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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子南】

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第一时间向其表示了祝贺，并提到“长期以来德美两国一直携手促进大西洋两岸繁荣和自由，而这种关系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也表示祝贺并强调，美国与欧洲以及德国是最亲密的盟友。

这种着意强调双边紧密关系的举动正反映出德国对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及其带来不确定性的深切忧虑。而这种危机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压垮德国执政联盟的最后一根稻草。朔尔茨已经宣布解除财政部长林德纳的职务，并计划于2025年1月15日举行信任投票。鉴于当前形势，该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极低，这意味着德国大选大概率会被提前至明年三月举行。

值得注意的是，朔尔茨在公开演讲中特别强调，考虑到美国大选结果，他将积极寻求与反对党领袖梅尔茨展开对话，旨在就迅速提振德国经济和国防进行建设性合作。

经济低迷和民意拉垮：德国政局分裂的内部根源

对于历来以稳定传统著称的德国而言，执政联盟的分裂不仅源于各党派间深刻的意见分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意支持的削弱以及经济的持续低迷。

德国民众对执政联盟的支持显著削弱，尤其是面对经济持续低迷和难民问题频发的挑战，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能有效缓解民众的焦虑，由此导致在地方选举中执政联盟各党支持率出现断崖式下滑，特别是自民党的支持率更是惨不忍睹，甚至存在无法进入新一届联邦议会的风险。这使得三党纷纷调整策略以争取各自选民，从而在政策方向上愈发固执己见。

自民党注重财政纪律，反对增加公共债务和税收，而绿党则聚焦于绿色转型和社会福利支出，社民党则偏向通过社会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这些分歧导致在预算案和财政政策等关键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德国财长林德纳、经济部长哈贝克、总理朔尔茨7月举行发布会 视觉中国

特别是在制定2025年预算时，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坚持将债务控制作为优先任务，反对通过增税或进一步举债来填补财政缺口，这种立场直接与绿党和社民党的扩张性政策背道而驰。朔尔茨原本态度谨慎，试图在三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各方立场僵化与民众对政治僵局的不满日益加剧，使得这一努力变得愈发艰难。

在权衡了个人形象、自民党支持率以及国家政经形势之后，朔尔茨最终做出艰难决定——解散执政联盟并尝试与强化在野的基民盟合作寻找破局之道。不过基民盟、基社盟显然更倾向于马上举行大选，而非协助朔尔茨摆脱政治困局。

特朗普当选的不确定性：触发德国政局动荡的催化剂

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对德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对经贸和防务的影响尤为突出，这将给德国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方面，特朗普提出的加征关税政策将对德国经济构成重大挑战。特朗普曾多次明确表示，一旦当选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关税，并对其他国家商品统一加征20%关税，此举恐将触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紧张、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并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急剧恶化。这对于高度依赖外贸的德国经济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

由于美国是德国最大出口市场，关税上调将导致德国商品在美国价格大幅攀升，进而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预测，这可能导致德国对美出口量下滑约15%。出口受阻会直接影响德国企业营收，还可能迫使它们减少投资、压缩产能，甚至裁员和外迁，从而对德国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前景造成连锁负面影响，使德国经济陷入更深层次的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于乌克兰援助和北约防务的保留态度将给德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外交与安全挑战。特朗普屡次表达对持续援助乌克兰的不满情绪，强调美国资源应更侧重于满足国内需求。同时，特朗普对美国在北约中的高额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明确要求其他盟国增大防务开支。

若特朗普政府最终选择采取这些政策，则将对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构成直接且重大的冲击。德国将不得不被迫在欧洲安全架构中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这不仅要求德国在军事和政治上投入更多资源，还将进一步加重其已经承压的财政负担，尤其是在当前德国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的背景下。这种新增的压力无疑将对德国的外交策略制定、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国家整体安全战略构成严峻考验。

特朗普获胜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赢得大选将为中德之间的合作既孕育着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

一方面，特朗普如若推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政策，极有可能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盟提供一个改善关系的契机。

首先，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推动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深化，使德国在分散贸易风险、维护出口增长方面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对于德国而言，维持稳定的出口市场和多元化的贸易伙伴至关重要。当前，德国的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尤其是在汽车、机械和化工等关键行业上对美市场的依赖度很高。因此，如果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德美贸易受阻，德国将会寻找替代的出口市场和更为稳定的经济合作伙伴以应对对美出口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将成为德国发展经济的“替代性”选项。此外，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将推动德国强化对华经贸合作。

其次，特朗普对北约质疑、反对军援乌克兰以及可能舍弃拜登“联欧制华”战略，将推动德国和欧盟重新追求“欧洲战略自主”，从而为双边关系改善提供更大的外交空间。

在特朗普获胜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已与法国总理马克龙紧急展开磋商并承诺今后两国将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他们已经意识到，未来四年在安全事务上过度依赖美国将存在极大风险，这会促使欧盟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构建独立的防务体系，强化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御能力。同时，推动德国和欧盟重新聚焦“欧洲战略自主”，增强欧洲自身在防务、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独立性。

此外，特朗普极有可能基于“美国优先”原则放弃拜登的“联欧制华”战略，这将显著减少美国在对华事务上对欧洲施压，从而有利于德国和欧盟在对华关系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另一方面，特朗普如若坚持反全球化策略，可能导致中德供应链部分脱钩并逼迫德国在中美之间做出更倾向于美国的立场选择。

首先，若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政策上持续采取对抗姿态，德国的产业链稳定性将面临严峻挑战，可能迫使德国企业逐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德国企业已深度嵌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尤其在汽车、机械制造及化工等关键行业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不仅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供应源和零部件生产基地，更是其产品销往全球的重要市场之一。

然而，一旦中美之间的供应链脱钩趋势加剧，德国企业可能会出于分散风险和缓解外部压力的考量，逐步考虑将其在中国的产业链环节迁移至其他地区，如东南亚、南亚及东欧等，甚至部分产能可能会迁移至美国。这一潜在的产业链重构过程不仅会极大地削弱中德两国之间的经济纽带，还可能为未来双边经贸关系增添更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其次，随着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稳定性加剧，德国以及欧盟可能会更倾向于在对美关系上打“中国牌”。特朗普弱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使得德国和欧盟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寻求美方支持的动力增加。这可能促使其在对华政策上选择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旨在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敌对政策，为美欧关系增添新的共同利益点。

特别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德国和欧盟可能通过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和投资限制、强化供应链去风险以及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方面与美国保持同步来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德国和欧盟也可向特朗普传达一种平衡信号——如果美国无法为欧洲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和经贸合作，则欧洲也可以选择加强对华关系，这或将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压力，促使其重新审视对欧政策并缓解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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