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包干”初期几件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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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侯长明

“三制”的产生和发展

“三制”即生产责任制、经济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循序渐进开展的，其过程是先到组、后是户，先联产、后包干。据资料统计，1979年1月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占总队数13.2%，不联产生产队占86.8%；1979年8月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占63%，其中大包干到户生产队占87个占总队数0.4%，不联产生产队占37%；1980年1月，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占83.6%，其中大包干到户生产队占总队数30.5%，不联产生产队占16.4%；1981年2月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占97.1%，其中大包干到户生产队占总数92.9%，不联产生产队占2.9%，其他责任制形式生产队占4.2%；1981年底全区99.93%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大包干到户责任制。

当时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如何改革农业生产体制，有效地管理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全面建立起生产责任制、经济管理合同制、干部岗位责任制“三位一体”、相互关联的农村经济管理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在当时不仅是坚持计划经济的重要保证，而且为改革农业经济管理，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是当时我区推行农业大包干的一条重要经验。

1980年5月下旬，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朱成基对我说，王郁昭书记要政研室将全区推行农业生产合同制情况认真总结一下，叫我起草一份给省委的报告。我用了将近一个星期时间，翻阅各县的《工作情况》和大量资料，起草了《关于我区全面推行农业生产合同制情况的报告》。当时，在全区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有20211个，占生产队总数84.72%，其中已签订合同的有18979个，占实行联产责任制总队数93.9%。

报告分三大部分：一是合同制类型。即农业生产的包产合同、专业责任制合同、产购代销五级合同、干部岗位责任制合同。二是明显效果。即改变了以行政命令抓生产的办法，较好地把国家计划落到实处，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三是主要做法。即不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维护合同的严肃性。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发展，合同也要不断总结完善。报告分别经朱成基副主任和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修改后，6月4日，地委以[80]70号文件向省委作了报告。6月21日，省委政策研究室第28期《调查研究》给予转发，并起了一个很好的题目《用经济办法管理农业 滁县地区推广农业生产合同制的情况》，还加了编者按：“滁县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实行联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从去年开始，普遍推广了合同制，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它既有助于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也是用经济手段加强对农业生产计划指导的有效方法。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像滁县地委一样，通过实行合同制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稳定和发展。”由于这是一项新的事情，当时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多。

1981年2月中旬，春节（2月5日）刚过，回来上班，朱成基主任就对我说，王郁昭书记讲万里书记要我们将农业生产合同制情况认真总结一下上报省委，你赶快着手写。由于上次总结过一次，这次就方便容易多了，只用了两三天时间，我又将全区推行农业生产合同制总结情况写好，《报告》分四个部分：合同制的由来和发展，合同的主要形式，合同制的作用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附上“大包干合同书”和“包产合同”两种式样。 3月9日地委以[81]18号文件上报省委、省政府，下发各县、区、公社党委。我接受上一次宣传面不广、效果不大的教训，这次我还以作者个人名字复写了几份寄给《安徽日报》等几家新闻单位。

后听说万里书记看到地委报告后立即作了批示，4月4日《安徽日报》第二版以中共滁县地委署名作了全文刊登，标题是《巩固提高联产责任制的一项关键措施 滁县地区地区推行生产合同制的情况和经验》，并将万里书记的批示作为编者按：“我省不少地方被告联产责任制后，有的社队领导错误地认为无事可干了，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的地方出现了撒手不管、任其自流的现象。真没有事干吗？请读一读滁县地委写的这篇文章。他们在建立各种形式联系产量责任制中，做了许多工作，全面推行合同制就是其中一项。希望各地切实加强对各种农业生产合同制的领导，认真总结完善提高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

那时报社有规定，刊登单位文件不给稿费，这次既是以中共滁县地委署名，又有我个人投稿，就给我寄来50元稿费，当时对于月工资只有43元的我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数字。5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新华社合肥分社文章《滁县地区用弘道合同保证落实责任制》，并发表评论员员文章《在农村逐步推广经济合同制》。从此合同制作为传统而又新生的经济管理方式在全国普遍传播开来。

1978年9月，我区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初期，就印发了三份典型材料：即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计工、统一分配”的办法，促进油料大幅增产；天长县新街公社建立棉花生产责任制，实行定额管理，超产奖励的办法，实现皮棉产量超历史最高水平；来安县广大公社对大队、生产队干部实行奖励，解决农村干部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对农村干部实行责任制与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乎是同生同长、共同发展起来的。

1980年6月中旬，《安徽日报》记者崔贤云、省委党校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树军到我区调查全区建立干部岗位责任制情况，地委办公室领导指派地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杨传心和我陪同调查。6月17日到滁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友道召集花山公社书记祁文柱、腰铺公社书记姜仕华、旋集公社书记赵恩贵等到地委招待所东一楼他们住的房间里座谈。张友道主任重点介绍县委和县直机关建立责任制后，县委7个常委走出办公室，包7个片21个公社，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帮助基层研究安排农业生产，深受群众欢迎。

在全椒县，县“革委会”副主任秦荣桂介绍了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100多名干部，由25名科局长带队，抓17个后进大队，同区、社干部一样实行岗位责任制，群众赞扬他们“吃住在点上，工作在面上，指导生产在田埂上，解决问题在当天晚上”。在该县曙光公社采访时，公社书记陈兆钧介绍说，过去干部同社员一样大呼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广播站是指挥部，统计表是功劳簿”．“早上一阵走，中午一顿酒，下午回来靠枕头”。实行责任制后，定考核指标为“三增一降”（增产、增收、增贡献，计划生育降低人口），较好地解决了“三多一少”的问题。后来杨传心科长另有任务，我又陪他们到来安县广大、汊河、新河、舜山等公社采访。

回滁后，我们4人研究好调查报告提纲，由我执笔，大约一个星期写好后，经杨科长修改，我又将调查报告送到合肥给崔贤云同志，后经崔、冯两同志修改后，在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战线》（1980年7月20日，第76期）发表，标题是《农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滁县地区建立县、区、社干部工作责任制情况调查》。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经济》第1期全文刊出，后来国内许多刊物都作了转载，这种做法首创改革国家干部管理制度先河，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反响。

1980年是我区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最快的一年。据资料统计，当年2月份，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生产队占全区总队数33.2%，4月份达到48.4%，11月份达76.4%，年底达91%。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迅猛发展，给各级领导如何管理农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此之前，1 979年8月中共滁县地委印发了《关于总结完善联系产量责任制几个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划分作业组、生产资料固定到组使用、作业组评工记分、小宗作物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发展多种经营、正确处理队组之间的关系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8个问题。省委转发到全省农村各大队党支部。

同年11月，凤阳县制定了《关于“大包干”责任制管理办法》，也提出了划分作业组、生产资料固定到组使用、“包干”合同制、队组关系、财务劳动管理、发展多种经营、队组干部奖惩、组织领导等8个问题。1980年7月定远县委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试行条例》，规定了10个方面问题：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划分作业组问题，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明确队组关系，干部问题，严格实行合同制，文化福利事业和组织领导。面对如此发展形势，地委原先提出总结完善联产责任制8个方面的意见显然已不够全面了。

1981年1月28日，地委政研室主任朱成基召开全室同志会议，布置春节期间工作。一是春节后地委在党校召开区、社书记会议，要准备材料；二是传达王郁昭书记指示，我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年了，各地的办法不统一，要以1979年的8条为基础，参考凤阳、定远两县办法，要政研室拿出一个统一规定，在区、社书记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印发，要我执笔。朱主任强调王书记说的话，不论实行哪种责任制，一定要坚持生产队的主体地位。会后，我抓紧搜集材料，罗列提纲，着手起草，忙到大年三十上午（2月4日），初稿已写到20多条，我就回农村家里过年了。年初六（二月十日）回来后，发现抽屉里的初稿不见了，大家告诉我，春节期间王书记等不及了，要看初稿，朱主任要沈玉体秘书把初稿拿去接着写了，现在初稿正在王书记那里看着呢。 2月20日，全区区委、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在龙亭口地委党校正式召开，各县分管农业副书记和宣传部长都参加，共有306人。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共中央1号、2号文件。会议具体负责是地委副秘书长刘钊、党校校长李凡翠和地委政研室主任朱成基，我作为文字秘书抽去出简报。

20日上午开始，王郁昭书记作了形势和任务报告。会议期间还听取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孙秀山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地委副书记张曙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报告，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吴炎武关于端正党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报告。 3月3日至5日最后三天，集中讨论如何因地制宜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修改地委《关于完善、提高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暂行规定（讨论稿）》。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突出表现在将承包责任制改为包产到户责任制、将以人口划分土地统一为人七劳三或人劳各半的方法、做好集体提留、照顾好烈军属和五保户、对集体工副业可以实行专业承包等。

会后地委于3月24日正式以滁地发[81]号《关于完善、提高包产到户责任制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印发至各县委、区委、公社党委。暂行规定共11章35条：

一、坚持生产队的经济主体地位；

二、合理划分好承包土地；

三、加强耕牛、农具、固定财产的管理；

四、健全合同制；

五、加强水利设施的管理和利用；

六、加强农业机械的管理和使用；

七、加强财务管理；

八、照顾好烈军属、五保户、职工家属和困难户；

九、合理提取各项费用和各类人员的报酬；

十、搞好集体工副业专业承包；

十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家简称35条。

完善提高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暂行规定连同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被滁县地区统称为推行大包干责任制行之有效的“三位一体”管理办法，在全国各种媒体广为宣传刊登，反复印刷了数十万份，通过来滁参观者散遍传播到全国各地，也得到各级领导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首肯，成为当时大家公认的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最有效的管理办法。

后来，随着农村经济向商品化、市场化的转变，简单的经济管理办法已不适应，农业生产对技术、资金、流通、公共设施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同时，为克服干部岗位责任制一年一定、不适应长期发展需要的局限性，在广大农村又发展和建立了经济合作服务制和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由“三制并举”发展为“五制配套”，形成了一种更加完备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管理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侯长明，1948年农历4月15日出生于原界首公社高桥大队花山生产队，先后就读于韦庄小学、高桥小学、界首小学，1961年考入全椒中学，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10月回乡务农，1970年10月被推荐到安徽大学数学系学习，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期间任班团支部、系团总支宣传委员，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月毕业，分配到滁县地区机床厂，先后在厂政秘科、地区机械局政秘科、地区农机化办公室工作。1978年1月调入地委调研室工作，先后任地委调研室(后改为地委政策研究室)秘书、地委办公室秘书。

参加了滁县地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工作， 深入最早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凤阳县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调研，1979年3月，根据基层群众生活，形象总结出赞颂大包干的歌谣:“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调查报告被安徽省委作为典型材料批转到各地参照执行，后又总结了滁县地区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实行的干部岗位责任制、合同制和35条管理办法，先后在安徽省委党校《理论战线》、安徽省委《调查与研究》《安徽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问题》等多家刊物上发表，引起全国各地广泛重视。

1978年11月和1981年4月两次陪同中央电视台记者赵化勇在滁县地区采访，编辑出供中央领导内部参考的《极“左”路328贤才荟萃线下的农村现状》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4集)电视片，电视片连续8晚(每集重复1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的《观察与思考》栏目播放(半个小时)，大力宣传介绍了滁县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因、做法、效果和需要完善的措施，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此后又调研总结了天长县秦栏等公社高产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增产和滁县部分公社允许转让承包土地的典型经验，首次提出高产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农村改革初期不允许土地转让、集中的政策的做法，受到省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4年后任滁州市(县级)委政策研究主任期间，主持编写出版了《滁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发表了《滁州市人口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小城市体制改革文章。

1993年,滁县地区地改市后，先后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档案局(馆)长、党组书记，分管文秘、信息、督查等工作。参与大王乡实行二轮土地承包经验做法和有关政策规定的总结工作，被省委推广到各地参照执行。

2006年，转任滁州市政协常委、文史工委副主任后，经市委主要领导推荐和指派，对浙商来滁，投资兴业的400多家企业和2000多户经营户进行联络组织，筹备成立滁州市浙江商会、滁州市温州商会，并担任第一、第二届滁州市浙江暨温州商会秘书长。在主持商会日常工作期间，团结进取，开拓创新，在2007、2014年度全国浙商大会上将滁州市推荐为“全国浙商最佳投资城市”、“安徽省浙商最佳服务城市” 先后将全椒、凤阳、来安、明光和天长五县(市)推荐为“全国浙商最佳县级投资城市”。使之成为滁州市、县两级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城市名片。据2015年市招商局统计，浙商在滁投资到位资金总额达863亿元，位于各省来滁投资之首。滁州市浙江暨温州商会被市民政局考评为4A级社会民间团体。本人2015年被全国温州总商会授予“十佳优秀商会秘书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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