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减速阵痛“中国引擎”如何换挡？—中长期视角下中日产业结构变迁的比较与反思

在国内，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正式迈入快车道，1978-2008年中国GDP总量翻了三十倍，“中国速度”刷新了全球大国经济增长神话。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四万亿”政策刺激有效抵御了次贷危机的冲击，但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国内工业化进程放缓，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台阶，国内结构性矛盾和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凸显。站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去工业化”时期的平稳过渡？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没有也不想经历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但双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入更高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与方向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平成三十年产业结构成功转型之路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日本平成三十年的产业结构变迁

（一）工业比重由四成变三成，服务业比重由六成变七成

1989年进入平成时代以来，日本三大产业变迁呈现出以下特征：前二十年工业占比缓慢下降，服务业占比缓慢提升；后十年工业占比小幅增加，服务业占比小幅回落。从整体看，1989-2018年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37％降至29％，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则由61％升至69％，农业增加值占比持续缓慢回落，由2％降至1％（见图1）。

日本三大产业的变迁表明：第一，早在1989年进入平成时代之初，日本便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成熟阶段，平成前十年实质上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即部分失去竞争力的落后和过剩工业产能，逐渐被搬离日本或者直接被淘汰；第二，在“去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进一步上升，成为结构调整阵痛期稳定经济的重要支撑；第三，经历“去工业化”的良性优胜劣汰后，留下来的工业企业，大多为主动谋变、苦练内功的行业强者，经过平成中间十年的打磨、成长与调整，其再度在日本经济中大放异彩，平成后十年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而有所回升。

（二）工业：制造业占比提升与结构升级齐头并进

1、制造业占比明显提升，建设类占比延续回落趋势

回看平成时代日本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不难发现：第一，制造业的占比明显提升。平成前十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曾小幅下降，但21世纪以来其占比维持明显升势，截至2017年其占比已高于平成时代之初的水平（见图2）。期间，日本制造业占比上升的过程，曾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打断，但其应对冲击与调整的速度非常快，2010年便开始重启新一轮升势。第二，建设业、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采掘业的占比则整体延续回落趋势（见图2）。上述变化表明，平成前十年日本制造业仍处于减量收缩的阵痛期，但工业结构优化的积极效果于21世纪初开始显现。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个：

一是日本制造业利润率先降后升，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力量。1989-1998年，日本制造业经常利润率由5.4％大幅降至2.7％；但1999-2018年利润率则由3.0％升至7.5％的历史高位。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制造业经常利润率曾由2007年的5.6％降至2009年1.0％的历史最低位；但随后十年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快速提升，并于 2017年创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利润率的新高7.6％。正是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给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是21世纪头十年，日本城市化率再度提速并迈入90％以上。1989-1999年，日本城市化率的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十年仅增加1.3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随着“去工业化”阵痛慢慢消散、经济全球化红利加速释放，日本城市化率再度快速增长，2000-2010年间增加12.4个百分点至91.1％（见图4）；但2011-2018年，其城市化率再次放缓，累计增加不足1个百分点至91.6％。因此，不难发现，21世纪头十年日本城市化的加速，为推动制造业占比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城市化加速阶段，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大肆扩张，相反其占GDP的比重反而在下降。这表明该轮城市化扩张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大，质量提升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高技术制造替代传统制造占主导

在日本制造业对GDP贡献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其内部结构亦实现了明显的优化升级。

动态看，平成时代高技术类制造业占比提升较多，传统制造业占比则明显下降。1994-2017年，日本制造业中占比提升较多的行业，有电子元件和器件、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制品、信息通信电子设备、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上述行业合计占GDP的比重提升了3.8个百分点（见图5），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不可替代性更强、未来需求增长空间更大。相比之下，石油及煤制品、食品饮料、纺织品、金属制品等低附加值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回落了3个百分点以上，这些行业的生产工艺在全球范围内均已较为成熟，需求增速亦明显放缓。

静态看，截至2017年，日本前六大细分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达67.4％，高技术制造业对GDP的拉动作用已较强。前六大行业具体包括：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食品和饮料、化学制品、基本金属、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见图4）。除食品饮料、基本金属外，其他四大行业均为1994-2017年占比增加较多的高附加值行业；另外，日本电子元件和器件、信息通信电子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亦分别达到5.9％、3.4％。这意味着，日本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基本实现，制造业新动能正源源不断地为GDP增长输送动力，制造业企业的护城河与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3、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基本实现工业减量提效的蜕变

从全球竞争力变化的角度看，日本在平成时代的表现亦非常突出。在权威机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日本的排名由21世纪初的十几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六位，且在创新这一单项上，日本一直位列前茅。同时，世界500强的榜单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入围的企业数量为52家，较1995年大幅减少89家，但同期日本入围企业利润率较1995年大幅提升，且部分行业利润率已领先全球的平均水平。具体来看：

1995年，日本外表光鲜靓丽但内在根基不够深厚，工业企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专。1995年，日本共有141家企业入围世界500强，其GDP占全球的比重高达17.7％。从经济体量看，当时的日本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重要两极之一，但其工业企业利润率却仍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不小差距。若从世界500强榜单中剔除日本没有上榜企业的制药等16个制造行业和保险等8个服务业，我们统计了剩下的16个工业行业利润率情况。数据显示：1995年日本仅有包裹及包装运输、铁路运输、工程建筑三个行业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上述三个行业的利润率绝对值偏低、其规模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占比亦偏小（见图7）。相比之下，日本的名片产业如汽车、电子、金属品等行业，上榜企业数量占世界500强对应行业的比重均在三成以上，但其利润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7）。

2018年，日本已敛去锋芒但却更为精瘦，名片产业优势突出、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2018年，日本仅有52家企业入围世界500强，其GDP占全球的比重降至6％左右。从体量上看，当前中、美、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已没有日本，但其自始至终仍是全球经济不可忽略的部分。2018年世界500强榜单显示：一方面日本在车辆与零部件、电信、金属品、公用设施、工程建筑、铁路运输、建筑和机械等行业上的利润率水平已经超过全球，其他工业企业利润率与全球的差距亦明显收窄（见图8）；另一方面在航空、包裹及包装运输、林产品和纸制品、建材玻璃、船务等全球需求增长放缓、规模偏小的行业上，已经看不到日本企业的身影（见图8），日本主动进行了瘦身和收缩。从1995-2018年世界500强工业企业分行业利润率的变化来看，日本大部分工业行业利润率的提升速度均要快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见图9）；但在计算机信息技术行业上，日本20世纪90年代股市、楼市泡沫，让其丧失了主导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会，其利润率的增长远远慢于全球。

（三）服务业：科技健康产业重要性提升，地产金融发展回归理性

1、科技健康产业占比提升较快，金融与大众消费占比下降

平成时代，日本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其中关键在于日本服务业供给结构顺应需求结构的变迁实现了转型升级。

首先，房地产业的调控较为成功，占GDP比重基本维持不变。1994-2017年，日本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增加0.4个百分点至12％（见图10），表明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房地产业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正常化和理性化。如21世纪初日本城镇化率再度大幅提升，但房地产业占比仍保持平稳，其稳定发展为其他行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未对消费和其他行业的投资形成挤占。同期日本公共管理和教育行业占GDP的比重亦变化不大（见图10），表明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对基础教育和公共福利管理方面一直都比较重视。

其次，科技健康产业发展迅速，占GDP比重达到近两成。截至2017年，日本专业科技活动、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信息和通信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2％、7.0％和5.1％，较1994年分别提升2.9、2.7和1.9个百分点（见图11）。其中，前两者仅次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房地产业，已成为日本的第四和第五大行业，这三个科技健康产业合计占GDP的比重达19.3％，越来越成为拉动和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短期难以改善，如截至2018年，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高达28％，20-40岁的人口占比仅21.5％（见图13），且其净出生率仍为负，未来日本健康产业需求增长空间依旧非常大。同时，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和日臻成熟，新的科技创新将是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也是需求增长的重要方向，因此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空间亦很大。

第三，金融产业持续挤水分，资金“脱虚入实”。1994-2017年，日本金融与保险行业持续收缩，其占GDP的比重由7.0％一路降至5.1％（见图12），这与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积极的调整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国内金融投机得到有效遏制，稀缺金融资源经历了“脱虚入实”过程，日本经济中的泡沫成分被不断挤出。

第四，受居民高杠杆与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影响，大众消费类占比缓慢回落。1994-2017年，日本批发零售业、运输及邮政服务、住宿及食物服务活动、其他服务活动占GDP的比重分别降低1.0、1.3、1.7和1.9个百分点（见图12），与此相对应日本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亦由57％降至56％。这一方面源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数量下降，减少了大众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历史最高位区间70％以上（见图14），在高债务负担与收入放缓背景下，居民消费的内在动能明显不足。但进入平成时代最后十年，随着制造业回暖、居民收入提升、居民债务负担降低，日本金融保险业和大众消费类行业占GDP比重的降幅已明显放缓。

2、信息科技产业厚积薄发，逐渐成为日本大放异彩的新名片

长期以来，日本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均远高于美国、德国、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截至2016年日、德、美、中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3.14％、2.94％、2.74％和2.11％（见图15），日本的优势依旧非常明显。从日本国内纵向比较看，平成时代日本研发支出占比，整体处于不断抬升的趋势中，2014年其占比最高达到3.4％，高于同期美国近0.7个百分点。

正是基于持久、大力的研发投入与支持，近二十年日本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亦是其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之源。数据显示，日本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比重于2003年开始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随后日本的占比继续不断提升，与美国的差距亦不断缩小。截至2018年，美、中、日三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占比分别为22.2％、21.1％、19.7％（见图16），位列全球前三位。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于2001年提出“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2001-2019年共计有19位日本学者获得诺贝尔奖项，实现目标的大半，而在这一计划前，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中，日本仅有9位得主。日本的科研实力厚积薄发，这也决定了其将是未来全球竞争中不容忽视的一极。

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产业结构变迁

（一）工业比重由五成变四成，服务业跃居为第一大产业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居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三大产业结构亦经历了由农业、工业主导向工业、服务业主导转变。1978-2018年，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4.6％升至52.2％，跃居为国内第一大产业；相比之下，农业增加值占比则大幅降低20.5个百分点至7.2％，工业增加值占比降低7个百分点至40.7％（见图17）。

中国三大产业的变迁，首先依托于人口红利、开放政策和技术后发优势。40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带动国内工业和服务业快速增长。1978-2006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9.7％增长至64.5％，成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这一趋势发生明显改变，2007-2018年国内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62.1％降至38.3％（见图18），同期工业增加值占比亦随之开始回落。其次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1978-2018年国内城镇化率由17.9％提升至59.6％；同时，1998年房地产改革之后，国内基建投资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速均维持在15％以上的高位。最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国内实物与服务类消费需求均大幅增加，期间价格双轨、金融市场等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消费潜能的释放与服务业的发展。

从目前国内三大产业结构看，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是“去工业化”与结构升级所带来的阵痛。一方面，相比发达国家，国内工业占比整体仍偏高，且随着进出口贸易对工业的拉动作用减弱，未来国内工业“减量收缩”已成趋势。另一方面，2015年以来，国内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已出现放缓迹象，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结构与效率亟待增强，才能更好发挥其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二）工业：规模扩张依赖基建和地产，制造业增长动能连续多年下降

1、近十五年来制造业占比明显回落，建筑业占比一枝独秀持续提高

国内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显示，近十五年来国内建筑业一枝独秀，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占比均明显回落。2004-2018年，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5％升至6.9％，制造业占比则由32.4％降至29.4％；2004-2016年，采矿业占比由4.8％降至2.5％，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占比由3.6％降至2.1％（见图19）。

国内建筑业占比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199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后，国内住宅商品房销售均价与销售面积整体一路上涨（见图20），对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明显支撑；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和基建作为国内稳增长的重要调控手段，两者投资增速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特征，亦有利于建筑业占比的长期提升。

制造业占比的回落，则与国内人口红利、后发优势趋于弱化，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密切相关。截至目前，国内制造业占比仍达近三成，高出日本近十个百分点，未来大概率仍将面临瘦身与优化的阵痛。

2、制造业内部结构性问题突出，高技术制造业在量级上难以弥补需求缺口

一是传统高耗能与中低端制造业持续收缩，对GDP的拉动作用趋势性减弱，但国内经济增长对上述行业的依赖程度较高。1993-2018年，国内纺织皮革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造纸印刷以及农副食品饮料加工业营收占工业营收的比重，分别降低5.7、2.9、1.0、0.5和0.4个百分点（见图21），呈现出明显的减量收缩特征；截止2018年，上述行业营收占比仍然接近三成，表明国内经济增长对其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展望未来，国内需求结构的升级决定供给结构的调整还将持续，上述行业对GDP的贡献率料仍将继续下降。

二是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偏低、提升较慢，在量级上难以弥补需求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医药制造、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和航空航天制造行业，仅有一小部分分散在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以及专用设备制造行业。

从国内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近25年来国家在相关行业的培育上取得诸多积极进展，但最近15年高技术制造业营收占工业营收比重不升反降，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待提速。如1993-2018年，国内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气机械设备、医药制造行业营收占工业营收的比重，分别提高6.7、1.5和0.5个百分点（见图21），且三者营收合计占国内高技术制造业营收的比重超过七成；但2003-2018年，国内制造业营收占比提升较多的行业变成了有色金属冶炼压延、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占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近五成的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营收占比反而降低0.8个百分点（见图22）。与此相对应，除2010年出现明显反弹外，国内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自2004年以来便持续处于回落趋势中，且2005-2011年国内高技术产业营收增速一度低于工业整体增速（见图23）。

从国内高技术制造业的绝对规模来看，截至2018年，无论是高技术制造业的营收还是利润占工业的比重均不足两成（见图24-25），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传统制造业仍左右着国内工业的走势。从细分行业看，2018年国内制造业营收占比排名靠前的行业有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食品饮料制造、化学相关制造、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压延、电气机械制造和纺织皮革等制造业，其合计占工业营收的比重为52.2％（见图24），但其中高技术类行业占比偏低，高耗能和中低端制造占比则明显高于日本等发达国家。如2018年，国内纺织皮革等制造营收占比为6.3％，远高于日本的1.1％。

三是高技术制造业盈利能力亟待提升。截至2018年，国内高技术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制造业，利润率仅为4.5％，大幅低于纺织服装、家具木材等大多数传统制造业的利润水平（见图26）。这表明国内高技术制造业仍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盈利能力整体偏弱，其前期依靠补贴和规模扩张的盈利模式，在近年来已难以为继。逆全球化的贸易摩擦，对国内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构成了新的挑战，甚至存在“断链”隐忧，将冲击国内部分高端需求的可得性。同时，国内其他制造业行业利润率提升动能亦有所不足。如2018年国内制造业利润率水平排名靠前的医药制造、烟草制品、仪器仪表制造、饮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食品制造和汽车制造行业（见图26），均属于内向型行业，即国内消费占主导，且其中前三者绝对规模偏小，占工业营收比重不足5％，而后四者的高利润率则主要受益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与消费升级。当前，国内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国内食品饮料、汽车消费市场均渐趋于饱和，预计上述行业高增长阶段均已过去，其利润率水平亦大概率趋于回落。

（三）服务业：金融地产占据主导地位，科技研究与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

1、金融地产占比持续攀升，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占比仍偏低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扩张尤为突出。受益于此，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国内商品服务消费亦长期维持较高增速，但同期科技研究与社会服务类行业的发展则落后于需求的增长。

首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推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两大发动机，但其过度繁荣已对消费和投资构成明显的挤出效应。1978-2017年，国内金融业、房地产业累计增速均为同期GDP增速的三倍以上，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大幅提升5.9和4.3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两者合计占国内GDP的比重达到14.1％，占服务业的比重约为27％（见图27）。近些年来金融与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实体经济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已超过拉动作用，导致国内宏观杠杆率大幅提升、居民潜在消费动能不足、实体经济投资疲软，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与高质量发展。如2015年以来国内房地产投资对消费的弹性系数持续回落，2016年以来国内房地产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的相关系数则已一路下滑至零以下（见财信经济研究院宏观深度报告《房地产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拐点到来了吗》）。

其次，科技研究与社会服务类占比提升，但对GDP的影响仍偏小，较需求的增长亦有所滞后。2004-2018年，国内科技研究类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3.7％提升至5.2％，社会服务类行业（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7％提升至8.3％（见图28）。两者占比均有所提升，且主要发生在2011年之后，这与近年来国内加大对相关行业的扶持力度密切相关；但相比日本，国内科技研究类服务业占比仍不足其二分之一，社会保障与服务水平亦落后其较多。考虑到未来国内人口结构与全球科技发展的变化趋势，上述行业需求侧的增长空间仍非常大；但从供给侧来看，上述行业对政府补贴依赖较大、盈利周期偏长，国内相关投资的增长明显滞后于需求。

第三，部分大众消费类行业占比已落入下降通道，对GDP的贡献趋降。1978-2018年，国内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增加2.7、降低0.4和增加0.6个百分点；但如果看近十五年来的变化，三者的占比分别增加1.5、降低1.2和降低0.4个百分点（见图29），后两者对GDP的贡献明显下降。根据日本的历史经验，预计未来上述行业对GDP的贡献亦难有大的提升空间，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数量增长放缓态势日益严峻，这将对上述行业的需求形成明显制约。二是随着中国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国民收入增速将明显放缓，可用于消费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概率将经历逐级下台阶的过程，对应零售餐饮等消费增速或随之放缓；如日本经验显示，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下台阶（见图30），大众消费类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保持回落态势。三是国内高房价逐渐掏空普通家庭的“六个钱包”，截止2018年12月，住户部门杠杆率已达到52.6％的历史高位，居民储蓄率降至历史低位水平，居民消费动能明显不足。

2、服务业利润率回落压力较大，亟待培育发展新的增长点

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稳定在70％左右甚至以上，与此相比，目前国内服务业比重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但这一空间的提高，需要通过服务业利润率的提升来实现，这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近十年来国内服务业销售利润率持续回落，部分低利润率服务业占比仍过高（见图31），不利于服务业效率的提升。在坚持“房住不炒”背景下，房地产业扩张放缓的阵痛亦将逐步显现，国内服务业亟待大力培育发展新的增长动能。具体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主要服务业行业销售利润率均已落入趋势性回落通道。2007-2018年间，国有住宿和餐饮业、传播与文化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房地产业以及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销售利润率分别降低42.5、14.1、13.4、8.7、5.2和3.1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国有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销售利润率已不足4％，远低于2019年二季度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94％的水平，也低于工业行业利润率水平。这表明国内主要服务业的内生增长动能明显不足，其对GDP的拉动或大概率趋于减弱。

服务业中占比较高的传统大众消费类服务业和未来需求旺盛的社会服务业利润率偏低。截至2018年，国有企业服务业行业中销售利润率最高的两大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和传播与文化业，其利润率分别为11.9％和10.9％；相比之下，社会服务以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大众消费服务业的利润率则不足上述两行业的一半。考虑到国内传统大众消费类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约两成，未来消费者对社会服务类需求的增长较快，其偏低的利润率现状亟待改善。另外，“房住不炒”总基调下，国内房地产业繁华落去终将回归理性发展，而这一发动机“熄火”后，其他服务业的承接力或相对有限，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冲击。

三、中日产业结构变迁的启示与反思

日本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是其不断走向更高经济发展阶段、成功抵御各类经济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这也将是中国破解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虽然中、日经济发展轨迹各有特色，所处的时代背景亦大不相同，难以说可以直接复制或模仿，如中、日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中、日工业化过程所面对的技术革命类型亦不同。但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当前中国与平成时代初期的日本仍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如工业体系大而不强、全而不专、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同为经济追赶国面临来自主导国挑起的贸易争端等。因此，日本平成时代的产业变迁经历，或将是中国未来即将面对的挑战，其成功转型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理性对待当前经济减速与传统工业收缩的阵痛

经济减速是一国从工业化成熟阶段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变期间的正常现象，重化工业和中低端制造业需求下降、产能收缩是其必然结果，但这并不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日本平成时代经常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消失的三十年”，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日本不变价GDP平均增速仅为1.14％、CPI平均水平为0.54％（见图32）；但反观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则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在异常痛苦的过剩产能收缩阶段，日本逐渐将经济发展重心由总量扩张回归到增强民生福祉、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受益于此，其存活下来的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居民储蓄率亦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回升（见图3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1978-2008年国内GDP总量翻了三十倍；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工业依靠传统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明显难以为继，国内GDP连续多年下台阶，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等随之趋势性下降，但这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矛盾。2019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鲜明地提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表明未来国内的经济发展将逐渐弱化总量目标，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

（二）高度重视服务业在工业收缩阶段的经济“稳定器”作用

“去工业化”阶段，基建地产逆周期调控在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亦日益凸显，如宏观杠杆率高企、房地产业价格偏高、资金脱实入虚等。因此，顺应正在升级的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非金融类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效率与占比，强化其经济“稳定器”作用，将更符合产业升级的方向与目标。

据前文所述，相比发达国家，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有接近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但国内服务业利润率偏低、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其增长动能明显不足。参照日本的成功转型经验，未来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大力发展科技研究类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提高其在GDP中的比重。一方面，上述科技研究类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其他服务业，提高其占比有利于提升国内服务业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科技进步是全球经济发展永恒不变的法则，其未来的需求增长空间巨大，将是拉动GDP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但日本经验显示，相关产业的发展依托于持久大量的研发投入与支持、需要强大的先进制造业为支撑，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因此，应坚定加大对科研服务业的培育与投入。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主动加快大众消费等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优胜劣汰。目前，国内大众消费类传统服务业占比仍有两成左右，但其利润率水平却远低于其他服务业和工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相关行业的产品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待提升。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上述行业的需求在量上的增速趋缓，但在质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手段，加速相关行业的优胜劣汰，既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亦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

三是有序推进健康、教育等服务业的开放，提升其占比与效率。一方面，健康产业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市场空间巨大，提升其占 GDP的比重将是顺势而为；另一方面，国内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偏低，整体效率不高，对财政补贴的依赖较大，有序开放相关市场、破除机制体制性障碍、引入市场活水，将有利于该产业实现良性发展。

（三）推动制造业“强增量、优存量”应贯穿经济转型升级过程的始终

制造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其竞争最激烈也最充分，最能反映一国（特别是追赶国）的增长潜力与竞争实力。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成功“减量提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产业升级过程中，日本制造业利润率短暂下降后持续回升，支撑制造业占比在平成后二十年整体延续上升趋势，稳住了不断下滑的工业规模；另一方面，正是制造业的突破，为日本发展现代服务业、刺激居民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其产业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日本制造业的调整要明显领先于其他工业，其占比下降的幅度与时间亦较其他工业更少（见图2），日本制造业的创新与增长贯穿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始终。

中国依托于规模、人口、制度红利优势，在上一轮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占据了制高点，但近十年来制造业依赖传统路径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展望未来，中国制造业应“强增量、优存量”，即做强做大高技术增量制造业、转型升级优化传统存量制造业，将是中国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

一要鼓励、支持企业向产业链前端核心技术延伸、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提高盈利水平，在收入分配中更大力度地向这些企业和个人倾斜，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流入，形成良性循环。

二要主动打破稀缺资源实现市场化分配面临的机制体制障碍，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继续下狠功夫、苦功夫，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为基本准则，实现国内金融供给侧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并驾齐驱、同步推进。

三要主动化解落后的过剩产能，抓住合适的时机引导供给侧改革从上游向中下游传导，倒逼企业基于更长远的发展视角主动求变、求生存，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破产等法律制度安排，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风险事件。

四要强化全球化发展的思维。以开放的思维主动参与全球化竞争，全球化布局有利于分散国内经济金融风险，增强企业和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四）保证金融、地产回归理性发展是重要的制度配套安排

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繁荣的虚拟经济是众多危机发生的根源。日本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稳住房地产市场、挤压金融行业水分，遏制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有效引导资金“脱虚入实”。如1994-2017年间，日本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不变，但金融保险行业占比则明显回落。

当前，国内最大的“灰犀牛”无疑是房地产市场。从供需角度看，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国内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约为36平方米，部分城市空置率高企，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渐趋于过剩，房价中长期上涨的潜在动能偏弱；同时高房价和房地产市场过度发展对制造业、消费的挤占效应凸显，已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破局。因此，未来应继续坚守“房住不炒”，防止房地产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但同时亦要警惕房价大幅回落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当前国内金融供需结构问题突出，如国内上市金融企业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比重接近一半，明显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但同时国内信贷结构二元化现象明显，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因此，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实体经济供给体系、需求体系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三角良性循环，是有序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配套制度安排。

本文源自明察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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