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上升周期来了吗

自2002年以来，我国共经历了6轮完整的猪周期。每轮完整周期包括上升阶段、下跌阶段。在已结束的6轮猪周期中，时间最长的是第3轮猪周期（2009年6月份至2014年4月份），持续59个月，时间跨度长达5年；时间最短的是最近完成的第6轮猪周期（2022年4月份至2024年3月份），持续了24个月，时间跨度仅2年。从今年4月份开始反弹，进入新一轮猪周期。

经历长期全行业亏损之后，猪价上升周期终于到来了。不过，朱增勇提醒经营者，仍然要保持理性。以最近完成的第6轮猪周期为例，它没有像以往周期先低位震荡几年，再持续上涨几年，而是从2022年4月份连续大幅上涨至10月份26.64元/公斤高点，行情即戛然而止。之后，由于生猪产能充足、供给充裕，加之二次育肥的超大猪恐慌性出栏，生猪价格从2022年11月份开始持续下跌至2024年3月份14.95元/公斤。

刚结束的这一轮猪周期出现的新变化值得业界警惕。第6轮猪周期上涨阶段为2022年5月份至2022年10月份，只有短短6个月，周期内每公斤生猪价格涨幅达1.98元/月。供给端由于养殖户压栏和二次育肥增加，导致价格短期内快速上涨，拉高周期内生猪价格涨幅速度。从跌速来看，周期内每公斤生猪价格跌幅为0.69元/月。供给高位叠加需求下滑，导致猪价长期在低位徘徊。

进口压力有所缓解

长期以来，国内猪价大幅高于国际市场，进口压力较大。对生猪养殖行业而言，好消息是，今年前几个月猪肉进口大幅下降了。

今年1月份至5月份，我国猪肉进口42.7万吨，同比下降47.1%；进口额8.3亿美元，同比下降57.3%。西班牙、巴西、智利、加拿大、荷兰和美国合计占我国进口总量的81.0%。我国从欧盟国家合计进口20.1万吨，占比47.1%，较上年同期下降3.8个百分点。

朱增勇表示，短期影响我国猪肉进口的因素是国内供需关系、国内猪肉价格以及国内外猪肉价格价差。从中长期来看，影响我国猪肉进口的因素是国内外生猪生产成本差异和消费需求的互补性。在相关贸易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猪价走高、国内外猪肉价格倒挂成为带动部分年份我国猪肉进口猛增的最主要因素。供应充裕、猪价回落又会带动进口需求快速下降至常态水平。

从国内外白条猪肉价格差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猪肉价格同比下跌2.7%，总体处于低位，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美国猪肉价格上涨尚处于高位，巴西猪肉价格也相对较高，国内外猪肉价格差明显回落。5月份，中国与西班牙、美国和巴西白条猪肉批发价格价差分别为每公斤3.3元、4.6元和6.6元，今年前5个月平均分别为3.7元、5.3元和6.3元，同比分别下降2.8%、36.9%和9.1%。国内外猪肉价格差已经回落到常态水平，进口需求明显下降。

上半年，猪肉进口量明显下降，对我国生猪产业和市场影响较小。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生猪生产成本，与猪肉主要出口国尤其是与巴西、美国、俄罗斯相比，仍然有一定刚性差距，同时我国对带骨类猪肉和猪杂消费具有一定刚性需求，虽然猪肉进口量可望回落到非洲猪瘟前的水平，但仍将维持百万吨以上。

猪价不会大幅上涨

“结合前期产能调减情况和当前猪价走势综合研判，下半年猪价总体将呈季节性上涨走势，行情明显好于上年同期。不过，猪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小。”朱增勇说。

从生产端看，在市场引导和产能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自去年起持续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40850万头，环比减少5.9%，同比减少5.2%。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19455万头，同比下降2.2%；猪肉产量1583万吨，同比下降0.4%。5月末能繁母猪存栏3996万头，环比增长0.2%，同比下降6.2%。1月份至5月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13604万头，同比增长0.8%。2月份开始屠宰量低于上年同期，5月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2666万头，同比下降5.0%。

从出栏活重看，虽然同比高于上年同期，但环比小幅下降，说明中大猪存量有所下降。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带动生猪生产适应性调减，生猪供应过剩的局面基本上得到扭转，供求基本上实现平衡。而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去年12月份至今年5月份，全国新生仔猪数量同比小幅下降，按6个月的育肥周期计算，在接下来的半年内，生猪出栏上市量将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下半年猪肉消费将逐步转强，并在四季度达到峰值。也就是说，下半年猪肉市场将呈现供弱需强的态势，猪肉价格有望总体保持上行态势。

朱增勇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稳定生猪长效性支持政策，引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养殖生产、提升生物安全水平。政府有关部门在科学把握未来生猪供需情况基础上，可优化用地、环保、金融和防疫等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强化对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养殖场的政策支持力度，避免产能过度集中，真正发挥适度规模养殖主体市场稳定器的作用。鉴于二次育肥、回圈育肥和压栏是导致近几年猪价短期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有关部门可加强生猪市场监测预警，合理引导市场情绪，减少投机资本对生猪市场的扰动。有关部门还可优化财政、金融政策，发挥金融资本对生猪产业逆周期的调节作用，防止生猪产能过快或者过度调减，也防止情绪过热导致产能低质量扩张。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方面，可强化联防联控机制，引导养殖场树立正确的防疫观念，激励养殖场户自发提升生物安全水平，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生猪生产的稳定性。（经济日报记者黄俊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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