缝纫技术，没有相关经验的宝妈们总是被安排在这个岗位。

2018年，43岁的向京艳开办了这间服装厂，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宝妈。

向京艳自己曾是全职宝妈。2010年，小女儿诞生，向京艳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家庭。这段时光不长，产后两年，向京艳便开始做电商童装，由代工厂生产。

但一旦进入过全职宝妈生活，同类人的困境便很难忽略了。向京艳总是很容易辨识出她们：在超市里，她注意到一对夫妻为了结账而争执，妻子的声音带着不甘心：“要不是我在家带孩子，我一样可以出门上班，自己就能买单。”

在前川街道的一个老小区里，上下班时邻居们很容易路过向京艳的仓库，有人把电动车停在了门口。

宝妈们走进仓库，询问：“这里是服装厂吗？我能不能在这里上班？”过去，她们找工作时不放过任何机会，却总是听到各种拒绝。

仓库变成了宝妈工厂。

这让向京艳下定决心创办宝妈工厂。而正式招工后，藏在社区活动中心里的宝妈们也出现了。把孩子送去学校后，她们聚在活动中心串珠子——这是社区打造的公益活动，不需要缴费，只需要时间和耐心。

“日子过得很无聊，没有事情做。”宝妈罗淑媛回忆，她们也会讨论找工作，但一加上“时间方便接送孩子”的条件，她们就筛选不出任何机会，“前几年，在王家河本来就不好找工作。”

后来，她们中的不少人成了宝妈工厂的员工。其中，现在成为了厂长的黄红霞和罗淑媛，代表了两种方向：黄红霞过去就在服装厂工作，进入了缝制衣物的工序；罗淑媛只有印刷厂工作经验，她选择一边在“尾端”工作，一边学习缝纫技术。

“妈妈认真是孩子的榜样”

在大女儿出生后，向京艳并没有辞职，而是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这件事成了母女两人的心结。直到今天，大女儿仍然会谈起自己是“留守儿童”，流露出对妹妹的羡慕。向京艳则会流眼泪。

受不了离开家时，孩子在身后哭着说“妈妈别走”——几位员工都有类似的回忆。而服装厂解决了这个问题。

服装厂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山脚是王家河中学，不到五百米有王家河中心幼儿园、王家河中心小学。服装厂实行弹性上下班，只要求一天工作时间达标，可以提早一点来、提早一点走。

有人早上七点半送孩子上学，顺路来到服装厂上班。这样一来，下班的时间就是傍晚五点半。

“学校下午四点十分放学，有时老师们能帮忙照看孩子到傍晚五点左右。”罗淑媛解释，尽管还是存在时间差，但因为就在学校附近，孩子可以步行到服装厂，“孩子写一会儿作业，我也就下班了。”

服装厂的横幅——“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服装厂里挂着一条横幅，“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向京艳喜欢这条标语，她说：“我觉得，成为母亲的意义，就是成为孩子的榜样。”

很难用形容词概括老板向京艳的性格。她是果决的，剪了一头短发，把自己的微信号做成了服装厂的客服号，电话响个不停。她说武汉话时语速很快，不是在去往服装厂的路上，就是在去见合作伙伴的路上。她也是温柔的，短发下的圆脸饱满温和，对孩子说的重话只有“你这样，妈妈很失望”，是慢条斯理的普通话。

向京艳自己也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工作。孩子在向京艳和工作伙伴的闲聊中若有所思，“你说做生意脾气要好，你让我帮着做客服就是这个原因，对吗？”

而离开印刷厂后的罗淑媛曾和女儿比赛。她们一个来到服装厂，一个升入小学，要比一比谁能更快适应新环境。三年过去，罗淑媛成为了厂长，女儿也有了好朋友——巧的是，这些朋友也是服装厂员工的孩子。

在妈妈和员工的身份间平衡

“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多拿到点钱，多劳多得。”服装厂里，向京艳正在和宝妈们讨论把按工时计算报酬改成按件计费。

这次改革来得突然。缘起是货物的进展变慢了，向京艳观察后，发觉有人在“磨洋工”。

“只要认真做，工资肯定要比她们现在的高。”向京艳说，“我们不是做公益，也要赚钱，挺难的。”

在体谅宝妈和追求效率的平衡上，向京艳面临着挑战。

有人从外省赶来，带着孩子，向京艳愿意在满当当的服装厂里给她一份工作；过去，也有人只能在家干活，向京艳就开着车，将服装运到她家里。

更多的宝妈一边在厂里干活，一边要料理一日三餐和家务。罗淑媛爱说话，扎着高马尾辫，计算着每天该分配多少人在哪个岗位上。她精力充沛，说起一天的日程，要从清晨五点开始：洗衣服，拖地，买菜……家务活压缩在了早上。

接近中午，罗淑媛开始频频查看时间，“还有十分钟午休，你可以先问我一些问题，等会我就要回家做饭了。”

午休时间一到，宝妈们急匆匆地骑上电瓶车。

在服装厂门口，停着许多电瓶车。午休时间一到，宝妈们急匆匆地坐上了电瓶车。一位宝妈招了招手，她的女儿从休息室一溜小跑出来，牵过她的手，乖乖坐上了电瓶车后座。

街道上开门的饭馆不多，她们中不少人就住在服装厂附近。不到五分钟，整个服装厂就基本空了。

这天，只有四名宝妈选择了自带午餐。解开塑料袋，小笼包已经在早晨被吃掉了几个，随手一抖，剩下的都压在了辣椒酱上；被油浸软的纸盒里，早上还劲道的热干面坨成一团，随着微波炉“叮”地一声，空气中弥漫开芝麻酱极具侵略性的味道。

对一些宝妈来说，妈妈的身份还是重于员工。暑假，在负责缝制衣物的六个小组里，一个小组的桌前没有人。

“到了寒暑假，来上班的工人都会少一些，她们专心回去带孩子了。”服装厂老板向京艳说，“一个小组里有一两个人不来，工序就接不上了，干脆让整个小组都放假回家。”

独自重返家乡

宝妈们的孩子中，许多人在读三年级。十年前，正是“双独”二孩政策出台，一些家庭迎来新变化。

记者去的那天，工厂里就有两个读三年级的孩子，个子不高。小男孩在一边盯着语文教辅，时不时翻页。小女孩小糖（化名）也在忙着做暑假作业。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听大人们说，我有一个哥哥，但后来去世了。妈妈今年48岁了，她生我的时候，好像流了很多血，差点死掉，所以（其他人）都说我要对妈妈好。”小糖伸出手，指向她的妈妈，是一位服装厂里相对年长的员工，正在剪线包装，发丝间夹杂着白色。

尽管声音不大，但小糖并不害羞，时不时笑起来。“我的爸爸不在家，一两年回一次家。不过三年级下的时候，他在家待的时间比较久，好像有一个多星期。”

“那爸爸这次回来这么久，你高兴吗？”小糖不笑了，摇了摇头。不久后，她跑回了妈妈身旁。

男人在外工作，女人返乡带孩子。这是服装厂里员工普遍经历的家庭分工。而对于已经常年习惯这种生活状态的妈妈来说，丈夫临时的回归更像是一场意外。

“线乱了。”黄红霞嘟哝着，她在罗淑媛之前来服装厂，同样成为了新厂长。黄红霞正在缝制样衣，缝纫机似乎出了些问题，针脚正平稳地出现，机器却突然停下来，抬头一看，机器上的线乱成一团。

黄红霞耐心地把它捋顺。很年轻时，黄红霞就去往武汉市区做服装工作，到现在超过二十年了。她也曾去过更远的地方，但具体是哪里，她不愿意说。

黄红霞躲避谈起过去的事，但不否认在外工作是她之前的人生轨迹，直到三十岁出头时意外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回家了。

黄红霞在武汉市区认识了丈夫，同样是王家河街道的人。大女儿出生后，黄红霞带在身边两年，然后把她送到长辈家，又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但小儿子出生时，长辈已经老了，不再有精力帮黄红霞带孩子，她只好独自重返家乡。

被问到“有没有计划过在武汉市区定居”时，黄红霞顿住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房价真高，生活成本也高。好不容易攒了钱，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又没啦……”

一抬头的目光

黄陂区原本是县级市，现在是武汉市的远城区。要从王家河街道去往黄陂区中心，几乎叫不到车，只能乘坐超过半小时一趟的公交车，末班车得赶在下午五点半之前。

服装厂的布料堆暂时成了孩子的乐园。

厂里的可供孩子们玩的场所不多，服装厂的机器和布料成了乐园，孩子们在其间穿行着。房间一角摆着将近五米长的桌子，这里同时是会议室和样衣裁剪处，地上满是剪碎的布料，无意中铺成了软和的地毯。桌子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有人蹲在上面剪裁，身边一臂不到的距离，丢着一本字帖。一个女孩自言自语：“我今天练字练够了。”她放下字帖，开始和旁边的男孩游戏。

雨后，室外的空气略带潮湿，服装厂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树木。转眼，刚才还在和妈妈说话的孩子不见了，粉色纱裙消失于一片绿色中，能听到窃窃的交谈和嬉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