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竞相风雅：晚明文人生活的“高光”七十年

　　晚明之时，阳明心学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文人思想的桎梏。“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推动彼时文人积极追求自我个性的表达。在上述思想背景陶染之下，加之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集中体现为走向风雅的审美实践。就结社、造园、焚香、品茗四事而言，风雅是贯穿其间的重要底色，并逐渐演化出淡雅、幽雅、馨雅、隽雅的不同特征，成为历史上弥足珍贵的一抹亮光。

结社淡雅

　　结社等集会行为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历史上不乏各种类型的结社之举。

　　就文学性结社而言，形式层面的萌芽早在东晋元兴元年（402年）释慧远、释慧永、刘遗民、雷次宗等人组织的庐山白莲社中便已见端倪。唐代，作为有特定内涵和指涉的“结社”称谓在时人诗歌中出现的频率大为增加，如刘禹锡《赠别约师》“庐山曾结社，桂水远扬舲”等。除了唐诗对结社情形的描写，诸如“大历十才子”“香山九老会”等典型结社的出现则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文人结社至此也逐渐定型。

　　有明一代，文人结社的情形更是普遍。学者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一书考证，“明代‘文人结社’的总量实际应当在千数以上”，其中，晚明结社活动尤其活跃，仅杭州一地，在天启、崇祯两朝较闻名的结社便有观社、芙蓉社、师古社、登楼社和狷社等。晚明文人的社集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宴游览胜、诗酒酬唱、读书作文、逃禅修佛等几类。

明仇英《雅园聚会图》局部

　　宴游览胜指的是结社文人常常结伴游览生活之地的山水名胜，在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之中陶冶性情。明万历年间成立的孤山吟社，主社者马三才常常邀约同里一众好友畅游山水。社员李奎有诗《孤山吟社四首》传世，分别叙写优游林泉、避暑湖山、夜览湖山、幽栖山林之时所见动人景致与闲适心境。宴游览胜之际，晚明文人的风流雅致气质颇能显现。

　　诗酒酬唱包括即兴吟咏、限时作诗、倚韵唱和、分韵赋诗等多种形式。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诗歌结集《武林怡老会约》所载“意兴所到，率意成诗，成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属于较为自由的即兴吟咏。有时为了增添紧张感，会对作诗的时限做出规定，如击钵催诗。为了增加作诗难度，则有倚韵、分韵方式，如冯梦桢《诸君子以中秋日举西湖社分韵得三肴》便属此类。

　　读书作文，顾名思义，即结社目的在于相互砥砺品读诗书、锤炼文笔，如闻启祥创立的读书社，时人丁奇遇在《读书社约》中申明该社宗旨为“定读书之志”“严读书之功”“征读书之言”“治读书之心”。

　　晚明吏治腐败，入仕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很难实现，为了全身远祸，倡导逃禅修佛的结社成为不少有出仕之念的文人的选择。如胜莲社，社员包括冯梦桢、虞淳熙、黄汝亨、潘之恒等名士，其重要活动是放生会，此外还有讲谈佛经、清坐之会等。

　　上述晚明文人结社的四种形式虽然具体活动内容有所差异，但其共通之处皆在追求淡泊高雅的生活状态，而这也是晚明文士独特风貌的重要构成。

造园幽雅

　　士人对构筑园林始终秉持着较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发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迄于明清，渐渐形成了造园传统。

　　晚明造园之风炽盛，单就江南地区而言，据学者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所言：“园林营造遍布江南各地，而一些地区尤其突出。如在苏州，明代有记载的约二百六十处，其中府城内八十多处的园林，大部分为这一时期所建……在绍兴，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所记当时绍兴园林有一百七十六处之多。”彼时造园风气盛行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其一，高质量园林建筑集中井喷式出现，如拙政园、环秀山庄、留园、沧浪亭等；其二，专擅造园的艺术家层出不穷，如朱三松等人；其三，总结性的造园理论著述出版蔚然成风，如林有麟《素园石谱》、文震亨《长物志》、计成《园冶》等。

上海豫园，建于明嘉靖年间，属宅第式园林

　　在江南地区的众多园林景观中，当以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接力营建的南园，以及王时敏新建的东园为翘楚。南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于此地赏梅菊、凿山引水，这里遂逐渐演化成一处园林胜景。王锡爵虽位极人臣，但在宦途凶险起伏中，常常流露出对隐居苑囿的无限憧憬。王锡爵爱子王衡虽年少成名，却因其显赫门第而在科举上累受牵连。他辞官回归故里后所写诗歌中，时常可见其对园居闲适生活的书写与向往，如《春仲园居》等。

　　经过王锡爵、王衡两代人的不断营建，南园景点更为丰富多样，传至第三代的王时敏时，更是多次得到修葺拓建，南园的景点分布状况也最终得以确立。除了继续拓建祖辈遗留下来的南园之外，王时敏还邀请了著名造园大师张南垣在芍药圃的基址上新造了东园。在园林的幽雅环境之中叠山理水，游观品赏山石草木，而关涉园林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从园居宴游之乐到隐居黍离之悲的嬗递。

明文徵明《东园图》局部

　　回望晚明文人的日常活动空间，除了周旋于各种具有官方属性的衙署之外，在任之时，尤其致仕以后，他们往往喜好营建各式私人园林。这一方园林既是外在错综世界的投射，也是疲惫之余心灵休憩的自在港湾。

　　园林之于文人身心具有多重作用。他们将园林幻视为山野河源的移植地，寄托着大隐隐于市的诉求。他们在其中修身养性，涤荡俗世尘念，有的更是在园林中化身农夫，在耕种、浇灌及收获作物中体验士、农两种身份自如切换的惬意。在园林中结伴游观，赏鉴山石、竹林等景观，依凭共同兴趣点的维系，也可实现与人沟通交际的目的。

　　在明代关于园林的众多诗文书画中，也颇可得见文人的心态变迁及社会的盛衰演替。概言之，一方园林空间便是文人内心深处、纷繁大千世界的缩影，也是彼时风雅时尚的体现。

焚香馨雅

　　香的使用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尚书》载“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可见香最初用于祭祀庆典场合。之后，随着人们对香料认识的加深，香又发展出药用、香身、避邪、养生等用途。

　　明初严格实行海禁，禁止民间使用番香番货，导致香学进入低谷。而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呼唤个性解放在思想领域渐成主流，海禁之策多有松动。私人商船能够出海，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再次兴盛，来自域外的檀香、丁香、苏合香等香料源源不断地输入，使得香道再次走向繁盛。

　　纵观明代香道发展，具有香具品种齐全、香品形式繁多、沉香种植发达、香学著述层出的特征。如香具，除了明代之前已有的柄炉、篆香炉、熏球外，新增的有香筒、卧炉、香插等。明朝制香承继宋风，讲求精细程度，形式更为丰富，包括线香、签香、早期塔香等。明代东莞一带，沉香种植兴盛，在晚期更出现了人工栽培的沉香。明代关于香学的论述，除了散在笔记小品中的只言片语外，更重要的是专门论著的出现，如周嘉胄《香乘》，内容包括香史、香料、香具、香方、香文、香典、香异等，堪称中国古代集大成式的香学专著。

明炉瓶三事广东省博物馆藏

　　晚明之时，焚香成为风雅时尚之事，文人亦将品香视作名士日常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孙枝蔚《溉堂集·埘斋记》记载的“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便是彼时文士焚香风尚的生动写照。陈继儒、屠隆、高濂、文徵明、徐渭等在晚明闻名天下的文士，皆有叙写焚香的佳作。

　　陈继儒《太平清话》罗列了文士日常风雅生活中涉及的一些事物，如酒、琴、棋、金石鼎彝等，而香的功能是“令人幽”，即在沁人心脾的清香味中体悟幽深心境。屠隆《考槃余事》也认为焚香的功用表现在可以“清心悦神”“畅怀舒啸”“远辟睡魔”“熏心热意”“祛邪辟秽”。在屠隆的阐述之中，焚香贯穿文士生活的整个过程，其效力更是被推誉为“随其所适，无施不可”的神奇境地。

　　诗书画俱佳的文徵明《焚香》诗云：“银叶荧荧宿火明，碧烟不动水沉清。纸屏竹榻澄怀地，细雨轻寒燕寝情。妙境可能先鼻观，俗缘都尽洗心兵。日长自展《南华》读，转觉逍遥道味生。”他将品香方法的精细优雅描绘得栩栩如生。

　　徐渭七律组诗《香烟·其二》云：“午坐焚香枉连岁，香烟妙赏始今朝。龙拿云雾终伤猛，蜃起楼台不暇飘。直上亭亭才伫立，斜飞冉冉忽逍遥。细思绝景双难比，除是钱塘八月潮。”他以生花妙笔描绘了焚香之际的想象与神思。静处一室焚香，香气缓缓爬升，调息、通鼻、开窍、调和身心，境象空灵玄远，氛围典雅脱俗，以香可示雅范。

品茗隽雅

　　饮茶在中国有颇为悠久的历史，其确切的起源众说纷纭。如唐人陆羽《茶经》认为茶作为饮品可上溯至神农氏；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则记载了茶叶在西周时曾是重要的贡品。此外，还有茶源于秦汉、茶源于六朝等不同说法。在长久的文化积淀中，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解渴滋补的饮品，而是被历代文士赋予了多种意义，煮茶品茗成了追求超脱隽雅生活的象征。

　　逮至明初，朱元璋废除团茶，敕令采芽茶以进贡，执政者的种种举措使得饮茶文化发生了一次重要变革，即由工序繁杂的点茶法转为简单明了的以新鲜芽茶冲泡方法。发展至晚明，文人雅士对饮茶有着极高的要求，包括茶器、茶品、水品、茶友等诸多方面都力求精益求精。饮茶的精致化正是彼时推崇风雅审美的体现。

明文徵明《品茶图》

　　在晚明，饮茶常常与清赏品位、雅韵格调、隐逸情怀等发生关联。文震亨《长物志》认为瀹饮法“简便异常，天趋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即没有经过过度的加工才可得茶叶自身所具有的真味。因而为了茶之真香、佳味、正色等不被人为破坏，在烹煮之际，不应加入珍果香草等。

　　煮茶品茗的每一步骤，晚明文人都颇为讲究，力求精致。茶器以选择紫砂壶为佳，因这种材质的壶具既不会侵夺茶叶本身的清香，又不会导致茶汤发出馊味。茶盏则容量变小，以白瓷或青花瓷为主，选择标准在于是否能够更好地衬托出茶色。

　　茶品则讲求清、香、甘、淡，即秉大自然灵秀之气，形色俱清，其臭如兰，其甘如荠，细品淡而有味。水品则力求清、活、甘、冽，即水质应澄澈纯净，鲜活不凝滞，水味清寒甘香。

　　晚明文人讲究茶的清赏，不仅是为了保存味觉口感，更是文人内心精神追求的外化。文人品茗彰显雅韵，在一方空间之中种竹锄花、写诗试茶，茶饮雅致与生活格调交融无间，共同塑造文人的性灵底色。陈继儒《小窗幽记》以工笔手法描述了居住空间，竹榻、桌子、快意书、旧法帖、古鼎、素麈等静物因文士午休后啜饮苦茗而活起来了。

明杜堇《玩古图》局部

晚明文人在茶友选择方面颇为审慎。张源《茶录》认为“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着意表述了清幽环境下饮茶的重要性。或泉石松竹之间一人独啜，或林间草堂之下两三好友对饮，或庭院芭蕉之旁合家畅饮，品茗之中有清谈，甘香之际多雅趣。

　　在不少存世的晚明文人画里，常常有山野茅屋之中煮茶品茗的场景，与起伏山峦间嫩绿欲滴的茶叶，溪涧间清澈见底的潺潺细水，以及拄杖缓行的两三不羁文士，共同呈现出尘世退隐的情愫。

　　从饮茶使用器物的精心选择，到外在生活环境的着意营造，再到相伴品茶者的择善而从，煮茶品茗已成为晚明文人风雅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他们塑造清赏品位、雅韵格调、隐逸情怀的重要方式。

　　晚明文人生活讲求风雅的审美实践持续了七十余年，本应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可惜的是明清易代让这一发展过程遽然中断。清初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对文人生活严加控制，文人高涨的个性被扼杀，晚明文人竞相风雅的盛况也一去不复返。而晚明风雅虽短促却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亦如魏晋风度一般，具有持久且深远的文化意义。

作者介绍

彭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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