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车界2024年10月12日发布:刘元春：没有强大的金融，就没有科技强国和产业强国

第二，货币与金融的崛起是大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崛起全面完成的重要标志。自产业革命爆发至今，约两个半世纪中，英国和美国次第崛起，英镑和美元相继成为大国货币，并先后形成货币霸权。但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更多是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与一些欧美国家货币动辄充当对外扩张与建立世界霸权的工具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我们具备建设金融强国的条件。无论是从市场规模、市场机构、定价体系，还是从金融基础设施来看，我们目前毫无疑问已经是金融大国，已具备向金融强国迈进的基础。

第四，金融强国要为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在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做到科技自立自强，建立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但是，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建设都需要金融来助推，没有一个强劲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技和现代产业。某种程度上，金融强国是推动我们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全面转变的重要工具。

《21世纪》：金融强国具备哪些基本特征？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和其他金融强国有何异同？

刘元春：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看，金融强国都有一些基本特征。首先，金融强国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作为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金融强国。

其次，金融强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拥有金融定价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力，特别是对地缘政治风险、战争风险等非传统风险的控制力。这要求金融强国具备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稳定发达的金融体系、完善的金融法规和金融制度。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设金融强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大于英美，尤其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欧美并不相同。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与美国等金融强国并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摩擦、冲突，这需要我们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的金融规则进行重构。一方面，既要尊重共同的金融规则，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引领世界的金融标准。

此外，欧美的金融强国具备掠夺性，通过货币金融资本的输出“剪羊毛”，获取外围国家的利益，比如美元大规模扩张，但成本由全世界来承担。他们也会通过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比如战争）制造风险来获取收益，左右全球资本的流向。我们要建立的金融强国，毫无疑问会与先发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我们金融强国的建设是基于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从党的领导到所有制的布局，再到风险化解的方式都会有明显不同。

《21世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如何理解建设金融强国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系？

刘元春：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会遵循全球金融强国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走的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特别是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所谓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最核心的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金融事关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解决金融运行突出矛盾，才能真正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金融寡头控制了金融体系，金融只是服务于少数人，金融服务以资本为中心。但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使金融服务更加均衡，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21世纪》：有没有一些指标来衡量金融强国的建设进展？

刘元春：应该说，指标还是比较多的，但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的指标需要特别关注。首先，我们国家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能够稳定在全球前五位。据一些机构测算，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影响力排名第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排名第五。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要“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有竞争力、影响力，还要有抗击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整个金融强国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第二，拥有一批能够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一流金融企业，力争这些金融企业的利润有一半来自于国外。第三，拥有一些能够影响全球金融的定价，比如使Shibor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基准利率。第四，力争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在支付、储备、投资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都能进入世界前三，形成和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局面。

《21世纪》：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8%左右，甚至比一些西方国家还高，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如何看待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刘元春：金融强国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过度量化反而不利于金融强国的建设。金融强国建设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助推中国现代化建设。

比如说你的货币，凭什么别的国家要用？是因为你的货币交易量大了，投资量大了，币值也更加稳定。这可以归结为金融强国的建设的一个类别指标，但这仅仅是表象，背后其实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尤其是金融要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从而使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金融强国建设要稳步推进

《21世纪》：下一步如何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刘元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分析了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五篇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国特色金融强国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是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行动纲领。会议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指导思想，并擘画了金融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总体而言，要在过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直面当下的系列性问题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首先，要根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要求来进行战略性谋划和政策安排，其中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其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比如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培育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影响力、定价权的一流金融机构，尤其是要打造一批一流的投资银行。

第三，金融始终面对风险，因此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对于当下而言，需要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化解地方债和房地产市场风险。

金融强国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稳步推进。与此同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积极参与和主导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

《21世纪》：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

刘元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高水平开放必须是建立在高水平制度体系上的开放，金融开放也是如此，未来需要在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准入放开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做文章。新时期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动内部改革，比如我们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金融开放的要求就很高，可以起到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在制度型开放的要求下，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应有之义。但是，我们不能仅关注资本项下最后几项的开放，更重要的是在新领域上要有更深、更广的实践，和基于实践形成的中国数据、中国理论和中国标准。

近年来的一些案例已显示，金融可以转化为武器，比如金融基础设施不让个别国家使用，这些国家就被孤立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再如通过货币政策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左右全球资本的流动。因此，我们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在效率与安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们既要以更高标准融入到世界金融体系之中，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组织和机制，逐步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话语权。同时，我们也要防范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排挤，要根据我国投资贸易结构的变化，构建以我国投资贸易为基础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并制订相应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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