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号

1998 年 11 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著名节目《60 分钟》播放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录像。

录像中，一位驼背老态的医生亲手「杀死」了 52 岁的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也称渐冻症）患者托马斯•约克（Thomas Youk）——医生将致命剂量的药物注入约克体内，约克很快死亡。

一时间，全美哗然。医生的这一行径也彻底激怒了美国司法当局。最终法院认定其二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 10 ～ 25 年监禁。

这位激进的医生就是杰克·科沃基恩（Jack Kevorkian），因「一人之力推动美国安乐死立法」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在一部以科沃基恩为主角的电影《死亡医生》（You Dont Know Jack）中，老戏骨阿尔.帕希诺将科沃基恩的倔强、骄傲和孤独表现地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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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于死亡的医生

杰克·科沃基恩是一位病理学家，于 1952 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

不同于医学院的同学，年轻时的科沃基恩就对死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朝鲜战争时，受到俄罗斯医疗团队的启发，他转而研究起了利用新鲜尸体向活人输血的专题，并因此感染了丙肝。

1960 年，他又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在对死刑犯行刑之前先对其麻醉，然后将他们的器官移植到其他需要的人身上。

这一近乎疯狂的想法没有变成现实，不过可以见得，科沃基恩骨子里带有不安分的基因。

年轻时的科沃基恩

上世纪 80 年代，科沃基恩开始讨论安乐死的问题。 1987 年，他去了荷兰，在那里了解到了协助自杀的基本流程后，他便在相关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

在他看来，死亡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病入膏肓的患者往往囿于自身疾病或外界环境，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对他们不公平。于是，他决定以一己之力去纠正这不公平。

为此，科沃基恩发明并制作了一台「自杀机器」，他称之为「Thanatron」（希腊语为「死亡仪器」）。

Thanatron 价值 45 美元， 由三瓶液体组成：生理盐水，硫喷妥钠（一种快速起效的短效全身麻醉剂），氯化钾（高剂量会导致心脏停跳和猝死）。

科沃基恩和代理辩护律师杰弗里·菲格尔（中）

画面中这台简易的仪器即 Thanatron

Thanatron 的简易开关一旦被打开，硫喷妥钠会先行进入，当患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时，跟着大剂量氯化钾注入。

值得一提的是，死亡机器只能由患者本人启动。这样，科沃基恩从收到患者请求，到交谈评估患者的真实状态，再到最后的实施，这一系列行为都是符合患者本人意愿的，更重要的是，这样能钻法律的空子。

1990 年，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阿德金斯找到科沃基恩，希望协助其安乐死，当时，阿德金斯的病情并未恶化，还能享受生活好几年，但她还是非常坚定地求死。科沃基恩便在一辆面包车内送走了她。

Thanatron 的效果非常显著，启动开关后，阿德金斯在 5 分钟内死于心脏衰竭。

面包车：科沃基恩实施安乐死的常用场所之一

那是他的第一位安乐死患者，为此，他被吊销行医执照，并以「协助自杀」罪被官方起诉，但由于密歇根当时相关法律尚不明晰，科沃基恩最终无罪获释。

吃了官司的科沃基恩并没有丝毫「收敛」，买不到死亡机器里的药，他又组装了一台名为 Mercitron 的新机器，该机器可通过防毒面具输送一氧化碳，患者将在密闭的空间内被一氧化碳毒死。

影片中，科沃基恩用 Mercitron 协助患者自杀

而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在得到患者的允许后，科沃基恩亲自为患者注入毒药的行为也确实是科沃基恩在向当局司法挑衅。因为司法部门为了牵制他，开始推动「禁止协助自杀」的法律条款。

1990 ～1998 年的 8 年间，科沃基恩先后 5 次被起诉，共协助 130 名患者安乐死。

「死亡不是罪」

科沃基恩有一句名言，死亡不是罪（Dying is not a crime）。

而反对杰克的人认为，「生和死都是上帝的安排，对这一自然过程加以人为性的干预，就是谋杀，就是犯罪！」

片中，反对者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

杰克认为这种想法荒谬至极。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他曾坦然地表示，自己就是在扮演上帝，「当一个医生给你吃药时，他就在扮演上帝。因为他在干扰你身体的自然过程……」

「愚蠢的宗教信条认为，有一个万能的上帝让我们承受痛苦。所以乙醚在1543 年被发现后，直到1864 年才被用于临床。在那之前，所有人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手术的。」他愤怒地补充到。

2007 年，在监狱里呆了 8 年的杰克提前获得假释，因为他保证不再为患者提供协助自杀的服务。不能用实际行动帮助患者的的他，转而投入到倡导安乐死合法化的活动中。

「这个世界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态度非常伪善。」杰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从未后悔帮病人行使死亡权利，即使坐牢也不改初衷。

2010 年 4 月 14 日

82 岁高龄的科沃基恩在纽约出席了《死亡医生》的首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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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3 日，科沃基恩死于肺血栓，时年 83 岁。

科沃基恩一生大肆宣扬安乐死，但是他在临终前却由于过度虚弱，无法为自己实施安乐死。最终，他只是要求医生为其播放一段巴赫的音乐。

而他的死亡并未平息关于安乐死的争论。

我们是否有权利死亡？

关于安乐死的电影不在少数，著名的《深海长眠》就讲了一位高位截瘫的前跳水运动员雷蒙的一心寻求安乐死的故事。

电影中，如今的残疾和昔日的种种美好形成极端残忍的对照，雷蒙在床榻上陷入深深地绝望，他为安乐死抗争了 30 年零 4 个月。在此期间，雷蒙多次上诉至欧洲人权法庭无果，最终在一名不知名人士的帮助下服毒自杀。

《深海长眠》主角雷蒙

图片来源：豆瓣

西班牙警方以涉嫌协助自杀拘捕了他 22 岁的女友，大约 3 千名雷蒙老乡集体自首，声称自己才是协助雷蒙自杀的「真凶」，迫使警方对此事的调查不了了之。

雷蒙的故事让人落泪，让人看到生命的沉重和真实。

而摘掉罩在屏幕前的滤镜，现实生活中的此类故事则显得更加惨烈悲凉

2017 年 6 月，江苏女子吴敏因宫颈癌晚期，难以承受病痛的折磨多次试图自杀，但都未成功，无奈之下，便请求朋友徐红伟驾车撞死自己。

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晚 9 时许，徐红伟驾车到达事发路段时，吴敏行动缓慢地走在路上。徐红伟开车撞了上去，随后下车打了个电话，接着回到了车上，将车辆向后倒退约 20 米，再次从吴敏的身体上碾轧过去。

——《新京报《江苏一女子患癌求朋友开车撞死自己》

事后，吴敏丈夫和徐红伟被警方抓捕，公诉人指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两人刑事责任，但可从轻处罚。

两则故事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绝望，他们被剥夺了死亡的权利。在死亡需求最强烈的时候，没有更合理的死亡途径，所以只能寻求他法，不仅死得孤独悲凉，还因此连累到身边人。

但这些故事并不表示将安乐死合法化就是最优解，因为一旦立法层面松动，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事态很有可能变得不可控。毕竟，安乐死实行起来需要一套完备的体系和细致的操作流程。

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的国家荷兰，此前就陷入了「安乐死标准模糊」的巨大争议漩涡中：

2016 年，荷兰一名 20 多岁的年轻姑娘，因为走不出童年遭受性虐待的可怕阴影，饱受身体和精神疾病困扰，最终她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残疾人权组织「遥远声音」成员尼基·肯沃德说：「精神疾病专家竟然会把安乐死作为一个性虐受害者的最终选项，这太恐怖了。」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是否有死亡的权利？

笔者只能说，我们应当有。不可否认，这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风险需要面对和解决，但就每个生命而言，无疑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当生命成为酷刑或累赘，当爱成为惩罚，无论是谁，都无权利要求你在非人的酷刑中度过余生。

医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同样是求死，怎么死，期间有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无论是对患者本人，还是对患者身边的亲人来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在束手无策的情境中，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应扮演什么角色呢？

自然不能像杰克一样对待患者，因为现行的法律不允许，但杰克对患者的态度却引出了对「医生职责」的立体思考。

不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南丁格尔誓言，都强调了以病人利益至上的立场。生命宝贵，帮助病人求生，似乎是每一位医生的本能。

但其实，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轻痛苦，或许才是患者最需要的，也是一位医生应当尽力做到的。

即，相比于「治愈性治疗」，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