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长篇小说：依然行走在路上

对于长篇小说而言，2016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年份，从年初到年底，引起媒体关注和市场热销的新作品接踵而至，有人将2016年称为长篇小说的丰收年，且好评如潮。但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热闹局面中的好评，而是激烈的争议声。比如年初出版的《匿名》，这是王安忆的一次大胆的文学尝试，给读者带来一种迥异的阅读感受，尽管不少评论对此表示赞许，但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很难读，是一种失败的文学试验。又如《极花》，是贾平凹再一次书写乡村现实的小说，但因为小说涉及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拐卖妇女，作者所持的立场以及书写的角度便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我为这两部引起争议的小说而感到欣喜，因为，小说有争议并不是坏事，也许恰好说明了其价值含量大，另外，有没有正常的争议也是判定文学生态环境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准。我们曾经对文学生态环境深表忧虑，因为正常的文学争议很难出现。从这个角度说，2016年出现不少争议声是一件大好事，我从中发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健康生机，也许它预示着，2016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不会仅仅在这一年收获到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而且有可能会把这种良好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所谓年度评述，实际上是不可能对这一年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评价，我只能在自己的阅读范围内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来谈谈。历史叙述的丰富性，现实性的深化，以及先锋依然行走在路上，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三个话题。

历史叙述的丰富性

2016年度的长篇小说中历史叙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类作品中明显看出作家们试图修正过去由文学所勾画的历史版图。

大叙事的自我化具体表现为，从自我的经验或自己家族的资源入手来建构大叙事。以这种方式进入历史的大叙事时，就更容易触摸到血肉和肌理。

长篇小说具有容量大的优势，作家充分意识到这一优势，力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比较全面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思考，因此史诗性、家族叙述以及多线索、多维度的结构也是被作家们使用得比较多的方式，比如反思历史的作品比较多，且几乎都带有以上的特点。

2016年度的长篇小说中历史叙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在这类作品中明显看出作家们试图修正过去由文学所勾画的历史版图。在历史叙述中，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风云史尤其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张炜写过不少长篇小说，他的创作基本上是围绕思索革命历史这一主题而不断深化的。我曾把张炜的写作看成是一种寻求理想答案的精神之旅，《独药师》是他在旅途中一个新的拐点。他从养生的角度进入到历史，面对生命与革命的悖论反复追问。革命是要解决社会衰败的问题，让社会获得新生，养生大师们一生追求的是如何让生命延续。二者在总体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独药师世家季氏后代不仅长期援助革命党，而且有的还成为了革命党的一员，有些甚至在革命中丧失了生命。小说似乎在提示人们，养生文化所遵循的生命哲理，应该融入到革命理念之中，这样才会避免革命的破坏性。但是小说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若要如此，除非遇到了“雅敌”才行。小说虽然在历史悖论面前打开了思想空间，但仍带着困惑——看来，张炜的精神之旅仍要继续下去。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乡绅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革命的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被打倒，以往文学中的乡绅形象，则因为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反思历史中，乡绅不仅成为重要的反思对象，而且乡绅也是反思历史的一个新入口。重新讲述乡绅的故事，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趋势。

莫美的《墨雨》则是直接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湘西的农民运动，写出了乡绅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但作者同时也对这种历史之必然表达出质疑：是否一定要从身体到精神上将乡绅彻底打倒。墨雨是乡绅梅浩然梦中的景象，表现出他期待写出锦绣文章的美好愿望。但他的“墨”显然代表的是已经无法跟上时代进步的传统文明，所以“墨雨”带给现实的只会是遍地污浊。然而梦境中的墨如雨下，又未尝不是一种文化的胜景。莫美对梅浩然是寄予同情的，他的同情也是他的反思：革命能否让梅浩然这类人物以及他们所承载的文化同样获得拯救？

李凤群的《大风》恰好接续起《墨雨》的故事，讲述了乡绅被打倒后的遭遇。《大风》是体量浩大的家族叙述，以梅先声为起点，一家四代历经共和国成立后的60余年的风风雨雨。梅先声正是“土改”中将被打倒的对象，他带着母子选择了逃亡，并在异地他乡改变身份，由地主梅先声变为贫农张长工，担惊受怕地生存了下来。作者主要用力的方向是在城乡对立的大背景下，追问乡村的精神家园，以及乡村的身份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说，《大风》是把乡绅置于整个乡土文化衰落的历史格局中来思考的。

无论是家族叙述，还是史诗性，都是一种大叙事。大叙事虽然有气势，有高度概括力，骨架完整，但难免牺牲历史的血肉。但是，有一种大叙事弥补了这一缺憾，这就是大叙事的自我化，其具体表现为，从自我的经验或自己家族的资源入手来建构大叙事。自我化不等于个人化，自我化的大叙事更不是私人小说。当然二者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个人经验的重视。但私人小说仅仅是在进行自我虚构，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关于自我的封闭世界。而大叙事的自我化，是要打通一条自我的隧道，由自我虚构转为外向虚构。外向虚构引入了别人的真实故事，但这个别人又与自我关系密切，相互之间可以构成亲密对话，以这种方式进入历史的大叙事时，就更容易触摸到血肉和肌理。

2016年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格非的《望春风》和葛亮的《北鸢》。《望春风》描述了江南某乡村赵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格非写的是自己的故乡。离乡多年后回乡看到他记忆中的村庄正在消逝，于是有了写作的冲动，要“记录它们逝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这样的写作缘起就决定了小说是一种多重对话的结构，既包含着今天的格非与记忆里年少的格非的对话，也包含着记忆里的村庄与现实中的村庄的对话。格非并不在意给几十年的乡村历史做评判，而是试图通过文字更好地融入到乡村和自然之中。

葛亮的《北鸢》完全以作者自己的家族为原型，通过家史去看传统和国史，小说的自我化尤其表现在作者对于家族与传统所秉持的一种敬畏和肃穆的态度，于是便会认真地寻找与其相匹配的典雅文字。

卢文丽是写散文的，她写的第一部小说《外婆史诗》还带有散文痕迹，但因此也让她以自己外婆为写作对象时，能够直觉地把握住外向虚构的魅力，从而叙述自由潇洒。这是一部值得认真讨论的小说。小说写了外婆的一生，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婆，她的遭遇很坎坷，有苦难，也跟这个时代结合得很紧，但是卢文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代上，也没有放在对苦难以及苦难背后社会意义的挖掘上，因此小说不是一个强调社会性的主题，也不是一个强调道德性的主题，卢文丽就写一个普通外婆对生命的态度，通过外婆写出一种中国式的生命意识。这也说明，大叙事的自我化往往会让作家在思想主题上有新的发现。

在历史叙述中，我还注意到有些作品的突破，是完全得益于作家努力拓展历史视野的时空。如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这部小说首次将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奋勇抗战的故事写进了小说之中。小说完全超越了以往的战争叙事，作者由战争引伸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和历史遭遇，并对两代人的家国情怀有了豁达的理解，体现出一种宽容、博大的地球村理念。

陈河在《甲骨时光》里塑造了一名考古学者，围绕殷墟甲骨文物，展开了一场文化保卫战。作家从殷墟和甲骨文里看到了一种神奇性，又从民国时期的学者身上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尊严。神奇性带给他虚构和想象的广阔空间，而学者的品格则让他感受到真实的力量，从而不愿放弃对历史真实的书写。于是他让想象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游走，写就了一部虚构与非虚构相得益彰的作品。

现实性的深化

现实性是当代长篇小说的突出特点。但文学的现实性不应该止步于客观反映现实生活，还应该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

小说的现实性是一种全球化视界下的现实性，全球化视界带来了现实性的深化。此外，现实性深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心灵现实的关注和书写。

现实性是当代长篇小说的突出特点。但文学的现实性不应该止步于客观反映现实生活，还应该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现实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作家们看待现实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它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小说的现实性是一种全球化视界下的现实性，全球化视界带来了现实性的深化。全球化被看成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文明进程，它让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活，它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思维路径，也在创造新的景观和新的人物。当然，中国的现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全球化的元素，思想敏感的作家最先抓住了这些元素：生态、环保、移民、跨国公司、吸毒贩毒、恐怖主义等等。

赵德发的《人类世》就是把沿海城市建设的故事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写的。作者借用地质学的新概念“人类世”来讨论生态和环保的问题，立意无疑是新的，略感遗憾的是作者未能紧紧抓住这点来展开想象，而有点拘泥于讲故事了。

贾平凹《极花》的主角是一位被拐卖的乡村女孩，怎样书写这个女孩的命运，也考量着作者处理现实的能力。贾平凹有这个能力，他采取了“深入虎穴”的方式，不可谓不大胆。这个故事牵涉现实中的农村问题、妇女问题、法治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荆棘丛生，贾平凹却是一个问题也不回避，显示出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他试图站在女孩的立场上，进入她的内心，去平息女孩的内心煎熬。这样一来更加重了他自己的内心煎熬，他也顾不上去平衡各种现实问题的相互纠结，这也是他的小说导致批评的原因之一。

现实性深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心灵现实的关注和书写。张悦然的《茧》很难以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来概括，它应该是以“80后”的现实眼光去重新审视父辈的历史。作者曾是“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难得的是，她逐渐从青春文学的平面化中走出来，向历史的厚重与世界的复杂靠拢。张悦然描写了几个对历史持不同态度的“80后”，充分揭示了当下年轻人复杂的心灵世界。

张忌的《出家》写了一个身已出家心未出家的和尚，但在佛香缭绕的环境里，他的心真的不为所动吗？张忌的刻画细致入微。路内的《慈悲》是一部真正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题材出发的写工人的小说。

付秀莹的《陌上》写的是华北某一村子的日常生活，她从日常生活走进乡村普通人的内心。她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小说叙述方式，不是安排一个情节性强的故事，也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法记录下芳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场景。她像一个芳村的主人，热情地邀请读者到每一家去串门做客。或者说她就像一名贴心的心理师，倾听每一位兄弟姐妹的唠叨，他们在诉说夫妻间、婆媳间的矛盾，以及生活中的困难和烦恼，而付秀莹则能一一解开他们的心结。小说的情节看上去很散，但付秀莹把常态中的韵味充分写了出来，这种韵味就像粘合剂，它赋予乡村日常生活的黏稠感。在我看来，这种粘合剂就是乡村的伦理精神。作为粘合剂，它让松散的、充满各种矛盾的乡村日常生活变得黏稠起来。付秀莹不过是以最贴近生活真实的文学形象将这种乡村日常状态呈现了出来，而且她以文学的方式加进了更多的情感因素，她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伦理最终要以情感的状态呈现出来，也以情感的状态解决问题。因为情感，使得平常的日子变得更加滋润。

先锋依然行走在路上

20多年后，吕新的《下弦月》和北村的《安慰书》先后亮相，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先锋文学姿态，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先锋文学并没有偃旗息鼓，先锋依然行走在路上。

此外，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王安忆的《匿名》、吴亮的《朝霞》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追求新质，已成为许多作家努力的目标。

《花城》是一份执著地推荐先锋性文学作品的期刊，2016年，他们发表了吕新的《下弦月》和北村的《安慰书》，这一举动似乎是编辑们精心策划的，因为20多年前吕新的《抚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就是发表在《花城》上的，这两部小说不仅是两位作家的代表作，而且这两部作品的发表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的定型。20多年后，吕新和北村再次亮相，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先锋文学姿态，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先锋文学并没有偃旗息鼓，先锋依然行走在路上。

吕新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先锋意识突出体现在他始终是在表现他的内心体验。我发现，他最深刻的内心体验是在他少年时期在“文革”中所形成的，这种体验在他内心不断发酵，生化出种种阴郁、滞重的文学意象。《下弦月》是吕新这种体验最集中的表现。小说有多条线索，一条是孩子的视角以及孩子们的生存方式，这应该是作家自我的内视角；一条是逃犯的线索，这个知识分子逃犯承载了“文革”的实质内容；还有一条线索就是供销社，这条线索很有创意，新成立的供销社是体制组织的比喻体，因此供销社里面人们的关系和思维方式，很好地印证了那个高度体制化时代的特点。《下弦月》是至今对“文革”的表现和书写最深刻的一部。我们所读到的反映“文革”的作品往往就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书写“文革”，而吕新一直是从民间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表现“文革”，特别是《下弦月》，表现了“文革”时期政治恐惧的日常化和常态化，真正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

北村的《安慰书》从文本上看完全是一个写实性的破案故事，甚至还借用了类型小说的套路。但小说的精神内核却仍然沿袭着作者的先锋理念，这体现在作者对精神性的特别追求上，他对精神性的痴迷将他引导到宗教精神很深、很远的地方。《安慰书》不过是以非常写实的故事来表现他的宗教性的精神追求，安慰书所说的安慰，其实就是精神安慰，包括罪与罚，包括人的救赎，都寄托在他对于小说中那些人物在受害与被害的不断反转的过程之中。

在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潮中，残雪显得比较特别，如果说当时一批年轻的作家是因为从理性上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那么，残雪的作品可以说更多是因为内心的感觉，让她与现代派气味相投。残雪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空间感，她对空间的特殊感受形成了小说的基本意象，如南方潮湿阴冷的小屋。《黑暗地母的礼物》的空间是一所带有神秘氛围的小学校，残雪讲述了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校长、老师以及他们与书店老板之间的精神联系，荒诞性是这部小说的基调。残雪自称这是她“最炉火纯青的长篇”，也是她“最好读的一部小说”。

先锋仍然行走在路上，更多的是指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传统化为一个个精灵，跳荡在作家的文学构思之中。特别是“70后”这一代作家，在文学启蒙期直接受到80年代先锋文学潮的浸润，他们的小说也受先锋文学传统影响最明显。比如无论是路内的《慈悲》还是葛亮的《北鸢》都有这样的特点。

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更是将先锋文学传统发挥到极致。先锋文学传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70后”这一代，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追求新质的先锋性，已经成为许多作家执著努力的目标。

从这一角度看，王安忆的《匿名》特别值得推崇。小说人物原型则脱胎于王安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听闻的一个大学教授失踪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被王安忆惦记着，直到有一天在合适的空间被激活了——林窟是一个有象征性的地方，它应该成为失踪者的藏匿处。王安忆设计了一场意外绑架事件，把一个在都市生活的文明人，扔向了几省交界处的深山“林窟”里，让他重新学习在大自然中谋求生存的本能。王安忆无意将《匿名》写成一个具有悬疑探案特色的小说，也无意让故事的主人公上演一出当代版的鲁滨逊荒岛求生记，而是希望通过他从人类原始状态一步步自我进化、自我命名、自我建构所处的世界的过程，来探讨人类自我与历史、语言与文字、文明与时间之间的玄妙关系。既借用人们熟悉的小说类型，又完全打破类型的套路，王安忆在写作上的冒险，是因为她对小说的功能有了先锋性的思考。王安忆不再满足于描述情景，而是要通过情景去阐释。因此小说会不断地生出一个又一个的阐释点，每一个阐释点就像分出的枝桠，使情节变得非常不连贯。

在先锋的路上，出现了吴亮的身影。这位在80年代首先提出先锋文学口号并为先锋文学冲锋陷阵的批评家，这一次却不是凭借批评文章而是凭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朝霞》彰显其先锋意识的。小说大体上带有自传体的特征，书写上海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成长和思想心路历程。小说有很多精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雪藏在作者记忆深处的、保留着时代原貌的细节。小说的先锋性体现在作者让两个吴亮一起登台亮相：一个是少年吴亮，他在观察那个充满诡异和未知的世界，他把自己的观察呈现出来；也把当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探询呈现出来；另外一个则是思想者吴亮，他一直耐心倾听少年吴亮的陈述，但关键时刻他会站出来答疑解惑，思想者吴亮的出场，使70年代的记忆不再局限于历史时段，而是开放式地向未来延伸，勾画出清晰的精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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