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网2024-10-16 01:22:53发布: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程度及区域调控政策

摘要：从新型城镇化还需土地财政发挥一定正向功效、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及国家致力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视角,探明未来时期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机理。采用2000—2012年31省(市)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数据,测算2个系统潜在的耦合度及所处耦合协调状态,进一步结合SPSS统计软件“聚类分析”,考虑行政区临近原则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将31省(市)划分为“高度”、“中度”、“中低度”、“低度”驱动区域。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家政策、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情况分析出驱动程度形成区域差异原因。从国家法律确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合法化、以规划引控有序流转、评估潜力指标入市价值、建立复垦整理指标结余储备库等方面,构建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区域调控政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限于国家土地(耕地)资源瓶颈约束,现行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性已有显现,加之受其负效应及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土地资产收益分配体系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后土地财政时期”已悄然到来[1]。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为中国过去20年城镇化快速发展供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与资金支撑[2]。即便是后土地财政时期已经开始,未来时期的新型城镇化也不可能完全摒弃土地财政,加之路径依赖作用,土地财政模式还会在不同区域、不同程度地继续发挥其正向历史功效。

耕地资源的匮乏与国家建设统一的城乡用地市场建设,必定会驱动农村建设用地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用地指标的新来源,也将替代耕地成为土地财政新的原料供给。非市场化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使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国土资源部2008 年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依据,一些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事例已有发生[3]。陈国富提出农地与城市商业用地间的市场通道开启后,农地所有者在有关法律的支持下可以与开发商就土地交易进行谈判,农民的利益才能获得按其自己意志进行选择的制度保障,是治理土地财政的有效改革[4]。郑云峰从财政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分析,提出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是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有效举措[5]。黄小虎认为允许城市的经营性项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有助于从源头上堵住土地财政的片面增长、化解社会矛盾[6]。贾康提出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环节的税费体系,是改变土地财政畸重畸轻格局的一个重要关联因素[7]。项继权研究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势在必行,但是,将会直接减少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导致财政困难,引发地方财政、金融、债务、政府职能等多重风险[8]。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短缺,加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受到愈加严格控制,新型城镇化势必面临城镇建设用地资源瓶颈约束,土地资源的匮乏也就意味着以土地出让独大的土地财政难以继续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巨额资金支撑。农村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对于提高农村建设用地效率、保障农民权益,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建设用资源及资金支撑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关于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研究还非常罕见。本研究深入分析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机理及程度区域差异,构建调控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兴利除弊的政策方案,以期为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成为后土地财政时期有效过渡的重要举措提供科学分析框架。

1 农村建设用地与土地财政状况

1.1 农村建设用地状况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2006—2020年)》数据,到2010年全国农村建设用地为1 640万hm,到2020年全国农村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 600万hm,比2010 年减少40 万hm。假设年均减少4 万hm,那么2012 年末全国农村建设用地为1 632 万hm。《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 亿人口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和身份转换,故未来时期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减少是必然趋势。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土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亦是如此。按照农村建设用地规模降序排列,31省(市)2012 年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及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情况,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及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比例都排序全国前10 名之内;山东、江苏2 项指标排序分别为第2 名、第6 名和第21 名、第22 名;浙江、福建、广东2 项指标排序分别为第22 名、第24 名、第12名和第27名、第26名、第28名;天津、北京、上海东2项指标排序分别为第27名、第28名、第30名和第29 名、第30 名、第31 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的基本规律是:中部省份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大且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比例也高,都在70.0%以上,与之情况相反且差异较大的依次是广东、浙江、福建、天津、北京、上海。沿海的山东、浙江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也很大,但是其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速度快,致使农村建设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重较低;其他东北、西北、西南部省(市)2项指标居于中等位置。从图1中可看出各省(市)农村建设用地规模“绝对数”情况,再以2012年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考查其“相对数”情况,按照省(市)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降序排列,如图2。

图1 各省(市)2012年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及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Fig.1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scale and its ratio of rural-urban construction lands of 31 provinces in 2012

图2 各省(市)2012年农村人口数量及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Fig.2 Rural population scale and average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size per person of 31 provinces in 2012

从图2 中可看出,东北、西北部省份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最大,都在350m以上,原因是人口总数及农村人口数量较少;而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5 省份排序在第8~21 名之间,原因是农村人口数量显著多于其他省(市);广东、上海、浙江、福建排序在第23~28 名之间,原因在于农村建设用地总规模相对较小;江苏、山东农村建设用地总规模排序比较靠前,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排序居中,原因在于农村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广西、福建、贵州、云南、西藏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排序在后5名,原因是除西藏外农村人口多于东北、西北省份,而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却相对较小。

1.2 地方土地财政状况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资源的经营运作来增加可支配财力的行为,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房产税费、土地融资,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中的土地财政规模包括土地出让金、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土地房产收费全国各省(市)没有统一标准,土地储备融资实质是政府以土地抵押的借债收入,未来时期需偿还,故不将其列入土地财政收入之内。全国1993—2012 年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及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如图3。

从图3 中可以看出,在分税制实施的前一年(1993 年)土地财政规模为636.9 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6.3%;分税制实施的当年(1994 年)2 项指标值上升到881.2亿元和29.8%;到2011年2项指标值达到最大,分别为40 354.6 亿元和47.7%。在国家系列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11年房价有所回落,其效应传导至上游的土地供应,致使2012年2项指标值有所回落。各省(市)土地财政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各省(市)2000—2012年土地财政总规模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率如图4。

图3 全国1993—2012年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及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Fig.3 China’s land finance revenue and its ratio of local finance revenue from 1993 to 2012

图4 各省(市)2000—2012年土地财政总规模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率Fig.4 Land finance revenues and their ration to local finances of 31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2

从图4 中可以看出:土地财政规模及对方财政贡献率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趋同的区域规律。例如:江苏、浙江、山东、广东、辽宁、北京、上海等省(市)土地财政规模较大,同时这些省(市)也是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区域,除北京、上海、广东外,土地财政对于地方财政贡献率也较高;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海南、贵州、山西、黑龙江等省份土地财政规模较小,对于地方财政贡献率较少,同时这些省份也是西部、东北部、西南部经济欠发达区域。进一步考察各省(市)2000—2012 年土地出让面积与土地价格情况,如图5。

从图5 中可以看出:土地价格的高低呈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趋同的区域规律,土地出让面积,江苏、山东、浙江、辽宁、广东等沿海省份排序在前5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 个直辖市因土地总面积比较小,土地出让面积没能和土地价格一样排序在前,如果考虑4个直辖市土地出让面积与其辖区面积的相对值,那么,31 个省(市)较好地呈现出的区域规律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土地出让面积大、土地出让价格高;经济欠发达西部、东北部省份土地出让面积少、土地价格相对较低。

2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机理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机理框架,如图6。中国过去20 年城市化显著异于其他国家特征是政府主导因素多于市场自然演变及驱动因素,原因是政治集权与财政、经济分权驱使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之名实行“经营土地”之实质,即土地财政模式是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源泉。未来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空间拓展必将需要大量土地资源做承载,城市公共基础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支撑,而资源与资金的供给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在“路径依赖”作用下必然还要驱使地方政府继续倚重土地财政模式。这也是土地财政继续前行的直接动力所在。

《1997—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要求到2000 年耕地保有量为12 933 万hm,《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要求到2010 年、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12 120 万hm、12 033 万hm,假设耕地减少全部为城(镇)建设占用,那么2010—2020 年可占用耕地数量只有2000—2010 年的10.7%。所以,未来时期的新型城市化耕地很难继续为现行土地财政模式提供资源支撑。加之现行土地财政模式(农地征收、批租)产生诸多弊端,以及土地资本化收益(不动产登记等措施)日渐规范、透明,使得以土地(耕地征收)出让独大的土地财政格局不可持续性日渐明显。这也是土地财政继续前行的直接阻力所在。

图5 各省(市)2000—2012年土地出让面积与土地价格Fig.5 Land transfer scales and land prices of 31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2

图6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机理Fig.6 Mechanism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transfer promoted by land finance

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得全国总人口增加的前提下农村人口却在减少,例如,2000年农村人口为8.1亿,到2012 年农村人口为6.3 亿。新型城镇化战略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第二三产业发展、户籍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城市承载功能提升与投资环境优化,将吸纳更多农民市民化,未来10年将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同时还有现有的1.6亿农民工也将市民化[9],这也意味着农民继续大量减少。2012年末全国农村建设用地面积1 632万hm,人均用地面积258.4 m,超出人均150m标准的72.3%,可以说庭院式经济使得农村建设用地普遍利用粗放、低效与超标。《土地管理法》禁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自行流转,导致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出现“空心村”现象;大城市周边在比较利益诱惑下,大量农村建设用地隐形入市已成规模,小产权房遍地开花已是最好例证。

新型城镇化必定要实现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这也意味着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新型城镇化也是人与内涵型的城镇化,即高成本的城镇化。于是,新型城镇化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镇化进程与经济规模的扩张导致土地与城镇公共(服务)建设等生产要素投入增加。

综上,承载新型城镇化的土地不可能继续完全来源于农地(耕地)资源,城镇公共(服务)建设资金也不可能完全来源于第二三产业体系及城镇居民,所以,还需要现行土地财政模式发挥正向历史功效,农村建设用地将是破解土地财政前行阻力并驱动其前行最有效的替代资源。从国家层面上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都致力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所以,未来时期土地财政必然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有利于缓解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健全农村要素市场、充分实现农民拥有的建设用地价值。其驱动程度方面,越是城镇化发展速度快、建设用地指标紧张、土地财政旺盛的区域,其驱动作用程度越强;反之,驱动程度越弱,原因在于这样区域农村建设用地同样有入市流转的激励,但是土地需求不旺盛。

3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程度区域差异

3.1 驱动关联因素及权重

为了能够充分反映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关联情况,结合以上分析,选取二者具体关联因素(表1)。关联因素{u1、u2、u3、u4}与{v1、v2、v3、v4}值越大,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相关联性也就越强,即系统U对系统V的驱动作用表现越为明显。

表1 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关联因素及权重Tab.1 Related factors and their weight between land financ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对表1 中的关联因素采用变异系数方法确定权重,该方法可有效规避经验评分(特尔菲)方法产生测度结果主观性较强及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基本计算过程如下:

①31省(市)各项关联因素数值平均值:

②各项关联因素标准差:

③各项关联因素变异系数:

④各项关联因素权重:

式中:ūj为31 省(市)第j项关联因素平均值;uij为第i个省(市)第j个关联因素数值;Mj为第j项关联因素的标准差;Kj为第j个关联因素的变异系数;Qj为第j项关联因素的权重;i=1,2,…,31;j=1,2,…,8。各项关联因素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

3.2 耦合协调度测算过程

土地财政具有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动力;同时,在土地收益的激励下,农村建设用地也同样存在助推土地财政前行的动力。所以,二者潜在耦合协调关系,系统之间要素变化相互影响即为两个系统间耦合作用的表现[10]。耦合度模型构造如下:

式中:Fi为耦合度;Ui为土地财政综合指数;Vi为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指数;i为第i个省市,i=1,2,…31。

采用系统U对V关联因素现实数值,评判31省(市)2 个系统耦合度。耦合度值F∈[0,1],当F=1时耦合度最大,系统U对V的驱动(关联)作用极强,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当F=0时,耦合度极小,两系统之间关联性极弱,将向无序状态发展。

式中:u1标i为标准化后的关联因素数值(u1标i∈[0,1]);u1i为关联因素原始数值;i为第i个省(市)。同理,可计算出系统U与V中其他关联因素标准化标数值。

耦合度衡量两系统间关联因素作用程度强弱,是关于系统走向有序关联、协同作用的测度和评判,不区分正负效应。为区分耦合过程中良性和破坏性,采用协调度表示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耦合的良性作用程度的强弱。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式中:X为耦合协调度,X∈[0,1];λ、μ 为U与V的权重,λ + μ =1,系统U与V同等重要,故 λ = μ =0.5。F值与X值对应的耦合阶段与耦合协调度状态见表2。

表2 F值与X值对应的耦合阶段与耦合协调度状态Tab.2 F-values and the x-alues correspond to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upling phase status

3.3 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根据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机理分析,结合图1、图2、图4、图5 中2000—2012 年的各项关联因素数值及表1中的权重,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首先计算出各省(市)土地财政综合指数Ui与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指数Vi,按照Ui数值降序排列,如图7。

从图7 中可以看出,各省(市)U与V并不是同步发展,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广东、北京、上海、天津、福建U>V,即土地财政系统发展(变化)速度远大于农村建设用地系统,剩余其他省(市)U<V。其基本规律是经济水平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动力强;经济水平较为不发达的西部、西南部、东北部省份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动力弱。其原因在于经济发达省(市)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工业化相互缠缚并助力前行,源于优越的投资环境,土地出让规模与土地出让价格都领先于其他省市,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与土地性收益的激励下,建设用地指标愈显紧缺,为城镇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的土地财政则更加有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趋势,其农村建设用地流转隐形市场(小产权房)是重要表象。

进一步测算各省(市)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耦合协调及所处耦合阶段与耦合协调状态,按照耦合协调度降序排列,结果见表3。

从表3 中可以看出,系统U与V耦合协调度西藏为“低水平”阶段,青海、上海、宁夏、甘肃、新疆为“磨合”阶段,其他省(市)全部为“高水平”阶段,没有明显的区域规律。耦合协调状态却存在较强区域规律,例如:江苏、山东、辽宁、安徽、四川、浙江为“高度”耦合协调,其中江苏、山东、辽宁、浙江土地财政规模(u1)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率(u2)、土地出让面积(u3)数值排序非常靠前,而安徽、四川农村建设用地规模(v1)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v2)位于全国前4 名,土地财政系统中的u1、u2、u3排名仅次于江苏、山东、辽宁、浙江4 省。天津和上海最为特殊,虽然二者土地出让价格(u4)很高,上海的土地财政规模u1值也很高,但二者为直辖市,地域空间与其他省份相比相差悬殊,故2000—2012 年出让土地面积(u3)和农村建设用地规模(v1)远少于各省份。源于高水平的城镇化及发达第二、三产业税收来源,使得农村建设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重(v2)和土地财政对于地方财政贡献率(u2)低于其他省份。天津、上海已处于城镇化的后期,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即农村人口城镇化速度(v4)比较慢。综上因素,致使这2个城市处在“勉强”与“低度”耦合协调状态;而其他处在“勉强”与“低度”耦合协调状态的省份则是各项关联因素值排序都比较靠后。

图7 各省(市)土地财政综合指数U与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指数V Fig.7 Comprehensive indexes U of land finance and comprehensive indexes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V of 31 provinces

表3 各省(市)系统U与V耦合协调状态Tab.3 Coupling coordinate status of U and V of 31 provinces

表4 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情况的6类与7类聚类结果Tab.4 6 clusters and 7 clusters of land financ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use status of 31 provinces

综上得出结论是:土地财政系统与农村建设用地系统发展变化速度并未同步,U>V的省(市)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程度很强,但未完全处在“高度”耦合协调状态,如天津、上海;U<V的省份中安徽、四川却处在“高度”耦合协调状态。所以,应根据土地财政对农村建设用地驱动程度及所处的耦合协调状态,制定差别化区域调控政策。

3.4 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情况聚类分析

采用SPSS统计软件“层次聚类分析”方法,测量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采用系统默认的组间平均链接法,对31省(市)表1中的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关联因素进行聚类分析,每一分类中的省(市)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情况最为相似,其6类与7类聚类结果,见表4。

从表4 中可看出,在6 类与7 类集群中的成员区别在于内蒙古、福建、江西、湖南从6类集群的第2类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类别。两种分类其他类别中的成员没有变化。纯定量分析也存在关联因素选取及不够灵活等缺点,例如:两种分类第1 类中的北京、天津、上海应与其他省份相分离,因其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关联因素数值是明显的反向差异。

3.5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程度分区

表3中江苏、山东、辽宁、浙江都处在“高水平”耦合阶段,且是“高度”耦合协调状态;表4中辽宁、广东为同一类,江苏、山东为同一类,浙江独自成为一类,同时,山西、黑龙江、贵州等11个省份一直在同一类中,也都属于我国经济不发达的区域,且是“中度”、“勉强”耦合协调状态。因此,结合31 省(市)土地财政与农村建设用地的综合指数和耦合协调及聚类分析的分区结果,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省(市)行政区域向邻近原则,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程度分区结果如图8。

图8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作用程度分区Fig.8 Regional effect degree disparities of rural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transfer promoted by landfinance

第Ⅰ区域(高度驱动):该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虽然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贡献率排序较靠后,但源于发达的经济社会状况,使承载城市空间拓展的土地倍显稀缺、价格昂贵,即便农村建设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比例与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排序靠后(可入市潜力小),土地财政也同样有足够动力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

第Ⅱ区域(中度驱动):该区域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土地财政各关联因素排在前几名,即土地财政为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本积累。可供城镇化发展的土地资源虽然不像第Ⅰ区域那么紧张,但是却明显少于第Ⅲ、第Ⅳ区域。“路径依赖”作用使得新型城镇化还需土地财政的支撑,即便是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排序较靠后(可入市潜力较小),土地财政也将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但作用程度要低于第Ⅰ区域。

第Ⅲ区域(中低度驱动):该区域农村人口数量占全国42.6%,是我国“四化同步”重要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大量农民完成城镇居民身份转换,意味着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入市潜力及对城镇建设用地需求的快速增长。该区域农地征收、批租的土地财政模式还有一定运行空间,所以,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动力不足于第Ⅰ、Ⅱ区域。

第Ⅳ区域(低度驱动):该区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模式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及人均建设用地面积都很大,但可供转用、批租的农地资源还能支撑土地财政模式继续前行,所以其对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驱动程度非常弱。

4 土地财政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区域调控政策

国家(中央政府)层面:首先,在法律层面明晰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赋予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国有土地平等的法律地位,同时确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合法化;其次,建立财权与事权平等的财政体制,建立并实施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激励地方政府向公共治理角色及职能过渡,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性收入的依赖程度[11];再次,以中央财政支持与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工程,使闲散、低效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最后,在农村建设用地收益分配形式方面,以法制规定地方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参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农民集体根据绝对地租与部分级差地租以及土地投资参与分配。

第Ⅰ区域:以科学规划引导农村建设有序入市,强化对违规(法)流转惩罚措施,防止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盲目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入市;通过土地储备保持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全面征收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筹集城市公共建设资金。

第Ⅱ区域:第Ⅰ区域实行的调控政策对于第Ⅱ区域全部适用。以农村土地产权登记来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鼓励农民对建设用地投资开发并获取级差地租,保证近城区农民与其宅基地同步城镇化,保证未能城镇化的远城区农民原有建设用地资产性收益及生产、生活便捷。控制城市周边的农村建设用地向污染型工业流转,即保证其入市符合生态要求。

第Ⅲ区域:以土地年度计划分配农地转用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指标,准确评估农村建设用地潜力指标即入市价值。鼓励对现有存量用地按照复耕地面积折算为建设用地指标进入城镇。以“四化同步”与微观市场经济发展,带动周边农民城镇化及农村建设用入市流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制建立产权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新型农村建设用地经营制度。

第Ⅳ区域:鼓励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对建设用地投资复垦整理,所得耕地达到种植条件标准,所得建设用地指标推行向外异地流转,即农民集体与社会投资人为主导的“增减挂钩”模式。建立复垦整理指标结余储备库,抑制地方政府强行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动机。农村新建选址设计应融入对区域生态特征判断,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

作者：唐莹 王玉波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来源：《经济地理》 , 2016 , 36(2) :16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