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新闻2024年10月11日发布:如何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大宗商品快速上涨隐藏较大风险，需要及时做好应对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采取应对措施。从国际方面看，受经济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消费国、进口国，需要密切关注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价格变化，与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做好沟通交流，用好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工具，根据情况适时采取应对措施。在国外实施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大规模投放流动性，全球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关注国外流动性外溢对我国的影响，以及国际游资可能借机炒作大宗商品的负面影响，防范输入性通货膨胀。

从国内方面看，首先，要正确积极引导各界预期。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引导公众合理预期，防止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形成一致性预期并非理性的推动大宗商品继续快速上涨。其次，要积极疏导供求关系平衡。在供给方面结合既有能力适度增加供给，在需求方面引导适度分散需求，减少不必要的原材料储备。再次，严厉打击借机炒作大宗商品。最后，防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金融风险。按照货币政策总体稳健的思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对从事大宗商品流通的行业合理放贷，以防止大宗商品价格积累泡沫形成风险进而向金融领域传导。

原文链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如何看

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的开展，近期关于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受到热议，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数字人民币与数字美元的关系。有不少观点认为，数字人民币会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国内对这一话题也非常重视，甚至存在着将数字人民币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倾向。

当前中国和美国的数字货币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发行了单独管理的央行数字货币，而美国尚未明确这一计划，只是通过认定现有的美元稳定币来实现对数字货币体系的影响。例如，美国最大的银行业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宣布，允许美国银行使用公共区块链和美元稳定币作为金融系统的结算基础设施。

中美两国数字货币技术路线的差异是由传统货币地位导致的。美元已经是全球货币体系的主导者，单独发行数字美元的意义有限，但是通过打通与现有稳定币的关联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对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的美元化目标。而人民币居于弱势地位，发行独立管理的数字货币有助于人民币增强优势地位。

但是数字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或者数字美元的地位是需要谨慎评估的问题，要回答这一点需要对数字人民币的实质有客观认识。根据IMF最新的研究报告，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划分为零售型和批发型。前者用于小额交易，后者用于大额交易，目前零售型数字货币发展速度较快，批发型则尚未进入主流。从属性上来看，我国的数字人民币属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且不计息，主要用于支持消费场景。而美元的垄断地位主要体现在大宗交易方面的定价能力，例如全球的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进行定价。因此通过零售型数字货币从市场份额上看不太可能挑战美元的地位。

原文链接：正确理解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

短视频行业中，平台企业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流量抢夺之战愈演愈烈。为维持这场无硝烟的“战争”，背后是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快手为例，2020年其销售及营销开支高达266亿元，同比增长169.8%。

可以说，流量的多少代表了短视频平台在企业与一类电商眼里的价值。然而短视频繁荣背后的“流量陷阱”，最后买单的是消费者与社会。从消费者自身角度来说，博主买来的高额流量，就是他们产品质量的保证吗？实际上，流量的增值带来的是短视频平台自身获取流量的成本越来越高，一类电商和企业在短视频平台的广告费用也水涨船高，而这些成本最后都将施加在消费者头上。而且，受到成本的限制，产品营销费用的增加会带来对产品质量的懈怠，买流量的背后是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这些都可能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

从社会整体福利角度来说，流量繁荣背后是社会效率的损失。短视频平台企业会更加在意其内容能否吸引眼球，而不看重其内容的深刻性和内涵性，一类电商和企业也更加倾向于采取非价格竞争手段，而不从自身产品和服务方面找突破点，再叠加劝说性广告并没有有效缓解消费者与产品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产品质量走低，非生产费用升高，社会福利损失。

原文链接：短视频繁荣下的“流量陷阱”

教师惩戒权是由制度所预成，以教育、管理学生的必要权力。作为一种制度化实践，教育惩戒权对于维持在学秩序、学生健全人格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教育性意义。然而，这一权力在实践中往往因制度标准模糊、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要么被消极慎用导致惩戒缺失，要么被滥用导致惩戒过度，严重损害学生发展的实际权益。作为逻辑层面的延伸，教师惩戒权所产生的极端化运行等问题，也应当从制度中寻找答案。这一制度是指，与教师惩戒权相关的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制定、自主采纳的教育管理制度等。教师惩戒权理性回归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精准把握一种“善”的制度伦理。

在确立教师主体责任的同时，还需要从世俗且客观存在的行为选择出发，建立清晰合理且严格的责任监督、评价乃至惩罚机制。其一，需要从教师惩戒的主观意图、所采取的惩戒手段以及对被惩戒人身心影响程度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评价，并将考评结果与对教师的评聘晋级紧密结合。但在相关环节上，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都必须贯彻“以事明理”的原则。其二，对于确由教师主体违反法律法规、职业纪律而造成惩戒权行使不当的情况，应当依照专门程序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

原文链接：教师惩戒权应把握“善”的内核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注重发挥三种内生社会力量的作用。

一是注重发挥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务工经商群体力量。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务工经商群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外务工经商并购房定居，有稳定的工作，将来回乡生活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类是在外地务工经商，没有稳定住房，而是在老家农村建有住房，这类群体到了老年或者因经济环境变化会回乡居住生活。通过政策宣传，引导第一类群体到农村投资，既能实现他们投资收益的目的，也扩大了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引导第二类群体中一部分人返乡就业，既参与、见证乡村振兴，也能参加自家的农业生产，增强小农户生产能力。

二是注重发挥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群体力量。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一方面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对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比较了解，也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大多是在农村度过的，对农村情况相对比较熟悉，有浓厚的乡情和乡愁，也愿意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三是注重发挥留守在农村的老年群体力量。一般来说，这些老年人的人生目标已经实现，孩子已经成家立业，在家基本上都是带带孙辈，兼具一定的农业生产，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这些老年人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他们基本上都是掌握传统农耕技术的，甚至可以说是掌握农耕技术的最后一代农民。新生代农民有的已经失去了传统农耕技术。留守老年群体可以把他们掌握的传统农耕技术传承给下一代，运用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感化晚辈。

原文链接：发挥三种内生社会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正面临涉外法治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的现实。仅以涉外律师为例，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律师51.3万人，进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库的仅有2200人；国内能承担高端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更是凤毛麟角……

我国亟须一大批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涉外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加快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刻不容缓。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不能单靠法学院系。涉外法治专业人才至少有两点素质要求：一要懂法律外语，二要通国际法律。本土律师较外国律师的劣势不在于涉外法律知识，而是法律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目前法律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很难在我国的法学院系实现，外语院系承担法律英语专业教学，责无旁贷。

高校外语、法学教育教学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面向涉外法律服务现实需求，正确理解法律英语学科专业内涵，打破一切人为障碍，加快推进法律英语专业建设，在学科建设、培养模式、国际合作诸方面真正有创新突破。

原文链接：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教育失配，主要反映个人实际教育程度超过其工作岗位所需教育水平的现象，也被称为过度教育或教育错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性教育扩招，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需求已经远远滞后于教育发展，职业结构无法消化快速增长的教育文凭，因此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教育失配现象。

中国教育失配现象的宏观变迁趋势，深深植根于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变迁轨迹之中。就经济制度变迁来看，中国持续推进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创造了大量高等技能职业岗位，整体职业结构不断趋于高级化，有力提升了劳动力市场消化高等教育文凭的能力。未来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教育失配现象很有可能会继续减少。也就是说，中国教育失配比例随着时间进程呈现下降趋势。

但另一方面，从教育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教育失配比例随出生世代提高。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给越晚出生的世代创造了越多教育机会，从而导致越晚世代的整体教育水平越高，同一教育文凭的相对“含金量”也因此相应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的求职竞争通常发生在年龄相仿群体，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越晚出生世代面临越大同辈竞争压力，最终越有可能发生教育失配。

值得澄清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目前存在教育失配风险，一些劳动个体不得不面对高能低就的现实，但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教育远未到过度的程度。而且，教育从来就不是完全为了劳动和就业，其在提升全民素质、传承文化遗产和引导社会变迁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就此而言，未来我们仍需继续实施教育强国战略，不断提升教育内涵。

原文链接：高能低就：我们的教育失配了吗？

1895年，清末状元、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之托，在南通城外开辟新的工业区和港区，工业区位于通扬运河与港闸河交汇处的唐闸，港区位于长江边的天生港，另外在狼山附近开辟住宅区，这“一城三镇”的格局“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当时有“小上海”“小汉阳”之美誉，被吴良镛院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位于唐闸的工业区，以大生纱厂等工业企业为主体，辅之以居住、商业、仓储、运输、教育、医疗等功能，完整保存了中国近代工业城镇的格局和历史风貌。唐闸的建设是在“洋务运动”大背景下启动的，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强行冲击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一群知识分子主动迎接挑战，进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变革，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而唐闸工业城镇是少数取得成功的典范。张謇“以大生一厂为母本”，开办磨面、榨油、制皂、冶铁等配套企业，形成了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产业集群，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重要发祥地，唐闸历史工业城镇集中反映了其产生、发展、繁荣、萎缩和重获新生的历史进程，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推动唐闸工业城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其要素完备的现实基础，更有其凝心聚力、推动保护利用的长远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属于全体人民，只有唤起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提高公众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和尊重，促进群众的自觉保护行为，遗产保护才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原文链接：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人文精神传承

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视博物馆建设，更为重视挖掘、发挥文物的现实价值及其教化意义。那么，在新时代，要让文物、遗产、古籍活起来，博物馆担当着怎样的重要使命，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一是以物教人。二是以史育人。三是以文化人。物、史、文三者处于不同的层面。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基础；史是能够领略、感知的，是物与文化的桥梁纽带；而文化则是无影无形的，当然，它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是可意会的。史借助于物得以表达，而文化又附着于物的形体、史的内涵之中。物所展陈的程度、史被挖掘的水平，这二者对文化的揭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要让文物动起来，让博物馆活起来，除了内容的实、形式的美，还要有手段的新、方法的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来获取并释放更多信息。

原文链接：新时代公共博物馆的重要使命

随着“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完善终身教育体系需要打破传统学校教育封闭式的办学模式，这就对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在编制“十四五”教育规划时，应着重在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上下功夫，以良好的学校环境、家庭氛围、社会风气巩固育人成果，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各级政府在编制教育规划时，应在指导思想中重新明晰家校社协同育人背后的教育价值旨归，画好合作育人的“同心圆”。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启发学生发掘生命的意义，进而培养出富有活力、具有主动性、充满创造性的个体。因此，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首要共识是回归以人的成长为目的的教育初心，纠正教育等于“高分”“名校”“好工作”的功利性、短视性观念，让学生真正回归生活、回归健康、回归常识、回归梦想，做一个有情感、有表达、有温度、有自主性的人。

原文链接：编制规划要在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上下功夫

来源：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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