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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周末，被一则《刺死辱母者》的新闻打破了。事件背后，是沉重的颜色。

“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徒刑”。在曝出这起事件的媒体官网上，相关报道被标上了三个标签词：刺死、侮辱、高利贷。

事件还原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此事被网友热议，并引发法律界人士争议。警方有没有失职，讨债者的行为如何评价？法院判决是否存在可商榷之处？

今天凌晨，法制日报微信公号深夜披露“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全文。（详见文末）

案件进展

看点

01

一审认定：讨债者对母子俩有侮辱言行

（2016）鲁15刑初33号判决书显示，山东省聊城中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冠县工业园区）负责人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2016年4月14日16时许，赵荣荣以欠款未还清为由，纠集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十余人先后到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催要欠款，同日20时左右杜志浩驾车来到该公司，并在该公司办公楼大门外抱厦台上与其他人一起烧烤饮酒，约21时50分，杜志浩等多人来到苏银霞和苏银霞之子于欢所在的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内催要欠款，并对二人有侮辱言行。

22时10分许，冠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被告人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志浩、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人发生冲突，被告人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捅伤，处警民警闻讯后返回接待室，令于欢交出尖刀，将其控制。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被送往医院抢救，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2时许死亡，严建军、郭彦刚伤情构成重伤二级，程学贺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看点

02

于欢已提出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焦点追问

追问

01

为何于欢“不存在防卫紧迫性”？

律师

构成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责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民警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殿学律师表示，根据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刺死辱母者的于欢构成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他认为，正当防卫有三个特征，针对的是不法侵害，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

根据媒体报道，首先，杜志浩等人实施的是不法侵害。因为债务纠纷涉及高利贷，所获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按于欢姑妈的说法，实际上钱已经还完。哪怕还有17万元，也只是一个小尾巴，远不至于让杜志浩他们连续施暴。

事发当天，杜志浩领人继续讨要高利贷债务。根据媒体报道的案发当时的情况，杜志浩等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寻衅滋事、强制猥亵、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而且使用的暴力手段，也可能涉嫌抢劫或绑架。

其次，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中，于欢的防卫也是针对的不法侵害者本人。

因为，杜志浩等人的不法侵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有人报警，警察来后只是让杜志浩等人不要打人，然后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起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才被捅伤”。

另外，王殿学表示：于欢的行为还构成特殊防卫，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而杜志浩等人涉嫌寻衅滋事、殴打、强制猥亵，还脱了裤子，随时可能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王殿学认为杜志浩等人有犯罪行为，其暴力程度远超一般情况下的抢劫和绑架，已经严重危及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安全。因此，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

判决书为什么没提及侮辱细节？

媒体

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

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

在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确实未能得到体现。

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3月25日，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

追问

03

处警民警是否失职？

证据

有执法记录仪记录案发情况

有媒体报道，根据视听证据，警方在案发房屋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一个关键问题是，处警警察为何进屋后，又离开事发房间，而没有带走当事双方？

一审辩护律师田明对媒体称，“警方没有走，整个过程都没走，只是离开那个房间，走到屋外，当时于欢和他的母亲的手机都被收走了，警方可能是到外面去寻找报警的人，看是谁报的警，到底看到什么情况了。而于欢则很可能基于错误认识，认为警察走了，他很激动要出去，而这目的又没有实现，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保护。”

那么，到达现场的警察，是否知悉于欢被目睹母亲遭人露下体侮辱的情况呢？判决书中的“视听证据”显示，处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案发当晚处警情况。警察是否知悉侮辱情节、当事人是否陈述被侮辱，执法记录仪应有记录，但判决书没有提到。

舆论争议

争议四起。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法院的判决，似乎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媒体观点

对此事件，多家媒体都给出了相关评论。

人民日报评论

《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考虑更多的或许是，当至亲之人遭遇侵害时，自己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凌辱还是挺身抗暴？当处于无法逃脱的困境中时，要如何维护自己与亲人的尊严？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的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1、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

2、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

澎湃新闻

《社论丨辱母案：期待“正义的理据或修订”》

1、司法该如何在现实与法律理念之间、生命权与自卫权之间做出权衡？这种权衡的导向，是否能让人信服？这是这类案件要解决的问题。

2、总之，舆情是舆情，法律是法律。两者之间不能混淆，但两者之间并非天然对立，民意执念的朴素正义，应该在法律管道内有正常的吸纳空间。

3、在公众一边倒地同情“辱母杀人案”的时候，我们期待足以令人信服的正义理据，或者做出正义的修订。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解局】辱母杀人案：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1、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

2、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3、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中国青年报

《请给公民战胜邪恶的法律正义》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目前，被告人已经上诉，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二审中，司法机关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持法律精神公正裁判，实现排除社会危害性与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彰显法律之正义。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

中国之声

《刺死辱母者案，别让不安情绪成为另一种“高利贷”》

中国之声并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观点，但将许多网友和媒体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列举出了当前事件引起关注和讨论的几个关键问题。

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相信对于这篇报道，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感到愤怒与震惊，早报君也不例外。但在媒体披露本案已经进入二审阶段的现在，早报君并不想轻易为风云激荡的舆论场，再添上一把火。哪怕这把火，是由正义感点燃。因无论以什么名义，烈火过后，焦土仅存。

在目前这个时刻，有两点让早报君选择慎言：一是媒体报道中，“另一方”说法暂时缺失。在不平衡的信息面前，理性的判断无从做起。今天凌晨发布的一审判决书中，终于让参与处置的警方、法院方面发出了一丝声音，但还缺乏更直接、更有力的内容来帮助全社会厘清真相，并以此为基石，作出各自的价值选择；二是舆论标尺和司法标尺并不总是统一的。此案已经上诉，对还在进行中的案件，我们既然期待全社会有足够的容纳度，让一切质疑自由发声，就应同时容许司法也有一定“定力”，在舆论鼎沸之中，坚持该坚持的东西，改掉必须改掉的东西。

其实事件发展至今，虽然涉及一些具体细节的争议，比如，警察在离开接待室后，是准备离开还是仅仅外出调查，但最主要的争议，还是集中在于欢是否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上。

司法不会无原则迁就舆论，但也不会忽视乃至辜负舆论。别急，相信法律会给出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判决，就让真相再飞一会！

一审判决书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