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2024年10月11日发布: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一国两制”成功源于中央的决心

当然，在过去25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一些挑战，反中乱港势力不断损害特区的有效管治，挑战中央权威，不遵守宪法和基本法，持续在香港挑起政治斗争等。在这一背景下，未来香港亟须进一步壮大爱国力量，遏制内外的敌对势力，强化行政主导，推动人心回归，并在西方不断加强对香港打压的背景下，拓宽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以更好地践行“一国两制”方针。

环球时报：在谈及香港未来时，不少西方媒体声称“香港政改前景黯淡”，并认为这是“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体现。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刘兆佳：这一叙事涉及西方对香港管治的一个曲解，那就是民主发展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在这一谬论的基础之上，香港内部一些反中势力打着“争取民主”“违法达义”等口号，暴力冲击香港政治体制，还得到西方的包庇甚至吹捧。

事实上，香港政治体制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民主发展也是“一国两制”的目标，但这不能妨碍其他更重要目标的实现。

香港的选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国两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必须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因此，香港未来民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反中乱港和外部势力不断萎缩、国家安全威胁不断减少、人心回归不断实现以及繁荣稳定不断提升的基础上。

西方舆论有意歪曲香港的历史和现实

环球时报：回顾过去25年，您认为西方叙事——甚至一些港人自己——对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哪些误读或谬论？

刘兆佳：香港存在一个非常令人警觉的现象，即大多数人对香港自身和国家历史认知的缺乏与扭曲。我们注意到，研究香港历史的中文书籍比较少，为数不多的一些也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领域，而很少从政治和管治的视角来看待香港历史。于是，绝大多数香港人对香港政治史的认知来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人的书籍。

在这些历史叙事中，西方肯定殖民管治的“合法性”，肯定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甚至从美化殖民者的角度，把香港人在被殖民时期取得的成果归因于英国人及其放任主义、不干预主义的管治方式。这一叙事在香港相当普遍，但却是极为偏颇和错误的：它没有涉及殖民管治的本质，忽视了其种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暴力统治的内涵。

另一个常见的西方有关香港历史和现实的谬误，就是认为回归后的香港应继续当受西方“特殊照顾和保护”的地方。这点从1992年出台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和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声称意在“维护香港的自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法律就可见一斑。

多年来，西方俨然把香港当作一个中国之外的“独立政治实体”，认为这个实体应继续为西方服务。美国甚至认为它可以根据其国内法随意干预香港的事务，并以香港人“保护者”的姿态质疑和攻击中国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这些从本质上说，都是在挑战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颠覆基地。

环球时报：在香港政治制度方面，西方叙事是否也有许多长时间存在的谬论？

刘兆佳：在对“一国两制”的解读中，一个最常见的谬论是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础和认受性来源，从而让英国、美国乃至部分西方国家认为“有资格”过问回归后香港的事务，并且可以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为由向中国“追究违反国际协议”的责任。

然而，西方不断重申《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回归后继续有效的说法，其实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国家宪法才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据。第一，中央根据宪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中央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根本没有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向中国发难的法律依据，更不要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其实想想就知道，在整个中英谈判中，中国政府一直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怎么可能会和英国签订协议，容许英国在香港回归后还继续拥有法律依据来插手香港事务？

另一个常见的曲解是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理解为“完全自治”，否定中央在香港所享有的权力和须履行的责任。在这种曲解下，一些香港人不接受全国人大的释法，而中央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进行监督、行使对特区政府问责等权力，也动辄被视为越权之举，被他们扣上“破坏‘一国两制’”的大帽子。

这种认知的错误之处在于它罔顾香港自治权来自于中央授予这个基本事实。不要忘记，“一国两制”本身的创制者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而中央也可以依照国家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制定与香港有关的法律。

香港需要强有力的、有家国情怀的管理团队

环球时报：接下来，香港最应做什么？最应警惕什么？

刘兆佳：在接下来的数年，香港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外部形势和充满挑战的内部环境。

一方面，在美国日益升级对中国打压力度的背景下，香港过去从西方能得到的发展机遇以及“特殊优惠”将会不断被剥夺，而西方对香港的制裁和打压则会更为严厉和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必须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化与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经贸联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而让香港能够得到广阔发展空间和新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来自香港内部的挑战因为过去十多年的内耗，已变得越来越严重和复杂。这意味着香港需要组建一个强有力、有家国情怀、勇气担当超群、锐意创新和具备广阔与长远视野的领导团队，尽快以成绩建立管治威信。同时，特区还应网罗各方面英才，加入特区管治队伍，物色和委任爱国人士担任各种行政和专业职务，接受培训和磨炼。

过去，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习惯于坚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思想，但过度强调“不干预”已不适应当下香港的形势。未来，特区政府要勇于“干成事”，要勇于优化和改革那些阻碍政府施政的、过时的和多余的法律法规、程序惯例和机构，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加快问题的解决。

最重要的是，未来特区政府在治理香港的过程中，要虚心接受中央的领导和指导，切实执行中央的指令，并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尤其是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问题上。

人心回归已得到法律和制度支撑

环球时报：很多人认为，香港还需要人心回归。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刘兆佳：人心回归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提升。此外，人心回归也包括对香港的殖民管治历史有全面和批判性的认知，不盲目吹捧香港殖民管治时代。

回看历史，尽管世界上绝大部分前殖民地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都经历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特别在公职人员当中推行的“去殖民化”思想教育计划，但出于稳定人心的目的，中央在1997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把思想层面的工作放在对港方针中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思想层面对香港人提出的要求不高，只期望香港人不要做对国家和香港不利的事情。

在这段时期，特区政府内有不少公务员也对推行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颇为抗拒。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种错误认知导致的：多年的殖民管治历史，让部分香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抵触情绪；不少人担心推行思想教育会引发政府内部、社会人士和家长的反弹，让反对派有可乘之机，对自己仕途不利；还有些官员错误地认为香港过去的政府从来都不插手社会事务，更别说进行“思想改造”。很显然，他们忽视了港英政府曾在香港从事的种种“去中国化”、有选择性地灌输西方价值观，甚至宣扬“顺民意识”的恶行。

特区政府没有在香港回归之后积极推进人心回归的工作，然而香港内外敌对势力这些年却花了大力气尝试占领这个“阵地”，尤其是在教育和媒体两个领域。他们蓄意构建出一个和“中国人”对立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并以此为依据鼓吹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主张，挑动香港与中央、香港人与特区政府以及内地人之间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对“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

这些年来，中央已越来越意识到人心回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重视在宪法、基本法、国情等方面的思想教育。近两三年来，特区政府在推动中国历史、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力度仍然不够。

在国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改革后，人心回归工作已得到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支撑，为日后的推进扫除不少障碍，诸如“去殖民化”等工作可以在新政治环境下大踏步地展开。相信通过这些拨乱反正的措施，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先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国公民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进而逐渐明白香港和内地是利益共同体，并最终深刻地意识到特区与国家是血浓于水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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