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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3日，民国报业大王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枪击而死。

史量才被杀案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题写了“哲人其萎”的挽词。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谁知，对史量才被杀案的追查，又引发了连环案：国民党著名将领、曾任浙江省主席的鲁涤平与爱妾先后丧命。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追查此案。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很快，鲁涤平发现了“史案”中的一些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此时的蒋介石，惧怕因不知杀史内情、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涤平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而鲁涤平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蒋介石恼怒于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鲁涤平抓到了把柄，再加上听到鲁涤平私下里的一些“牢骚”，于是一怒之下，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对鲁涤平下手。于是，在1935年3月15日的一次宴会上，鲁涤平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结果半夜毒发，鲁涤平一命归阴。蒋介石还假惺惺地为鲁涤平作了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

按下了葫芦，又漂起了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当时说鲁涤平是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一般人都信以为真。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量才被刺案”的不同寻常。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鲁涤平的爱妾沙佐安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为其一洗冤屈。

因刺杀史量才露出破绽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等人，闻此后异常慌张，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举起灭口的魔爪。于是，鲁涤平的爱妾沙佐安在鲁涤平开吊前夕，竟然跳楼殉夫了。其真相应该是“被跳楼”。

在那个国民党势力一手遮天的年代，史量才被刺案及其引发出来的连环案，喧嚣一时后，俱归沉寂，均不了了之了，徒留下历史老人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