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一言不合就“人肉开盒” 记者调查发现“开盒”与被“开盒”者涉及不少未成年人

广东网友小一是某海外偶像组合的粉丝。今年7月，她所在的粉丝群号召粉丝在组合CP总选(粉丝为自己喜欢的偶像之间的配对进行投票)中为自己支持的CP投票。投票过程中，因为好几对CP人气拉不开，各粉丝团体发生混战，不仅相互攻讦、展开饭圈骂战，而且采用了“人肉开盒”的方式，把一些大粉的个人信息和照片曝了出来，其中好几名粉丝是未成年人。

小一说，粉丝群里甚至要集资“开盒”，开出来发现对方是未成年人后，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号召“到学校找人”“告老师”。“我在群里劝说这样不好，但他(她)说自家也被开过，凭什么不能开别人。”

未成年人受到“人肉开盒”影响的事例并不少见。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和公开资料发现，不少“开盒”甚至成了一些圈子如“二次元”“饭圈”和游戏圈等互相攻击的“武器”。

14岁的阿英是云南昭通一名准高中生。上个月，在一款枪战生存游戏中，他因为和游戏群里的网友组队，发挥不好，被对方追着骂。他骂了回去，之后对方不仅在群聊里以25元的价格“开盒”，公开了他的身份信息和两个电话号码，还快速扒出他父母的身份信息和经营的公司信息。“我要给他在高中宣传宣传”“让他高中3年失去社交”……面对对方的恶意，阿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道歉也不管用，他们还说要用大头照P图。怎么办？我不想去上学了”。

据公开报道，2023年10月，13岁的小杰因游戏失利被同队队友“开盒”，真实身份信息被发送到各个游戏组队群聊中，遭受陌生人的骚扰或威胁。他的手机被打爆、短信被塞满，还有人威胁要让他的父母、老师都“不得安宁”。为了平息此事，他无奈用压岁钱买游戏道具给队友赔礼道歉。

咽不下这口气的小杰，之后活跃在各种“开盒”群组，对他人进行骚扰、侮辱、谩骂等攻击，把这视为一种“报复”。他加入的一个6000多人的“乐子人”群组，有人会发布他人的隐私信息，号召群友进行攻击，而被攻击的对象，有不少和他一样都是还在上学的孩子。

博主“川烈”经常发布一些揭秘网络“黑灰产”、网络反诈类的视频，他在2023年遭受了大规模“开盒”网暴。起初，有人加他社交账号，并发来他和家人的户籍信息、手机号码等，川烈将其举报后就再没理会。

“不料，去年8月，他公布了我和我家人的户籍信息，还在外网创建人物频道并置顶，之后又连续多日公布了我的电话、我妹妹照片、我父母乃至我妹夫爸爸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川烈说，对方还扬言“已挖出32名亲人信息，后续会继续深挖”。

川烈遭受的攻击包括但不限于和家人经常收到骚扰电话及短信轰炸、被P图侮辱、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大面积传播、自己的身份信息被“开盒”者利用“实名举报”下架其发布的多个视频。这一切手段背后的落脚点，是“开盒”者要吸引更多人“做生意”卖资料，而川烈是反“黑灰产”的博主，开他当“门面”。

在以个人经历为引子发了一系列揭秘“人肉开盒”的视频之后，川烈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私信求助，他发现有不少被“开盒”者都是未成年人。“我打游戏的时候遇到一个人，自称‘师父’加我，让我把账号给他们，不给就要开我盒，拿我爸妈信息贷款，我该怎么办”“一个网友一直让我给他钱，我说没钱，他就威胁我要开我信息，我妈妈住院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被“开盒”的理由千奇百怪，川烈看了倍感无奈。

少年易被利用误导

成为“开盒”发起者

记者采访发现，“开盒”者往往可以通过一个社交账号挖出背后的手机号码、个人身份信息、家庭住址甚至亲友信息等，他们不仅肆意骚扰被“开盒”者及其亲友、引导网暴，还有人将这种行为发展成一门“生意”，低至几十元就能让一个网名背后的人“见光社死”。

川烈介绍，在不法分子的手中，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存储在多个能供人随时查询的数据库中，这些库被称为“社工库”：只要拥有被“开盒”者的社交账号，便可以对应获得其手机号，进而查询到其身份证号码，看到其身份证上的照片，甚至了解到其家庭关系。

“数据库里的资料，基本来源于这些年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泄露的个人信息，被人整理成‘共享数据包’，放在网上公然贩卖，几十元就能‘成事’。还有一种是现查，根据手机号码查到实名，在暗网上有针对性地买到个人信息，这种价格更高些，也更可怕。”川烈说，他曾补办过一次身份证，新身份证还没拿到手，就已经有人发照片到他邮箱威胁要“开盒”。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未成年人成了“人肉开盒”不法行为的发起者。

川烈介绍，被“开盒”后，他曾尝试报警，警方按照寻衅滋事处理。经查，“开盒”川烈的主谋共3人，其中2人没满16岁，只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河南网友“半耳聆”是一名UP主，去年12月的一个下午，短短几分钟内，她收到了几百条短信，还接到了多个陌生电话，有的说着“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有的声音是粗重的呼吸声，有的接通后“嘟”一声就挂掉。她的社交软件收到了多个陌生人的好友请求。

让“半耳聆”记忆深刻的是，接听电话时，有的声音很稚嫩，有的还没变音，一听就是未成年人。她意识到，“我好像被‘开盒’了”。慌乱之下，她快速把各个平台的个人信息重新改了一遍，把社交账号的内容隐藏掉。自此之后，她再也不敢接陌生电话，更不敢随便加陌生人了。

“从一些UP主和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未成年人对他人进行‘人肉开盒’的参与度是很高的。有被‘开盒’的UP主被P了花圈，被拉进群辱骂等。有的‘开盒’者只是单纯为了宣泄情绪，把曝光别人隐私当成释放压力或者取乐的手段，享受欺负弱小者的快感；有的则是为了吸引眼球，专挑名气大的主播下手，以此获得更多粉丝和流量；有的就是主动带节奏、挑起纷争，引导冲突，不断向各种网络团体宣战，最终以‘开盒’成果为荣；有的，仅仅是想炫耀。”“半耳聆”说。

2023年11月，某视频平台通报了一起“人肉开盒”案例。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UP主进行“人肉开盒”，不仅在线上公开UP主个人信息，还对其进行一系列电话私信骚扰、网暴攻击、不实恶意举报等违法行为。经公安机关查明，本次网暴侵权案件牵涉18个省市，共计40余人。主要活动人员为未成年人L某与C某。其中，L某因违法事实情节严重，警方对其处以10日行政拘留。同时，该违法行为将被永久记录在其个人档案中。关于C某，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李婉琦看来，“人肉开盒”其实就是一种网络暴力的形式，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如姓名、住址、电话、照片等，在网上公开曝光，甚至进行电话骚扰、网暴攻击、恐吓威胁等，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

对于不少未成年人成了“人肉开盒”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李婉琦认为，未成年人处于三观塑造期，对于很多行为的认识和产生多基于“模仿”，即“别人这么做，那么我也可以这么做”。同时，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对有害行为、违法行为的判断能力，因此在网络匿名性的保护下，将获取他人信息并公开当作一种炫耀。但归根结底，这其实还是教育的缺失，以及平台对未成年人监管的失职。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说，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肉开盒”，不但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还可能涉嫌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典甚至刑法。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悦介绍，根据2023年9月“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此外，“人肉开盒”中公然侮辱他人或故意捏造散布虚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

平台加强内容审核

堵住信息泄露漏洞

受访专家指出，“人肉开盒”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但实际打击治理存在一定的难度。

李悦认为，这种不法行为的切入点是个人信息泄露，要想治理，就须厘清信息泄露的过程。但互联网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平台，通过网络IP地址、实名制认证、弹窗等方式，网民的个人信息每分每秒都在公开，而获取信息的不法分子却可以轻易藏在“隐秘的角落”，很难溯源，给治理带来了挑战。

“一些网民法律意识薄弱。互联网上的行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下线，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网民无法分清‘吃瓜’和‘违法’的界限。”李悦说，此外，侵权者常使用谐音、拼音缩写、暗语等方式规避平台的审核机制，恶意内容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处理。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完全，是非分辨能力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李婉琦认为，网络匿名性给网络负面行为提供了天然的保护伞，同时平台的监管不完善，加之相关法律的缺失，导致网络“开盒”的犯罪成本降低。广场效应会引来大量的围观和跟随行为，使得“开盒”之后的个人信息如滚雪球一般扩散，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自2023年11月起，中央网信办多次在网络“清朗行动”中点名“人肉开盒”行为。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公安机关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整治谩骂侮辱、侵犯隐私等突出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数据显示，从2023年5月到2024年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网络暴力案件3100余起，依法刑事打击700余人，行政处罚3000余人。

作为“人肉开盒”行为的受害者，川烈建议，从源头严查，堵住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漏洞；加强网络管理，避免户籍信息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传播。

李悦认为，“人肉开盒”行为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进行，所以网络平台应建立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快速高效地自动识别并过滤不良信息。同时，平台应设立便捷的举报渠道，鼓励用户积极举报不良信息和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举报信息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张鸿巍说，考虑到互联网的动态特性，网络运营商、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等应依法遵守个人数据保护原则，共同构建隐私安全的未成年人在线环境，确保其个人信息在数字世界中受到保护。

“一是要求和规制网络运营商在设计、开发、运营和监管在线服务特别是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时，应当恪守和贯彻‘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考虑儿童需求，按照儿童数据最小化，识别未成年人隐私最严重风险领域，并努力减少或消除这些风险；二是加强和落实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在线安全的监管责任；三是帮助和提升未成年人了解和知悉数字环境、数据痕迹、在线隐私、网络素养、触法后果以及危险防范，以其能够理解的方式予以解释。”张鸿巍说。

“半耳聆”则提出，“如果可以，我希望‘开盒’者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因为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讲，被‘开盒’实在太可怕了。如果犯错成本太低，人性的弱点会使其不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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