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40年，阎学通：中美进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 阎学通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中美进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

本刊记者/徐方清

2018年和2019年的国际局势会有何区别？对于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直言：“可能就是‘很乱’和‘更乱’的区别。”

岁末，阎学通在清华大学明斋的会客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对2019年国际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阎学通进一步称，从全球层面看，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中美双边战略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虽然经济的下行态势有产生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的危险，但阎学通指出，“中美竞争加剧与世界经济下行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很可能两者只是碰巧发生在同一时期。”

特朗普是一类，美国的其他总统是另一类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这十多年来，每年在盘点全球局势的时候，都常出现“大变局”这样的提法，这是因为世界秩序的重组、交替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吗？

阎学通：从文学角度讲，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说法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固定词语，有点类似于创造了一个新成语。这一表达有力且让人印象深刻，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这个词语描述较大的国际政治变化。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讲，这个词语表达的意思是不准确的。在人类三千年或在中国的三千年历史中，有很多政治变化都大于李鸿章所处的19世纪下半叶。

如今来看，我们目前面临的世界政治变化可能大于前几年，但明显还达不到“一战”或“二战”时期的程度。是否能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国际政治变化程度，也都还是个问题。判断国际政治变化的大小需要有明确的参照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人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感觉，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

阎学通：大家之所以感觉这两年国际秩序变化快，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因素：首要因素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地位在衰弱。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以后，美国的反建制主义思潮、欧洲右翼势力都在上升，最近的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典型事件就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西方国家开始不按自由主义的价值规范来行事，特别是美国自己带头不执行，比如放弃多边主义，推崇单边主义。其实像非洲、拉美等所谓的边缘社会也出现了很多变化，只是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而已。

第二个因素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变得更加激烈，但这是第二位的，不是首要的。中美战略冲突加剧并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而是好多年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就开始加重；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美战略冲突在2018年突显出来，并不是说在这两年里中美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是特朗普采取的对华政策比奥巴马时期粗鲁。如今的国际秩序变化也不是从量变发展到了质变，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按自由主义规范行事了。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特朗普刷屏”的情形，这会导致国际秩序渐进性、延续性转变的一面被忽略和淡化了吗？

阎学通：“刷屏”是特朗普自己采取的一个策略，他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保持自己每天都占据媒体的头条，每天想办法给媒体制造些冲突性、戏剧性的“热点”话题。总的来讲，特朗普“刷屏”主要是因为他提供的话题内容，策略则是第二位的。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如果将美国总统分两类的话，特朗普是一类，美国的其他总统是另一类。当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领导层发生了质变，全世界大众感觉世界突然变了，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很少看到以往的美国领导人做出决策是去疏远和盟友关系的。而如今，特朗普却经常制定一些绝无仅有的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的权力制衡体系，在特朗普身上是否约束力“失灵”了？

阎学通：现在还不能说“失灵”，但至少是制度的约束效力没有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强。也许美国的制度对决策者的约束力比其他国家的大，对特朗普构成了一定的制约，但显然并不能够完全将他制约住。

从特朗普执政两年的过程看，美国制度对特朗普的约束力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他刚上台时有很多针对他的抗议游行，现在少了。

目前，他在共和党内得到的支持率比他刚上台时还高点儿，他在美国大众中得到的支持也总体是稳定的。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这给特朗普造成一些困难，例如众议院不通过他在美墨边界修隔离墙的预算。于是，特朗普以关闭政府的方式进行对抗。最后何方妥协还难确定。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来看，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算得上是“前无古人”。现在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特朗普会“后有来者”吗？

阎学通：后面会有来者，其实已经有跟上的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东施效颦是一种社会机制。在人类社会，往往是穷人模仿富人，下级模仿上级，普通人模仿名人，弱者模仿强者。西施好看，东施不好看，就有了东施模仿西施皱眉的行为，东施以为这样能够漂亮。

特朗普的言行，虽然遭到美国自由主义精英阶层的批评，但他有比较固定的支持群体。在国际社会，他是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其行为会被很多人认为是对美国有好处的，在中国就有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执政方式，说特朗普的做法使美国经济增长超过了3％。

特朗普这种和以前不一样的非传统的领导方式，被很多人认为是他的优点，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领导样板。根据东施效颦原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会模仿特朗普执政方式，甚至改变自己原有的执政风格。

自由主义影响力下降是全球性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 当前，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黯淡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点，还是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

阎学通：自由主义影响力下降是全球性现象，不是美国所独有的。欧洲和拉美的极右势力上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新的集权统治出现，极端民族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兴起，都表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我认为，这是由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极端化导致的。自由主义原本是强调保护少数，包容不同意识形态的。

冷战后，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自由主义者渐渐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不再包容其他的意识形态了。凡与自由主义观念不符合的，都被视作是“政治不正确”。

在语言习惯上，以“他”作为抽象第三人称都不能容忍，必须改成“他/她”以表示没有性别歧视。任何意识形态走向极端都会过分强调政治正确，从而也必然会遭到大众的反对。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称自己属于现实主义学派。在如今的国际关系领域，理想主义注定不断“贬值”吗？

阎学通：从学术角度讲，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过较大影响，二战前其影响力就下降了，二战之后理想主义就再没有恢复过主流地位。

冷战时期是现实主义理论主导，冷战后是自由主义主导，理想主义都不是主流理论思想。现在主权规范的影响力开始上升，理想主义更没有机会获得发展了。

在中国，有人继续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口号和目标，这都属于政治正确。然而，这些口号和目标无法指导具体的对外政策，因为具体的对外政策需要维护国家利益，而理想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是无法用于维护国家利益的。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的上台，当时就让不少人看不懂，包括一些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他上来之后，这世界似乎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发生的变化，一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特朗普和金正恩能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但为什么最后特朗普做到了他的前任们都没有做到的事？

阎学通：特朗普并不了解国际军事安全问题。他原本想对朝进行军事打击，但后来才知道对朝进行军事打击是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改变了策略，转向谈判。

恰巧朝鲜的核试验已经能满足朝鲜的最低核威慑需求，于是美朝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判的共同点，即朝鲜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美国放弃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

这两点不是短期考虑的政策调整，而是美朝双方可能长期执行的战略，于是双方达成了共识。但在达成这一共识之后，美朝双方都不再对对方抱有更高的期待，这就陷入了维持现状的状态。

目前看，美朝都有可能采取对外表态愿意进行第二次领导人会谈，但同时采取不为进行会谈而让步的政策。也就是双方都不放弃会谈的可能性，但都以会谈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作为实际政策的出发点。

中国新闻周刊：新加坡金特会时，在特朗普的记者会现场，一些美国媒体记者在现场质问特朗普怎么可以称呼金正恩是他的朋友。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朋友、对手甚至是敌人的界限是清晰的吗？

阎学通：特朗普不认为战略信誉有价值，因此他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策略。他认为这种言行不一的策略可使对手无法猜到他的实际政策或政策底线，这有利于他把握竞争或谈判的主动权。

这种策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次数多了就失灵了，会伤害长期战略利益。这如同空城计，第一次使用成功概率很高，次数越多，其成功率就下降了。2018年使特朗普对外政策成功的因素，在2019年很可能演化成他失败的因素。

应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新闻周刊：你近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中国政策发表的长篇演说。

不少人将这次演说看成是新的“铁幕”演说，认为这意味着中美“新冷战”开始了。但你多次指出，中美进入冷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风险不存在吗？

阎学通：任何国际事务都有多种变化的可能，但各种变化的概率有高低之别。我并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

很多人认为国际政治只有三种状态：热战、冷战与和平。然而，这种认识不符合当下世界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人类历史。

冷战并不是热战与和平之间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争烈度和规模都较小，但那不是冷战。

冷战是特指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到1988年美苏达成和解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形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代理人战争的策略在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状态，即推行本国的政治体制。

我之所以说进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是指中美不会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之争。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在的国际格局中，对于如何定义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敌人，是不是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阎学通：在不同的时代，国家对敌友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但抽象的标准是相同的，即有无共同利益。在中美两极化的趋势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大于共同或互补的利益，于是无法将对方定义为朋友。

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了，中国虽然没有将美国定义为竞争者，但也无法将美国定义为朋友，甚至也无法定义为合作伙伴。

上世纪90年代起，中美将两国关系定位为“非敌非友”，这不过是假朋友的代称。我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定义敌友，即使美国单方面以意识形态定义敌友，其他国家以政治意识形态判断敌友的可能性也不大，多数国家仍会以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判断敌友。

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中国对外政策要坚持上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的“对外政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这个原则为中国改善国际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长期坚持，不能改。

另外，外交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也得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要不断地改变僵化了的思想观念。随着环境、事件、问题以及历史的变化，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可能不再适于客观世界。

我们要对外交理念进行梳理，分辨哪些是过去适宜但今天不适宜的。对于不适宜的观念，不能僵化地坚持，而应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不断地突破自己僵化的观念，这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比如在中国的身份地位界定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将我国的身份界定为什么样的地位对维护国家利益最有利。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或者其他的什么身份地位。

如果我们界定的国际身份地位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有利，那我们就坚持，如果不利，那就应该寻求新的身份定位。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处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进程的普通民众，如何寻找个体的定位，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方式来与急剧变革的世界实现比较好的相处？

阎学通：我以为，中国普通民众应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

例如，目前我国还没有建设成为世界灯塔国家，因此还不具备引领世界的能力。我这里说的谦虚谨慎是指无论自己的实力比他国强还是弱，都应坚持学习他国先进之处，并随时承认自己的缺点。

中国新闻周刊：从国际局势的演进看，能否请你简要总结下2018年的特殊之处，并展望下2019年？

阎学通：2018年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中美战略竞争公开化，这将可能是未来多年的趋势，一两年内不会发逆转。这使得各地区大国采取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策略，一方面给自己留出在中美之间迂回的空间，一方面提升他们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

中美竞争加剧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可能出现下行态势，而且这种下行有产生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的危险。不过，中美竞争加剧与世界经济下行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很可能两者只是碰巧发生在同一时期。

（实习生魏雨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