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可以在不同的坐标中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得到足以让人们心智更为成熟、行动更趋理性的认识结果,但四个坐标并不具有同等的效用。相较而言,在认识主体上讲,最有助于形成理性认知的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进路,因为互动中的个体,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认识,是最为接近认识对象真相的结果。作为群体的认识主体,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其他,都很难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结果。原因很简单,群体的认识抽象程度极高,很容易滑入群体的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负感的认识窠臼。一旦群体在对立的情绪中陷入自证优越的相互认识陷阱,那么,非理性的认识就成为绝对主导认知的认识进路,得出的认识结果,自然就处在离无法对象化、已经由认识客体转换为认识主体一部分的那个认识物的真相甚远的状态了。在现代历史上,无论是长期称雄欧陆对自己民族有着优越性想象的法国,还是对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尤其感到骄傲故而蔑视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的德国,或是自认跨越欧亚、兼得两洲精华不能以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来宥限的俄国,最后都无法真正清醒地认识清楚其民族和国家百年以上、超出国家范围的大历史与大处境,最终由国家偿付了认识不清大局而延误发展的沉重代价。因此,如何将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大局认识,安置到一个让其意识到认识大局的竞争必要性与重要性的位置上,对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大局认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相关认识活动中,如何让一个民族或国家在认识世界大局的时候,意识到打破国家与民族界限,促使民族、国家向超民族、超国家的更大认识范围扩展,是一个显著影响认识世界大局的理性程度的关键决断。如一个国家将世界收缩进民族或国家的狭小范围内来处置,让“世界”成为这个民族与国家单方面塑造的对象,那么,这个民族或国家就不仅难以认识世界大局的真相,也难以采取适宜的国内国际政策,发挥支持国家健康发展、引领人类理性前行的积极作用。不过令人窘迫的是,我们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the era of nation state)。取决于民族机制与国家建制对人们置身其中的政治社会的显著可辨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不得不承诺民族、国家等值性基础上的、理解世界大局的这个前置条件。这就意味着,现代世界形成初期那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念,必然会让位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而后者乃是思考世界大局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在早期现代(the early modern)阶段,脱胎于基督教“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政治社会即国家设计,明显呈现出对普世主义的政治准则的推崇,并以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分权等普适原则作为建构国家的基本信条。这是现代政治学开创者霍布斯明确强调“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的缘故,也是洛克一无例外地认定“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依据。但这样的普遍主义理念与普适性的政治社会建构方案,在从第一个规范意义的现代国家即英国,向西欧国家扩展的时候,便遭到了这些国家基于历史与文化理由的顽强抵抗。如果说西欧的法国犹犹豫豫、欲迎还拒、勉勉强强地接受了英国的现代方案的话,那么在德国那里,它遭遇了极为强势的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抗拒。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将德国的语言与历史文化抬举到空前的高度,并以此抗拒德国的现代转变,最终催生了极为畸形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以简称“纳粹”行世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其不仅给德国自身,也给全人类造成极大伤害。从绝对“普世主义”跳到极端民族主义,是欧洲不同国家的现代转轨呈现的两个极点。在两个极点之间,寻找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位置,并发现与其他国家的理性、和平的相处之道,是世界各国都得面对的极具张力的难题:在世界中发现不了国家的位置,似乎国家的存在价值就消失了;在国家间寻找不到理性的相处之道,战争的灾难就会降临人间。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反复的震荡”,就正是世界失衡的国际关系,尤其是致力维护霸权与全力寻求崛起的国家之间催生的悲剧。人类已经意识到了不重视民族、国家因素的负面影响,但更已经自觉意识到了太看重民族、国家因素的危害性。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人类社会发挥作用最为引人瞩目的政治建制。如果说在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中,个体一己是建构理性知识的绝对主体的话,那么,在构造相对自足的国家话语、审视文化文明话语方面,民族国家就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主体。循此,人们便不难理解,在中国经济获得令世人瞩目的增长情况下,凸显出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命题,其实正可以被认读为中国人理解当下世界时,为了发现中国的世界位置,甚至更直接地讲,为了呈现中国作为世界重要国家与文化文明的位置,而提出来的一个相对中性的特别命题。在这个特定的维度看,前述有助于理解这一命题的四个坐标,最吸引人注意力的便是国家坐标,或者说中国坐标。这可能是理解中国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为直接而重要的维度。中国的国家权力方面对这一命题的阐述,是比较克制与中性的。而学界的探索性表述,展现的则是国家崛起的一派欣喜之情。这种欣喜之情以轻盈或沉重的不同情愫,催生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China’s moment in world history)这一命题。“moment[时刻]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标志,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用这个词语所标明的世界历史新阶段已经成为中国的经历,或者不易辨识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正在向我们抛出难以抵御的媚眼。毋宁说,古老中国的晚近150年历史清楚标明,新中国的崛起的确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kairos[关键时刻]。”这段话文约义丰:一是提醒人们,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出现了;二是提点人们,这个命题乃是中国近150年历史起伏跌宕运行的最近结果,是一个刻画从国家悲剧到国家崛起,以至于改变世界格局的结果;三是提示人们,这是一个由德国人给出的命题,暗示要到德国人那里获得其原义的理解,同时,以其提及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暗示人们这是一个中国敢不敢动用政治力量兑现的时刻;四是指引人们,这是一个将要改变世界的历史关键时刻,而不是一个维系西方人创制的民族国家局面的不起眼的小小变化。这可以被视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命题所蕴含的中国改变世界意味的鲜明彰显。既然已经出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那么中国之居于当代世界的中心位置,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将前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坐标,置于四个基本坐标的核心位置。这样的评断,不是对其做是非对错的判定,只是对四个坐标的重点位置的变化进行客观确认:相比于个人、亚洲与世界三个坐标,中国坐标的突出位置,反映了国人认识百年大变局的一种新的思路。以中国为认识百年大变局的基本坐标,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也就应当有相应的改变。或者说,中国就应当设计出与当下运行的世界体系完全不同的一个新世界体系。这样,才足以显示出“以中国为方法”重塑世界的力度。其中,学术界的两个提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是尝试以“天下体系”(the Tianxia system)矫正,甚至取代“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这一尝试的标志性学者是赵汀阳。他明白无误地指出,西方创制的民族国家,以及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生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建立在各国自私自利基础上的体系,因此完全无力免除战争的威胁,国际秩序的乱局是一个无以改变的定势。“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模式,也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这段近乎天下体系“宣言”的论断,一是宣布了民族国家及其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不对世界负责的自私自利体系;二是宣告要以对世界负责的天下体系来取代国际体系,这其实就是以中国来取代西方;三是宣示天下体系是相比国际体系而言“全新的”新理念与新制度。这种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心位置的意欲是毋庸多言的。姑且不评价这种意欲是否值得期待,但起码它尝试打破沟口雄三所说的西方创制的那个“世界”霸权的意图是明显可辨的。而且代之而起的中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新世界的中心。这是“作为方法的中国”可能直接导出的激进结论。二是尝试将“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转换为“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从字面看上去,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似乎不会有多大差别,但从前述超越民族国家、建构天下体系的论述框架中,人们就可以推知,国际政治乃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世界政治则是现存世界各个国家总和的政治。“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通常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国际关系,一般研究的是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国际政治,属于国际关系之一种。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一般不研究国内政治,或只将国内政治作为探究国际政治的背景。但世界政治是从国内政治出发,不仅将国内政治作为研究的支点,且以国内政治作为理解国际政治、世界政治的支撑。这就将地理意义上的“世界”都纳入了政治研究的范围,其范围与深度自非国际政治可比。“世界政治”这一命题,被不少中国学者移用作抗拒国际政治霸权,建构平等世界政治的概念。无论是王辑思的阐述,还是学者们的挪用,内里似乎都存在一个清晰可辨的、不满西方学者创制的国际政治概念的意图。这种意图,有助于人们打破国际政治的学术教条,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国家疾速发展之际,挑战西方学者既定学术权威或习见的念想。由上可见,无论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还是天下体系的观念重启,或是世界政治观念的倡导,都有一种在前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四个坐标中突出中国坐标的意味。这样的方法理念在当下成为中国学界不约而同的一种选择,恐怕人们是很容易发现其驱动机制的:一是中国从边缘到中心的腾跃,是这类命题设定了的前提条件。这是认识百年大变局的一个现实驱动力。没有这个现实驱动力,人们是很难有挑战认识百年大变局命题内涵的大洲与世界坐标的勇气的。二是中国坐标的凸显,是国人理解世界大变局的定势的一个最新表现。从古今之变的视角看,个体坐标从来就隐而不彰,中国坐标一直被强国坐标所抑制,世界也只是欧洲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坐标彻底隐匿。相反,在国家崛起之际,这一暂时被遮蔽的、认识百年大变局的坐标,会迅速蹿升到绝对主导,甚至单一呈现的坐标位置。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国处在国家坐标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却不是唯一的中心,而是多个中心之一。欧洲中心依然还在,而且在批判中不断重建其中心性。因此,即便中国中心、日本中心,甚至亚洲中心能够证成,它也只是竞争性中心之一。这无疑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家坐标本身,也变成可变动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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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运通
4秒前:当今社会变迁的加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IP:20.77.7.*
徐文怀
4秒前:全球化的第二波,是从欧洲推向美洲和亚洲。
IP:98.29.8.*
张菲
1秒前:人寻求安全有两种途径。
IP:4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