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天下2024年10月11日发布:怎样才能摆脱社交媒体依赖症？

要真正地追求幸福，把握自主权，今天的我们仍需要沉思的生活。徐贲教授的著作《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沉思的一种可能性。从希腊到罗马，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徐贲教授带领我们以思辨的、理性的态度，走进西方人文经典，翻开《奥德赛》《理想国》《堂吉诃德》《沉思录》，培养深入思考的能力，通过阅读，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

以下内容转载自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理想国获授权刊发，采写：董子琪，编辑：黄月

小确幸与享乐躺平是“坏时代的好生活哲学”

界面文化：关于幸福和良好的生活是贯彻四部书的一条线索，尤其是希腊部分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这里所说的幸福不仅仅是生活的享受，而在尘世获得幸福的前景是暗淡的，幸福也可能成为诱饵和圈套。我们要如何理解“圈套”？

徐贲：一个人真心诚意地对另一个人好，会尽一切努力使ta幸福；同样，一个人要害另一个人，便可以想方设法地给ta制造“幸福”的幻觉。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观点包含了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和人生目标。幸福（或eudaimonia）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也是最高的善。

当个人误解幸福的本质或以错误的方式追求幸福时，追求幸福就会陷入陷阱。其中之一就是把追求外在物品或享乐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社会常常宣扬物质财富、地位或感官满足会带来幸福的观点，但人们要警惕，虽然外在的物品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但当个人将自己的欲望放在首位而不考虑他人的福祉时，他们就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幸福，并使自私和不满的循环永久化。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源于内心，并不依赖于他人的意见或评判。

此外，亚里士多德承认，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生在世本身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可能会阻碍我们对幸福的追求。无论是不可预见的悲剧、不公正，还是生命本身的无常，在尘世中获得持久幸福的前景确实是暗淡的。对生命固有的脆弱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认识突出表明，我们需要对试图超越外部环境的幸福有一个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

界面文化：由幸福可以聊到书中阐述的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葛主义，这在当代也有着不同的变体，比如说流行的“享乐躺平”或“小确幸”，以及“你不能挣到认知范围以外的钱”、“管好自己就行了”，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你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对当代的启示有哪些？

徐贲：“小确幸”应该是指心中隐约期待的小事刚刚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与满足，与“享乐躺平”追求眼前微小但似乎确实的幸福与满足，二者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前途晦暗不明、希望淡然无光的时代，抓住眼前的幸福和满足，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也很符合“一鸟在手胜过十鸟在树”的苟安心态，无可厚非。这是坏时代的好生活哲学。

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都是历史上产生的“坏时代的好哲学”。伊壁鸠鲁主义源于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说，强调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最高的善。然而，这种对快乐的追求不能误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享乐主义，因为享乐主义往往意味着不计后果的放纵。相反，伊壁鸠鲁主义主张对快乐有更精致的理解，注重培养简单的快乐，如友谊、宁静和智力追求。“躺平”和““小确幸”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可以从中得到部分解释，都是认为真正的快乐在于宁静和满足的时刻，而不是一味追求外在的、可望而不可得的满足。

伊壁鸠鲁雕像（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同样，“小富即安”的概念也体现了伊壁鸠鲁的原则，它倡导一种谦虚节俭的生活方式。伊壁鸠鲁人不追求积累巨额财富或物质财富，而是相信量入为出的价值，并在简单的生活乐趣中寻找快乐。这种观点鼓励人们将体验置于财产之上，并培养对所拥有的一切的感恩之心，而不是不断追求更多。

另一方面，塞内加（Seneca）、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和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等哲学家所阐述的斯多葛主义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寻找成就感和面对逆境所需的韧性。斯多葛派教导人们要培养内在的力量、智慧和美德，这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都能获得持久幸福的关键。斯多葛派告诫人们“管好自己的事”，强调专注于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并坦然接受我们无法左右的事情。在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时，必须培养一种接受和坚韧的心态，认识到我们无法控制外部事件，但可以控制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真正的财富在于智慧和美德，这些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外力无法夺走。对当代人来说，就是适度地享受快乐，同时培养美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可以努力追求一种更加平衡和充实的生活方式。

界面文化：对当代人来讲，伊壁鸠鲁与斯多葛主义的缺点是什么呢？

徐贲：伊壁鸠鲁主义强调快乐和避免痛苦，如果走极端，有可能导致享乐主义的放纵。在一个沉迷于即时满足和消费主义的社会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快乐可能会导致物质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人际关系市侩和交易化。此外，将个人享乐放在首位而不考虑他人的福祉，会助长自私自利，破坏公共价值观。

另一方面，斯多葛主义对美德和韧性的强调，可能会被误解为主张压抑情感或漠视苦难。虽然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接受无法控制的环境，并强调内心力量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提倡对他人的挣扎冷漠或无情。误用斯多葛派的原则会导致缺乏同理心和脱离社会，加剧道德孤立和社会分裂。

电视剧、社交软件与手机游戏是当代的“面包与马戏”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书中罗马的部分提到了朱文纳尔（Juvenal）的“面包与马戏”这一著名的譬喻，可以帮我们理解许多事情，马戏在今日可能是电视剧、社交软件或手机游戏。关于这点可以再展开讲讲吗？

徐贲：朱文纳尔对古罗马“面包和马戏团”的比喻是对通过表面娱乐和物质寄托来安抚社会的尖锐批评，转移了人们对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等深层问题的关注。在当代社会，“马戏团”已演变成多种形式，包括电视节目、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和手机游戏。

电视节目中的真人秀节目、明星八卦和无谓的娱乐，就像当代的马戏团，吸引着观众，使他们对现实中的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麻木不仁。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如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已成为数字马戏团，助长了自恋、窥私和肤浅的文化。平台鼓励用户策划理想化的生活，迷恋点赞和粉丝，无休止地滚动浏览策划好的内容。社交网络非但不能促进真正的联系和有意义的对话，反而常常起到强化现有权力结构和延续不平等的作用，分散用户的注意力。手机游戏以其令人上瘾的游戏机制和即时满足感，代表了当代马戏团的另一种形式，这些游戏让人们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压力，通过无意识的点击和滑动获得成就感和奖励。通过将精力投入到虚拟世界中，个人会与周围的现实环境脱节，对不公正漠不关心。

当代马戏团的泛滥会使民众的自满和冷漠状态永久化。这些马戏充斥着让人分心的琐事，使他们对周围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失去了感知，滋生了一种逆来顺受和默许的文化。要挑战这种现状，就必须认识到现代马戏团的本质，培养对其在延续社会控制中的作用的批判意识。只有这样，个人才能重新获得自主权，要求当权者承担责任，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

界面文化：有学者和读者将时下热门的《三体》的“黑暗森林”体系与霍布斯的《利维坦》联系在一起，你认为有合理性吗？

Netflix版《三体》海报

徐贲：在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自然状态的概念是理解没有政府或社会结构的人类行为的核心。霍布斯将这种状态描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生活“孤独、贫穷、下流、野蛮、短暂”。霍布斯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受自我利益和自我保护欲望的驱使，导致冲突和不安全感长期存在。

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则似乎是在探讨宇宙社会学的观点，提出宇宙文明为了生存而采取隐蔽和侵略的政策。在这种观点中，宇宙被比作一片黑暗森林，任何文明如果公开自己的存在，就有可能成为其他更先进文明的毁灭目标。这就导致了一种沉默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以消除潜在的威胁。它们的区别在于，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源于缺乏最高权威和人性固有的自私，而“黑暗森林”理论则源于宇宙的浩瀚和不可预测性，以及其他文明的未知意图。

许多当代人已经脱离了内在的自我

界面文化：从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延展至内心的话题，讲演录中帕斯卡尔的一节提到了“脆弱的理智与内心的力量”，尤其着重强调了用内心而不是理智知道的重要性，而很多当代人已经失掉了这点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典型问题吗？

徐贲：科学和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创新，但同时也孕育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往往将理智置于直觉之上，将逻辑置于情感之上，将可量化的指标置于定性的经验之上。这种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导致了对情感、直觉和主观体验的贬低，使它们沦为非理性或迷信的范畴。许多当代人已经脱离了内在的自我，完全依赖外部的验证和权威来指导他们的信仰和决策。他们失去了聆听内心低语所产生的深层智慧和洞察力。仍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得到理性的解释，如意识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神性的存在。帕斯卡尔挑战我们要认识到求知过程中固有的谦卑，承认人类生存条件固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此外，帕斯卡尔对“心的力量”的强调，突出了直觉、同理心和情商在指导我们理解世界和与他人互动方面的重要性。心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智慧和洞察力，能够领悟超越理性局限的真理。在这个两极分化、冲突和分裂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培养倾听内心智慧的能力可以促进个人和社区之间更多的同情、理解和联系。

界面文化：书中附录部分提到，精英的启蒙与普通生活存在着巨大差距、启蒙主义在现当代的受挫等，这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徐贲：精英启蒙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差距，导致启蒙往往因普遍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推进而受挫。这种差距的核心在于中国动荡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君王统治时期、外国势力入侵时期和意识形态动荡时期。中国的精英阶层往往出身文化家庭，受益于教育和文化资源，通过全球化和国际交流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思潮。然而，大多数普通中国公民仍然面临着社会经济制约、受教育机会有限、信息流动和不同观点等问题。

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传统信仰体系和道德价值观在快速城市化、消费主义和社会动荡中受到侵蚀。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又无法填补空白，个人可能会感到在一片不确定的海洋中漂泊，从而产生虚无主义和生存绝望感。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兴起反映了当代中国更广泛的意义和目标危机，因为个人正在努力应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寻求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