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中国》：娜拉对近代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影响及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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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这本书，你可能会问“娜拉”是谁？

其实，娜拉是易卜生笔下《玩偶之家》的主人公，身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曾为救丈夫而伪造文书，但若干年后东窗事发，丈夫却只顾自身名节，怒骂她不足为人妻母。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是丈夫的玩偶，没有独立的意志与自主权，于是她向丈夫表明要先“做一个人”，舍弃三个小孩与丈夫，选择离开。

20世纪初，《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引起热议与讨论，“娜拉”的形象也鼓舞了许多传统女性走出传统、寻求独立。但事实上，娜拉在中国，不仅仅是新女性的代表，她也被各种男性本位的大叙事利用，以此来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女性形象。

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这本书中，系统梳理了“娜拉”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演变的历史，这也映照出新女性与女权论述在中国的多种发展空间，以及难以突破的困境。

“娜拉”引入之前，因外国势力渗透与侵犯，民权与女权思想已然在中国萌发。比如清末女子教育发展，为青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学校与社会提供了契机；外国妇女的事迹在传教士的宣扬下，开始为国人所熟悉进而接受，尤其庚子拳乱后，一些知识女性也开始担负组织女性的重责，扩大女性言论与运动的范畴；许多留学女性面对中国落后，有深刻与恨铁不成钢的感受；当时的报刊，也有女性因各种原因出走的报道。

种种原因，为中国引起娜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娜拉进入中国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之际，胡适借助《新青年》“易卜生”号为中国社会量身定做易卜生主义，娜拉逐渐被国人熟知，但胡适所呈现的娜拉已经超越了性别，被中国青年男女所接受。胡适赋予娜拉的自救精神，是他心目中现代理想人格，以及对中国青年男女的期待。这样的新人，使“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这正好呼应“五四”早期新文化论者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与向往。鲁迅也借用《娜拉》的结局，反思个人离家后的出路，这便衍生出来“集体出走”，那就是摆脱束缚、追求自由。

这便是娜拉在中国最初的“自救”形象，她虽然多由男性知识分子诠释发挥为新人理型，但并不妨碍她成为新女性的典型。

伴随“自救娜拉”现身“五四”中国的另一娜拉形象是“抗婚娜拉”，这主要源自当时女性出走的最大动机，那就是反抗父母包办的婚约。不过，抗婚娜拉解除婚约很难，展开自由恋爱也不如青年男女想象那么顺利。但恋爱和婚姻，都直接关乎“五四”以来的家庭问题，娜拉的出走，并非她婚姻中的痛苦，而是她在关键时刻领悟到拥有自我的重要性。

对于当时中国女性而言，争取婚姻自由，选择出走的例子真实存在，比如董竹君、白薇等。

经历“五四”洗礼，妇女解放层次与诉求更为多元化，职业娜拉追求自立的精神与实践时有报道。女性不再局限于“花瓶”形象，而是期待在就业、学习以及社会各领域得到公平对待。而此时正处革命时代，一些女性拥有强大的爱国斗志与革命情操，投身到革命之中。

其实，不论外出求职或是参与革命的娜拉，都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变动。严格的生活磨难，使部分娜拉越挫越勇。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娜拉”在中国代表的是新女性，新女性形象以及新男性的理想人格投射。娜拉在中国，是新男性先做了现代人，召唤出女子一起来做人，她们抵抗婚姻，追求自由、理想与公平，她们是新女性的代表。

一本《“娜拉”在中国》带我们了解了“娜拉”这一形象从西方引入中国之后进行的传播与演变过程。它同时也还让我们看到，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娜拉”这一形象也会引发人们赋予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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