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涛，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正文】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持续提升，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总体呈下降态势，且有望继续下行，推动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创二十年来最低水平。低息差环境下，如何保持稳健运营对国内银行业来说已经成为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日本银行业为例，探讨商业银行在低息差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希望对国内银行业有所启迪。

一、国内银行业目前已经进入并且需要适应持续较长时间的低息差环境

净息差是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从数据上看，国内银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目前已经进入并且需要适应持续较长时间的低息差环境。

（一）单从数据上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低息差环境。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2023年四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69%的低位水平，创下二十来最低水平。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2023年四季度金融机构新发放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下行至3.83%和3.75%的水平，亦持续处于历史低位。

趋势上看，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收窄过程并非短期现象，至少已持续十年以上。目前基本可以认为，国内银行业已经进入低息差环境。

（二）导致国内商业银行进入低息差环境的原因是多样的。国内商业银行进入低息差环境是多种因素共振后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这里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和资金供给严重过剩导致资产回报率总体趋于下行、负债成本受制于揽储压力而相对粘性、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让利导致利差空间趋于收窄、资产质量困局导致利差空间被持续消耗以及同质化竞争加剧造成利差空间“内卷”问题较为突出等等。以同质化竞争为例，为应对息差收窄的困境，个别银行希望通过所谓“买存款”“买贷款”等盲目推动规模上量，实现“以量补价”。不过需要认识到，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会进一步加剧息差空间收窄的困境，使得“以量补价”与“息差空间收窄”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三）商业银行需要适应持续较长时期的低息差环境。净息差是利息净收入与全部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而利息净收入在商业银行全部营业收入中的比例亦高达80%左右，故净息差通常被视为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从指标构成来看，资产负债两端的定价行为对净息差的影响较大。考虑到，负债成本率相对较为粘性，资产端收益率在净息差的变化过程中应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未来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应会继续下行，并带动商业银行资产端收益率趋于下行，推动商业银行净息差趋于收窄。故从这个角度来看，净息差收窄是整个银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长期课题，并非短期现象。

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在低息差环境中已经持续三十年

为探究日本银行业在低息差环境下的生存之道，首先需要合理界定日本银行业所处低息差环境的期间范围及相应特征。通常情况下，低息差意味着资产端利率的快速下行以及资产荒困境的持续加剧，而后者往往又与经济基本面的疲软悉悉相关。按此思路，并根据公开搜集的资料，笔者大致有以下几点观察：

（一）从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大致经历了两轮贷款利率快速下行的周期，分别为1980年7月至1987年7月和199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其中，1980年7月至1987年7月期间，日本银行贷款和贴现利率整体从9%左右的水平降至2.5%附近，随后迎来一轮短暂的上扬期；1991年6月至1995年10月期间，日本银行业贷款和贴现利率从6%左右的位置大幅下行至0.5%附近，随后便一直处于0-1%的区间内。

因此，若从贷款和贴现利率这一指标来看，基本可以认为日本银行业的低息差环境真正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且一直持续至现在。

（二）若以日本城市土地价格来代替房价，则大致可以认为，日本房价下行的周期始于1991年，整个周期长达三十年左右。具体看，日本所有城市土地价格自1991年开始持续下滑，三十年的时间里下滑幅度累计达到2/3（住宅类下滑幅度超过50%）。其中，在三十年的下行周期里，前二十年的下滑幅度最大。故从楼市表现来看，日本的资产荒困局应该同样也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

总之，无论是基于贷款利率，还是房价，基本均可以认为，日本银行业的低息差环境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已持续三十年左右。

三、低息差环境下的日本银行业生存之道

前面已经指出，日本银行业的低息差环境和资产荒困局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为此，笔者尝试进一步探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在低息差环境和资产荒困境下的生存之道，以期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一）关于经营情况问题的应对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日本银行持续大幅快速下调政策利率，推动日本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并向以贷款为代表的风险资产传导。期间，日本银行的贷款利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左右降至目前的1%甚至以下，日本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也相应降至1%以下。

1．世纪之交前后，日本银行业创利能力处于较弱位置。受净息差不断收窄以及资产质量趋于恶化等因素影响，日本银行业的创利能力快速下降，2000-2002年期间日本银行业连续三年亏损，税后净亏损分别为0.18万亿日元、4.20万亿日元和4.85万亿日元。随后受资产质量压力缓解等因素影响，日本银行业在2003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曾有所好转，但幅度较为有限。

2003-2008年期间，日本银行业的总资产始终在740-810万亿日元的区间内徘徊，未见明显增长，而这一时期的日本银行业净息差大致在1.2-1.5%的区间内徘徊，对应实现的利息净收入始终处于8.4-9.7万亿日元之间，变化也不大。

2．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日本银行业创利能力趋于下降，波动幅度显著加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日本银行业开始进入扩表模式，总资产从2008年的807万亿日元增至2022年底的1434万亿日元，年均实现4.2%的增长，但是同期利息净收入与税后净利润并没有相应增长，表明日本银行业的创利能力在这一时期总体趋于下降。其中，2008-2022年期间，日本全部银行的净息差水平大致由1.2%左右降至0.6%附近，对应ROE则基本位于2%-7.05%的区间内，每年实现的利息净收入与税后净利润分别位于6.5-8.7万亿与1.1-3.4万亿日元之间，显示日本银行业各年之间的盈利指标波动幅度明显加大。

综上，低息差环境对日本银行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这一行业共同的难题，日本银行业也只能是被动应对，没有太多办法可言，在资产质量困境得以缓解的情况下，恢复其造血及盈利能力被视为是重中之重。

（二）关于资产质量问题的应对

1．19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日本银行业资产质量急剧恶化，不良贷款余额快速增加。1980年至1987年期间，为刺激国内经济，日本银行将贴现率由9%的高位水平一路下调至2.50%，催生了市场的投机热潮，使得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泡沫。随后从1989年开始，为应对经济过热的问题，日本银行连续上调贴现率至1990年的6%，加速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并陷入长期不景气的状态。1990年至2001年期间，日本银行进一步将日本贴现率由6%降至0.10%的低位水平，不过日本经济也没能恢复如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楼市与其它资产的价值快速下降，市场主体的破产案例显著增加，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也随之迅速积累，导致日本资产质量急剧恶化。

根据日本金融厅披露的数据，2001年日本全部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47万亿日元，对应日本全部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4%左右。

2．20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推出“金融复兴计划”，极大程度上改善了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为有效解决日本银行体系积累的庞大不良资产，日本政府于2002年10月推出金融复兴计划，聚焦改善日本主要银行的经营情况，并提出于“2004年财政年度将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减少一半”的目标。

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业也通过加大核销力度、资产重组等方式积极主动化解不良贷款压力。经过一系列努力，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由2001年的47万亿日元左右大幅降至2004年的18万亿日元，并于2006-2013年降至10-15万亿日元之间，目前已回落至6万亿日元左右，对应的不良贷款率也由2001年的8.4%降至2006-2012年期间的1-3%之间。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总体处于持续改善的通道中。

特别是，根据日本金融厅披露的数据，即便受2007-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仅为1.8-1.9%之间，而目前也已降至1%以下。

（三）重构资产负债表，现金及银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大幅提升

1、1999-2008年期间，日本银行业的总资产并未有明显增长，但在利率逐步下行的过程中，日本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证券投资占比上升、贷款占比下降以及存款占比上升、定期存款占比下降等特征，背后逻辑大致是降负债成本以及加大信贷类资产的配置。

其中，证券投资与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分别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贷款占比与定期存款占比分别下降7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2、2008年以来，日本银行业资产负债的结构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现金及银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由4%左右大幅升至25%以上、证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由30%以上降至19%以下，存款占比总体保持稳定，而定期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亦由45%以上持续下行至26%左右。这背后的逻辑应该是，2008年以来，日本已经处于零利率通道中，投资类资产的配置价值大幅下滑，需要从负债端进一步发力，同时日本银行业对流动性的关注度亦出现了大幅提升。

（四）兼并重组过程加剧，银行数量锐减

低息差环境下，资金供给出现严重过剩，资产质量问题突出，银行业之间的竞争显著加剧，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银行面临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的残酷现实，部分银行在不断兼并重组的进程中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导致日本银行业数量急剧减少。根据日本全国银行协会披露的数据，日本规模较大的城市银行数量从1990年的13家锐减至目前的5家，区域银行数量亦萎缩40%左右。

四、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具体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间，日本银行业的困境在泡沫破灭之后不断加剧，资产质量与创利能力下滑压力并存；2002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日本银行业的主要任务是化解繁重的不良资产，并积极恢复造血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日本银行业开始真正进入扩表通道，其主要任务是在低息差的环境下，尽可能提升其自身经营能力，重构其资产负债表，维护其良好的流动性状态，并保存资本实力。通过这三个阶段，日本银行业虽然没有重现其在泡沫破灭前的辉煌，但在资产质量压力缓解的背景下，基本能够保持稳健经营。总体而言，低息差背景下的日本银行业大致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一）告别简单粗放发展模式，坚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日本银行业在低息差环境下已历经四十年左右，期间从未重现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辉煌，创利能力下降以及盈利波动幅度较大已经成为日本银行业的经营常态，日本银行业在这种环境下基本已经习惯。在高质量发展理念之下，国内银行业过去依赖城投、地产的简单粗放发展模式显然已难以为继，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处于低息差环境的客观现实也很难改变，为此各商业银行应做好心理准备，认识到低息差环境是各银行需要共同面对的行业性挑战，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与业绩观，习惯由增量粗放式扩张之路迈向精细化存量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特别是，和日本银行业相比，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具有一定优势，如净息差仍然达到1.7%的左右、规模依然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等等。这些无疑为我国银行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争取了时间，提供了较好支撑。因此，国内银行业应汲取日本银行业的一些经验教训，尽快做好应对。

（二）尽快甩掉包袱、实现轻装上阵，始终将化解资产质量压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纵观日本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二十年发展历程，资产质量始终是日本银行业稳健运营的最大障碍，其通过长达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由47万亿日元降至20万亿日元以下，并逐步减少至目前的6万亿日元左右，从而为日本银行业轻装上阵奠定了基础。故参照日本银行业经营，国内银行业同样应将化解资产质量压力作为重中之重，尽早尽全力减缓繁重的不良资产包袱叠加低息差环境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的共振冲击。截至2023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贷款余额已经分别升至3.23万亿和4.46万亿人民币，问题贷款规模已积累一定体量，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为此，建议在化解不良资产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同时引导国内银行业全面、准确、真实地呈现其不良资产底数，提足拨备，有效应对各种可能的不良资产反弹。初期可以考虑聚焦20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引导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在一定时期内（如2027年以前）明确将不良资产或问题资产需要压降的体量，形成示范效应。

（三）重构资产负债结构，尽快帮助国内商业银行恢复造血能力。目前，受制于行业竞争加剧、息差空间不断收窄以及资产质量恶化等因素影响，部分银行的经营压力显著加大，严重影响其稳健运营。为此，在防范化解不良资产压力的基础上，建议应进一步引导国内银行业重构资产负债结构，帮助其尽快恢复造血能力。一方面，考虑到部分银行先前较为依赖的资产投放渠道受到压缩，资产荒和资产供给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建议通过政府加杠杆以及鼓励优质产业类主体加杠杆等方式，为国内银行业输送优质资产，弥补融资平台与地产企业融资萎缩带来的信贷投放缺口；另一方面，考虑到资产端利率的下行具有行业共性特征，建议国内银行业应在负债端更加积极主动，不断向负债端要效益，从负债来源稳定性、负债结构多样性、负债与资产匹配的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适当性、负债项目真实性等六方面提升自身经营的稳定性。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日本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基本在60-70%的区间内徘徊，2013年以来日本银行业实现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亦始终在2万亿日元左右，相对比较稳定，在日本银行业持续稳健经营过程中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因此，在应对低息差环境的过程中，国内银行业也应加强对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视，稳住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这个基本盘，弥补息差收窄带来的缺口，这方面政策部门可能需要给予一定支持。

（四）拓宽自身发展空间，加大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日本银行业在低息差环境下仍能保持稳健运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为缓解日本国内“资产荒”的困局，注重海外业务的拓展，加大了对日本“出海”企业的金融支持。例如，就整个日本银行业来说，其海外资产、海外贷款占比分别达到14%和15%左右，部分日本大型银行的海外资产占比甚至超过了1/3。有鉴于此，低息差环境下，国内银行业在负债方面相较于海外具有一定优势，应在海外业务方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不仅能够缓解国内信贷投放乏力的困局，也能充分挖掘“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高息差机遇。同时，国内各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样具有较大的发展纵深，而这也是日本所不具备的优势，故国内银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加大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支持，拓宽自身发展空间。

（五）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推动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低息差背景下，各银行由于自身禀赋的差异，必然承受着不同的压力，一些银行甚至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同时，资金供给过剩、资产荒加剧以及潜在资产质量压力上升等客观现实也可能会导致部分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疲于奔命，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参照日本银行业在化解风险的经验，无论防范化解资产质量困局，还是提升持续稳健运营能力，稳住基本盘最为重要，2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及部分具有区域重要性银行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商业银行体系进行系统性重组，通过系统重要性银行吸收合并以及中小银行之间兼并重组等多路径帮助化解困局，以降低问题商业银行对经济基本面、金融市场及预期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