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说保险2024年10月12日发布:重审人贩子余华英，每一笔罪恶都不能被放过 新京报快评2015年，姚贝娜病逝前的一张照片，昏迷前签下了捐献角膜同意书

据央视新闻消息，10月1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这是余华英第二次在这里接受审判。

之所以说是“第二次”，是因为在2023年7月，余华英已经站上过贵阳中院刑事审判庭被告人席，并于同年9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此案二审后，因公安机关又发现余华英其他涉嫌拐卖儿童犯罪事实，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于是有了“第二次”。

原审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处其死刑。此次重审，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的数量从11人增至17人，与原审相比，罪责更加深重，重审判决结果，几乎没有悬念。

死刑是最严厉刑罚。原审已经判了余华英死刑，如今对她的指控中多了6名被拐儿童，但最高也不过仍是死刑。“都是死刑，重审是不是‘多此一举’”？部分人的疑问，值得一说。

从余华英的角度，拐卖11名还是17名儿童，罪孽都足够深重，结果大概率都是死刑，似乎没有区别。但拐卖11名还是17名儿童，数量不同，其罪孽的深重程度是有差别的。法律需要认定而不是忽略这种差别。

出于对拐卖儿童行为的痛恨，公众更多关注的，是余华英被判处怎样的刑罚、是不是死刑。的确，对罪犯判处刑罚，是刑事评价的关键一环，很重要。但其并非国家追诉犯罪的全部。完整的刑事评价体系，不仅包括对罪犯的最终处刑，也包括对其所犯罪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

余华英拐卖了17人，如果只对拐卖11人做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对她的刑事评价就是不完整的。不放过罪犯犯下的每一笔罪恶，这是法治的要求，而不能因“反正是死刑”而放弃对部分犯罪的评价。将本案发回重审，是依法办案的必然结果。

从被害人视角审视本案，更能发现重审的价值。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被拐卖，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现实中，因此家破人亡的并不鲜见。人贩子被抓到，属于被害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即将实现，这令人欣慰，也令人期待。

原审和重审，即便结果都是死刑，正义的实现范围也并不一样：因拐卖11名儿童被判死刑，死刑判决蕴含的是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死刑，则蕴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同样是死刑判决，“正义含量”并不一样。

也就是说，只有将案件发回重审，将余华英拐卖6名孩子的犯罪事实纳入法律评价，属于6名孩子及其亲属的正义才能实现，其被伤害的情感才能得到慰藉。相反，一旦满足于“已经是死刑”，对6名孩子被拐卖的事实失去痛感，不将其纳入法律评价，正义将有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报道显示，余华英缺钱时，曾5000元把自己儿子卖了。这种洞穿人伦的案情细节，更进一步地凸显了“对其所犯罪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的必要性。

拐卖人口犯罪被称为“古老的罪恶”，其本质是对人的物化。在本案中，原审一审判决用最严厉的刑罚，对这种丑恶犯罪做了最严厉的否定。相信重审判决，也不会让公众等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