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鹏2024年10月14日发布:张震：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性贡献

摘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一种推进模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出诸多重大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核心要义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道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根源所在，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根基、社会根基、文化根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关键作用，有利于推动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法治队伍建设。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传统道德体系面临新的冲击，传统道德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也面临着新的思考。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道德；法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法学论坛》2024年第4期（第39卷，总第214期）

一、德法共治：新时代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二、寓德于法：优秀传统道德厚植法治现代化根基

三、德为法用：优秀传统道德助力法治现代化建设

四、德法合力：传统道德适应法治现代化建设新问题新思考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以及本质要求进行了系统阐述。报告同时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法治化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有学者较早指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章和有力保障。

　　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辩证对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其重大基础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道德”和“德治”必须被放在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和平性”时指出，中华文明“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以上充分说明，道德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的重要内涵之一，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鲜明地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其中，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明确提出的“七个着力”的第五个要求。基于此，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实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寻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及制度性贡献，是新时代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德法共治：新时代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促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中国数千年社会治理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形成了关于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力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是法律和道德的概念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二是法律和道德的治理论。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三是法律和道德的实施论。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同时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四是法治和德治的功能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以上关于法治和德治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引。

　　（一）法律与道德的治理融合

　　法治和德治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法律和道德都是重要的社会规范，法律通过国家意志及遵从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规范人的行为。道德通过习俗、舆论及遵从人的内心信念来规范人的行为，法律惩恶扬善，道德谴恶扬善，都是弘扬社会正义。它们相辅相成，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二者配合协调得好就有利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所以任何一个社会都将它们作为规制人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尽管时有侧重，但均不会舍弃。事实上，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容和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强烈体现和重要保障；而道德对人的行为要求比法律的要求更高，法律则包含和体现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即所谓“法律是社会的道德底线”，是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通过道德入法，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道德文明体系有机融入法治建设，以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及稳定提供有力有效的制度保障，进而有利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更是如此，是我们依法治国，以维护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最终保障人民权利和权益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而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有力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有机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文明，也是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文明，是法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文明，同时还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文明，更是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文明。

　　（二）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道德指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的关于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力、治理融合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道德有机融入新时代法治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进入新时代以来，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有了重大理论创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内容相继写入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并逐步走进中国法治实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精辟指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夯实了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以德治国基本方式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依法治国来说，以德治国虽然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但道德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是辅助性的。不能用以德治国来代替依法治国，或者是过度强调以德治国的规范功能和社会作用，而冲淡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重要功能的发挥。

　　第二，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我们深入研究探索，汲取全党智慧，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在管党治党方面的重要体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一方面，没有道德，规不成规。党规党纪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落在人身上，靠人来执行。面对利益诱惑，道德修养高的人则能心无旁骛、不为所动，德法相依方能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没有规矩，德亦难行。道德规范的确立，也需要法规的引导和维护。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人性可以向善，但也不能过度依赖人性的自觉，制度永远比人性本身更值得信赖。全面从严治党最终还是要以制度法规为基础，以纪律规范为保障。通过加强他律引导自律，让党员干部心存敬畏、行有底线，进而让“德”也立起来。同时，在实践中应避免两个极端：忽视道德性要求，降低党内法规的从严标准，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无异；或是过分拔高道德性要求，将看不见、够不着的标准融入党内法规，致使党内法规因过严而无法落地落实。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法治中国建设。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所以，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必须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尊德守礼、崇德向善、积善成德，形成向好、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要义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理念为引领，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社会治理，就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相对接，就是把社会主义文化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聚合，推进文明社区、文明社会、文明中国建设。同时，也应注意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管党治党方面具有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力。只有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运用先进的道德价值来引导和教育广大民众，不断地增强自我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只有道德在以德治党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规范作用，才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推动以德治国治理方式的实现。

二、寓德于法：优秀传统道德厚植法治现代化根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必然是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文化根基和重要资源。

　　（一）法治现代化蕴含的基本道德范畴

　　其一，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代表着公众的道德水准，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社会风气的直接体现。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可见社会公德涉及到在公共场合普罗大众的利益和权益，是社会道德体系中具有立体性和网络状的领域。我国宪法、民法商法乃至行政法及刑法等都体现有社会公德，而且还制定了专门法以维护社会公德。例如，2021年4月29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就为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指引和坚实的法治保障。

　　其二，婚姻家庭美德。包括维护妇女、儿童或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的道德在内，其主要内容涵盖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等。除了《民法典》在第五编“婚姻家庭”编以及第六编“继承”编用法律条文全面而详细地规定了婚姻家庭美德之外，我国还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进一步弘扬婚姻家庭美德。

　　其三，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每个人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衡量各行各业中人们行为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准则。其深入、持久、细微、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到社会职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而且直接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充分体现了社会文明的水平和能量。例如，《会计法》《律师法》等都对职业道德进行了明确规定。

　　其四，个人品德。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古人强调的“修、齐、治、平”就把修身放在了首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面提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要求弘扬个人品德，《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提出“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婚姻家庭美德以及职业道德等各个领域都渗透有个人品德的成分和因素，社会道德体系各个层次和领域的要求和修养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人品德上，所以个人品德也是道德体系各个层次和领域之间作用和功能的特定体现和归结。

　　（二）优秀传统道德强化法治现代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所蕴涵的丰富内容构成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根基、社会根基、文化根基。

　　1.勤政爱民、务实清廉的政德官德强化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根基。政德与官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下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同样重要，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古人倡导“为政以德”，弘扬做官要“清正廉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2018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他要求领导干部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方面都要过硬，而“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都在强调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法治工作的普通人员，都要具备政治过硬、公道正派的政德与官德。

　　2.心怀家国、律己修身的公德与私德强化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根基。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人民，最终成果也是由人民检验、人民共享，法治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民参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于优秀传统道德的坚守与传承，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基础，凝结着人民共识。优秀传统道德有助于营造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的积极氛围，动员全社会积极投身法治现代化建设。优秀传统道德中的家国情怀、民族情结，是新时代公民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卫国家安全、见义勇为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内生动力，也是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基本道德准则。除此以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的个人道德与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师德，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医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等职业道德共同影响和规范着个人行为与职业行为，为法治现代化建设奠定社会基础。中华民族历来注重规矩意识，宪法和法律作为新时代的“规矩规则”，是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是全体社会的行为准则，是最基本的规矩规则，懂规矩守规矩严于律己的传统道德强化了公民守法意识，为法治社会建设创造了文化氛围。优秀传统道德中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意涵，强调对于个体和集体的人的重视，这些都为法治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

　　3.以德为上、崇德向善的道德文化强化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根基。法治现代化必然包含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法治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基础。文化凝聚认识，文化感召行为。优秀传统道德历来强调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于更高层次道德的不懈追求，这种道德观凝结着全体成员的文化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这种向上向善的道德文化感召下，国家治理行为与个人行为能够实现自我调整、自我约束和自主规范的基本状态，在此基础上法治的方式与目标更能获得社会认同，从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道德文化连着法治文化，二者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法治文化建设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统一的集中体现。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历史交汇，以及二者的现代化结合就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范畴内。优秀传统道德是法治实践培育产生法治文化的基础。全民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普遍认同形成了独有的法治文化，这种普遍认同建立在道德的基本判断之上。并且法治文化本身并不具有行为规范性，而是类似道德形式对全民的认识和行为形成感召。优秀传统道德不仅影响法治具体实践，还对法治文化建设与法治文明的形成具有强化作用。

三、德为法用：优秀传统道德助力法治现代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因此，要将优秀传统道德的核心要义融入法治现代化建设，融入立法、司法、执法等具体实践活动，并且将优秀传统道德作为法治人才培养和法治队伍建设的必修课。法治建设首先是队伍建设，法治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批理想坚定、素质过硬、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需要一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治队伍。

　　（一）将优秀传统道德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中

　　1.优秀传统道德入法鲜明体现科学立法。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以礼入法”古已有之，优秀传统道德之中蕴含着民众朴素的法的情感，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准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互融通是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治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新时代以来，立法层面的道德融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道德原则、观念、理念入法。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道德原则已成为民法基本原则，例如《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二是道德规则、规范被吸收为法律规则、规范。例如，《民法典》为弘扬社会公德，对“高铁霸座”“高空抛物”“偷窥隐私”“信息骚扰”等行为予以否定，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并对侵犯知识产权、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从而以法律形式肯定了相应的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三是道德系统被吸收、体现为法律系统。例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都包含着系统性的道德内容和要求，它们被我国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以及刑法所吸收和体现。特别是我国《宪法》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例如《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并在2018年的修改中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写入《宪法》，对整个法律体系起到统领作用。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执法、司法是将文本的法转变为现实的法，是道德价值与法律价值的实现过程。执法层面的道德融入是执法理念的革新与执法方式的转变，理念上更加注重法的指引、评价和教育作用，方式上讲究人性执法，柔性执法，既要依照法律规范，也要结合常情常理。法之理在法外，“一抓了之”“一罚了之”“一刀切”等简单粗暴式机械执法，看似足够刚性，维护了法律权威，实则并不符合立法目的，不符合群众的朴素正义观，是对法律权威的一种损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符合宪法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有助于增进价值观的社会认同，促进宪法价值实施。正义既是道德的核心又是法治的核心，人民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审判机关，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具有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依法裁判向社会公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共识的有力凝聚。近年来发布的英烈保护、见义勇为、劳动争议、赡养纠纷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典型案例，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融入司法领域的具体呈现。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结合传统道德进行说理释法，不仅弘扬了社会正气，也抵制了“谁闹谁有理”等违法失德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中提出，“司法解释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及时修订完善”。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消除城乡居民赔偿标准差异，符合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要求与群众的道德情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优秀传统道德融入执法司法是新时代高水平法治队伍的一项基本素养，也对当前的法治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以德治优化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可见道德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德育与法育相互融合。一方面，德育与法育的内容融合，道德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内涵，是法治精神、法治信念形成的基础。同时法治宣传教育中不仅涉及法律规范法律知识，也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准则。例如，懂规矩守规矩，遵纪守法诚实信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又是一种法治意识。另一方面，优秀传统道德的传承方式承担了部分的法治教育功能。家风家教、家规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也体现着丰富的法治思想，而家庭作为人生第一所学校，这些优秀传统道德对家族成员和家庭成员产生法治教育作用。因为我国自古以来一直讲究“家国同构”，国家伦理不过是家庭伦理的外推。虽然法律取代家庭伦理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但家庭概念在宪法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存在。家风家教等传统道德教育承担了国家法治教育的部分任务。

　　法治教育既有通识性的普法教育，也包括专业性的法学教育。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指出“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健全法学教学体系。注重思想道德素养培育，结合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健全法律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教育机制，培育学生崇尚法治、捍卫公正、恪守良知的职业品格”；“加强法学教师队伍建设。突出政治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等。从工作原则到教育体系的具体安排，《意见》多次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优秀传统道德不仅是新时代法治人才的判断标准，也是当代法学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法学教育是在为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支持，人才的德行好坏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质量。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重要表现，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源远流长，在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中，个人视“国”为“家”，为国尽忠是个人对于国家的情感表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是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的法治事业，在世界范围内自成体系、独树一帜，这就要求新时代的法学人才必须具备强烈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性。因此，新时代的法学教育必然是优秀传统道德与当代使命相结合，以培养兼有崇法为民的大德与律己奉公的品德，具备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为目标。新时代法学教学体系明确强调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当中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崇尚法治、捍卫公正、恪守良知等职业品格也同样是优秀传统道德的当代展现，这些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对新时代法学教育的支持与推进。

　　（三）坚持德才兼备抓住关键少数，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保障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专门队伍建设好”。“我国专门的法治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这几支队伍建设好”。除此以外，还有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治工作者、志愿者在内的法律服务队伍，以及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和法学专家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是对法治工作队伍品德修养的总定位，也是对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总要求。法治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支现代化的法治队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理念教育，德才兼备、德法兼修是法治队伍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目标，也是今后推进法治队伍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

　　法治队伍职业道德的弱化以及法治工作人员失职失德，都有可能造成执法司法的效果大打折扣。道德立场的不够坚定是造成现实中法治实践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职业良知来源于职业道德。要把强化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认识到不公不廉是最大耻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现代化的法治队伍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发挥优秀传统道德的激励约束作用，培育法治队伍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领导干部的品德是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标杆与表率，法治队伍道德建设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德才兼备不仅是法治队伍的基本要求，也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关键少数”，就意味着“关键地位”与“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关键作用”是“以上率下”，“关键地位”是“以上率下”之“上”。领导干部的“所行”“所好”将会对下面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这些法治工作队伍虽然职责范围不同，有各自具体的职业道德，无论是专门法治队伍的理想信念、担当精神、敬畏之心，还是法律服务队伍与涉外法治队伍的诚信执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及法学专家队伍的授业解惑教化育人，这些职业道德都体现出优秀传统道德的共性。法治队伍德才兼备的“德”是包含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内的政治之德，法治之德。立法、司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的柔性、人性执法方式转变都要求专门法治队伍要有“德”，因为有德之人才能将“德”融入法治工作。如果说优秀传统道德助力法治教育回答了为何培育有德之人、如何培育有德之人，那么在法治队伍建设当中强调优秀传统道德则是回答了通过哪些有德之人如何将“德”融入法治的问题。

四、德法合力：传统道德适应法治现代化建设新问题新思考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导向注定了优秀传统道德融入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优秀传统道德理念与法治理念相互融通，法治承载着道德理念，为道德提供制度保障。道德滋养着法治，为法治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不断促使法治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面对新时代的文化多元、科技进步，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如何更好的促使传统道德与现代法治协同发力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应当思考的问题。

　　（一）道德与法律协同发力的平衡力

　　“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法律与道德有各自的调整场域、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有其自身的规范特质。法律调整固然重要，但在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无法也不宜采用法律调整，并且执法司法的成本以及人文环境和社会基础等也不同程度制约着法律作用的发挥。因此，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必要的道德调整空间，要寻求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域”与“度”的平衡，从而形成全面依法治国的德法合力。

　　部分场域通过道德入法，用法的强制来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将道德要求转变为法律规范，是否在民众的情感接受度内，是否符合社会传统的价值取向，是新时代道德入法应当考虑的问题。例如地铁上喝水被处罚引发广泛社会争议，而高铁上却售卖餐食饮料。当前多数地区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保障特定场域的道德实施，用地方立法规范文明行为。通过北大法宝检索，省级与设区市一级的文明行为地方性法规共三百余部，但各有特点，有些以倡导性条款为主，禁止性的内容较少，刚性不足，也有些虽然做出了禁止规定，但缺少相应罚则。这也反映出道德法律化过程中各地对待道德入法的态度不同，立法尺度的掌握不同。道德法律化在表现形式上应该是趋向于柔性的道德规范，还是法的强制实施，抑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某一点上的平衡，是道德入法需要考虑的问题。并非所有的道德问题法律都能解决、都适合解决，法律作为道德的制度保障，道德法律化的成本应当与法治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所有的道德规范都靠法律强制来实现，不仅立法成本高，司法与执法的成本更高，社会观念也难以接受。并且面对某些普遍违法、法不责众的现实困境，道德法律化不仅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且否定了人们的道德自觉、自律和自由，也否定了法律的价值内容和基础，损害了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道德与法律协同发力的应变力

　　在现代宪法学的视野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而社会伦理道德是一个多元和发展的开放性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与自我发展是道德与法律的共同理念，当传统道德体系面对多元文化带来的伦理冲击时，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应当如何应对，是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道德冲击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的价值演变过程，无论道德调整还是法律规范必须予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无论是引导、规范，还是约束、限制，都必须德法协力，在发展中予以解决。

　　有些现象例如安乐死、同性恋等，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所不容，但近年来，社会公众在观念上虽还不能完全接纳，但态度上已经逐渐缓和，由此也对传统道德体系以及法治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安乐死与传统孝道文化、生命权，同性婚姻与妻贤子孝的传统婚姻家庭美德、宪法婚姻制度之间的观念与价值冲突，以及面对这些新生现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关己，莫闲管”的传统道德要求，道德与法律应当如何协力应对，是法治现代化建设所要面对和考量的问题。道德是根植于内心的法律，其落实更多是依靠个人价值观念的内在驱动以及社会舆论的外部评价实现主体的自觉自律。由于法律权利受到不同于道德权利的限制，有自身的局限性，所以道德权利的法律化并非是最佳选择。如此复杂且敏感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也并非道德或法律能够独自调整完成。既要尊重中华民族重视伦理亲情的道德传统，也要尊重人们多元的文化选择以及多样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无论陈旧或新兴，都是国家和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不用刻意加速或者打压，顺应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未尝不是最科学的应对方式。面对不同发展阶段价值与文化的多元，秉持包容审慎之态度，本身也是时代进步与法治文明的体现。

　　（三）道德与法律协同发力的创新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法治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是中国未来法治的生命逻辑，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与智能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是法治调整的基本对象。2018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智能时代的法律秩序不同于传统法律秩序，必然要转变传统法律观念，构建完善的法律供给机制与法律保障体系。智能时代的法律观念转变，法律供给与保障机制的建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

　　当前侵犯个人隐私、大数据杀熟、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科技领域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现象频发，所以“道德入法”在涉及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等重点领域特殊领域具有紧迫性。此外，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促进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但也带来了法律责任认定的伦理困境，例如汽车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医疗机器人的误诊误判等。这些都是法治现代化建设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虽然是因为技术和算法等原因而产生，但却无法仅仅依靠技术和算法本身来解决。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除了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外，也必须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道德是对人的约束，并且是理性人的约束，道德是区别人与其他生物的基本特征。科学技术虽不属于人的范畴，但是人发明创造的一种工具，应当符合人的道德性。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机器学习”的过程中植入诚信、友善、和谐、公正等普遍认可的道德伦理，形成“道德算法”，实现“算法从善”。面对强大的人工智能，或许我们无法寄希望于机器能够完全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伦理内涵，但将道德规范植入算法程序之中，使人工智能以良好的道德品质为生成出发点，从而在未来运行中作出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促进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

　　面对人工智能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单独依靠道德或者法律进行调整并不现实。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因不具有可解释性难以被问责。而面对这一科技革新，法律与道德在合力调整时应当承认并包容其不确定性，通过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的技术平衡为其预留发展空间，满足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和技术革新的空间需要。通过法律对技术应用边界进行规范限定，促使其道德性实现，同时又为技术预留包容审慎的发展空间，在法治的框架中化解技术与道德的冲突，实现法治价值与科技价值的均衡与同步。因此，如何加强高新技术行业的道德约束与法律规范，通过法律与道德来平衡科技发展与权利保护的关系，是未来法治现代化建设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结语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与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规范形式，也是国家治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国家治理需要德治与法治协同发力。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同中国法治实践经验深度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新时代关于道德与法治关系的重要论述阐释了优秀传统道德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地位与作用，为探索传统道德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的制度性贡献指明了方向。道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的约束与保障，法律的实施需要道德的支撑与滋养。法律创制需要以道德作为思想基础和价值判断标准，法治思想需要寓于道德之中进行教化。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律承载道德内容，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及实践中广泛认同、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道德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迈向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过程中，做好德润文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形成向上向善的文化氛围，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以德治国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引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指引下，法治现代化建设应当注重法律与道德在新技术新文化新场域的协力调整，以及在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国家目标任务中的新的制度性贡献，更好发挥德治作用，促进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END

作者：张震（1977-），男，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文正邦教授是论文初稿的合作者！未及论文定稿，老人家已经驾鹤西去！论文的发表，是对文老师的崇高致敬和永远怀念！

来源：《法学论坛》2024年第4期“学术视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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