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伴侣争夺抚养权，到底谁是孩子的妈妈？

原告小提（化名）起诉称，自己是个单身主义者，因身体问题不便生育，但一直希望有个孩子。2018年她与阿美（化名）相识，对方了解她的情况后表示愿意帮助代孕。2019年3月，小提通过医学手段取卵，与购买的案外人的精子培育出胚胎，该胚胎被成功移植到阿美体内，阿美于2019年12月产下一女婴。2020年2月，阿美将孩子抱走，并将孩子登记为其女儿，表示之后不再让小提接触孩子。

阿美则辩解称，二人为同性伴侣，不是代孕。在共同居住生活期间，双方协商后共同决定生育小孩。双方约定小孩出生后户口跟随阿美，并由双方共同抚养成人。

法院经审理确认，小提与阿美之前确实为同性伴侣关系。双方恋爱时，阿美生育了女儿丫丫（化名），丫丫出生医学证明上载明母亲为阿美，未记载父亲信息。该案件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均不支持小提的诉讼请求，反而认为丫丫抚养权属于阿美。

尽管我国法律并未承认同性伴侣与同性婚姻，但在涉及到未成年子女的事情上，法律并不会区别对待这个孩子，而是从始至终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秦嘉泽律师团队认为，我国对于亲权的认定存在着两种标准，即“血缘说”与“分娩说”。本案中法院判决是根据“分娩说”来确定抚养权。

根据法院的判决可以知道我国司法的态度——虽然双方均确认丫丫是以小提的卵子与购买的精子培育成受精卵后，由阿美孕育分娩。但是，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以双方确认或仅因丫丫具有小提的基因信息，就认定其与小提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应符合最基本的民法公序良俗的原则。在公众最朴素的伦理观念当中，母子关系的确立并非基于生物学上的基因延续，而在于“十月怀胎”的孕育过程和分娩阵痛带来的情感关联，这也是《出生医学证明》以孕育分娩来记载母亲的原因所在。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本案虽然不涉及离婚，但子女抚养问题的划分，可以参照该条进行。丫丫出生后一直由阿美照顾，审判时未满周岁仍需母乳喂养，因此法庭判决由阿美抚养，既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丫丫的健康成长。

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法律并不认可同性伴侣，同性伴侣关系缺乏法律保护，在“离异”时，非“母亲”或“父亲”一方难以按目前司法实践获得监护权和探视权。而代孕更是被公序良俗和法律共同禁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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