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蛙2024年10月13日发布:边兰春：统一与多元——演进中的北京城市更新与再生

首先，边兰春教授概述了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来看，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并体现在空间结构，空间尺度和人口总量的变化上，而这些变化对北京的城市更新带来巨大的影响。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的过程中强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话题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对此，北京从国家顶层设计和首都战略两方面提出转变以增量扩张带动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以非首都职能疏解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和雄安新区的规划布局，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上谋求解决之道，探索进入存量减量新的阶段的内涵式集约式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边兰春教授进一步指出，近两年讨论北京的关键词逐渐从“旧城改造，新区开发”转变为“社区营造，城市复兴”等，新的发展转型应强调对生态环境的控制，城乡风貌的管控以及新的减量存量的模式下如何来做好利益上的分配。

北京城市扩张与中心城规划空间结构示意（2018）（来源：许槟：面向规划转型，北京存量用地规划研究与实践）

02 历程——统一多元与综合演进

接着，边兰春教授结合北京发展的历程描述如何实现多元统一和综合演进。他将1949年后的北京规划建设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政治生活为导向的起步时期(1949年-1978年)，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长期改造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建筑的建设抉择奠定了北京的改造过程是以政治中心这个定位开始它的城市基本建设。

1949年-1978年起步时期的天安门广场地区的城市建设

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以经济生活为导向的增长时期（1978年-2008年），改革开放后北京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不仅给北京带来新的面貌也促使北京人体验到新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商业设施（王府井和西单广场），金融办公（金融街），科技办公（CBD新区），时尚商业（三里屯）等。

1978年-2008年发展时期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地区的开发建设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北京开启第三个以文化为导向的阶段，再度寻找更适合于首都未来发展的国家政治、文化，科技以及国际交往中心，“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定位。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鸟巢，国家大剧院等大型项目的落成给北京的城市生活带来新的转变。与此同时，北京老城地区的更新改造也经历了多样化的实践，包括前门大街，北京坊，前门东，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什刹海等，探索北京老胡同的新生活，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公共场所的营造。此外，工业遗产的更新改造也是这一期间的重要探索，如798，首钢，草场地与宋庄艺术社区等。

2008年—转型时期的文化导向项目

03 焦点——更新再生与人居建设

边兰春教授还以更新再生与人居建设作为焦点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北京的住房政策与时代演变相关联，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950年-1978年，工业发展优先战略挤压住房建设，建成的多是人均居住标准较低的街坊，建设的老旧住区以低层和多层为主，面临设施老旧，室外居住环境衰败的问题等，保护和环境改善的紧迫程度较高。

1979年-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住房条件亟需改善，北京在住房改善试点实践中探索积累了一些加快危旧房改造步伐的经验，旧城改造也开展了一些更新探索，如菊儿胡同、东南园、小后仓胡同等，但跟现在的高标准商品房相比，这些已经老旧的住区，有些也不断出现设施老化和环境品质下降问题，改善的紧迫度较高。

1990年-1998年，随着住房分配制度和土地开发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土地开发背景下的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序幕，对这一时期所形成的老城外围的老旧小区（楼龄超过20年）进行总量和分布统计发现，北京建设的老旧小区的总建筑面积大概容纳了约500万人，建筑的围护结构和设施条件，社区环境都面临着更新改造和品质提升。

同时，在北京老城核心历史文化街区中，还有六百多万平米，约50万人口的生活在拥挤的大杂院中，居住条件迫切需要提升。这对于北京未来的城市更新工作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北京老旧住区（楼龄20年以上）的时空分布演变图

从近些年的政策推动和实际成效上看，一方面北京开展了大量的基于公共空间营造和院落生活环境改造的探索，同时通过项目带动推动老城历史环境的改善和人文复兴。但相对北京老旧小区总量和历史街区的现实状况看，北京的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和历史街区衰败环境的保护更新与再生，还需要通过长期扎根基层的调研分析和更新治理来逐步解决问题。

北京前门大街的更新改造

04 展望——他山之石与创新发展

最后，边兰春教授结合国内外城市更新与再生的实践探索的生动案例，阐释了从城市产业转型推动传统港区更新，工业遗产保护结合文化休闲旅游，公众参与社区营造实现历史街区再生，以及有序推动老旧邻里更新体现建成环境文化延续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更新的多元探索。他提出了在认识城市更新工作上生态、文态、业态、形态、心态的统筹关系，以及必须关注的三个基本转变：

机制转变，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模式转变，从土地开发到邻里更新；

目标转变，从环境改造到社会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