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从国际形势出发，促进我国的西部建设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我国的周边环境异常严峻。美国环伺东南，不仅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海，更是与其他国家结成反华同盟；苏联陈兵东北，在漫长的国境线上处处设防，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在美苏的怂恿下，印度、日本蠢蠢欲动，西南边境和东部沿海都充满危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核恐吓的阴云更是无处不在。

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成为党中央最为关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几乎都集中在东北和华北以及沿海地区。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这些工业基础都将覆盖在炮火的威胁下。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无不从沿海地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战略后方，成为迫不及待的大问题。

1964年8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鉴于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现状，毛主席提出各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全国要建立战略后方——这就是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不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就联名向毛主席呈上了一份具体的报告。

三线建设，战略后方

首先是国务院成立专门的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担任组长。为了落实三线建设，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支持，在“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下，对东、中、西部进行不同的要求。整个计划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所谓的三线，是相对一线和二线而言。当时的中国，把东部地区叫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中部地区叫二线，西部地区就是三线和战略后方。而三线建设又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建设是整个国家战略后方的建设，也是三线建设的主体部分。而小三线指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的建设自己的战略后方，以轻武器生产厂为主。

为了贯彻三线建设，对东、中部的一线和二线经济建设，实行“停”、“压”、”搬”、“帮”。自实行之日起，一切新的项目不在第一线；已经投产的缩小规模，不再扩建；第一线的老工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或拆分、或迁移；不再建大型水库；所有的新建项目，都应遵循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一切都在精心准备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西部开发，纵深发展

从1965年开始，投资数千亿，动员数百万人力的三线建设，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相继完成。大批沿海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迁移到了山沟，通过新建、扩建、迁建、改建的形式，在中西部地区建成一座座新的城市。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为基础，门类相对齐全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四川的攀枝花和金川，成为著名的钢铁基地。甘肃酒泉与四川西昌，建立起航天卫星发射中心。长江上的葛洲坝、黄河处的刘家峡，都成为功盖千秋的水电站。在广阔的川渝、甘陕等地，铁路干线纵贯，油气资源穿行，科研机构星星点点，制造基地拔地而起。三线建设在几乎一片空白的西部地区，勾勒出美丽的画卷。

进入70年代末，根据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的变化，国家对三线建设进行适当调整。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原则下，大量的军工企业向民用转变。更大规模的改造出现在80年代后，三线企业为适应市场而做出转变，甚至成为行业先锋。如湖北的十堰二汽，成为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打造为嘉陵摩托车集团；西昌导弹基地成为和平年代的卫星发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