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2024年10月15日发布:【微普法】绿色原则在我国环境刑法中的适用

2016年10月12日，被告人尹某某在岳池县罗渡镇邹家坪村1组310名村民处，以55800元购买了全组范围内所有退耕还林林地内胸围1尺以上的林木。后于2016年10月15日至17日期间，在未办理《四川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告人尹某某擅自组织邹某3、邹某1、邹某2、付某等人对其所购买林木进行砍伐。经岳池县林业局鉴定，被滥伐林木系岳池县2002年规划实施的退耕还林林地内的林木，共154株，折合立木蓄积为28.7立方米。

岳池县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尹某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后，于2018年5月29日在《检察日报》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至起诉之日，没有法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状态，岳池县人民检察院向岳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人尹某某承担生态修复费用5690元。

*注：本案案号为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2018）川1621刑初2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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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被告人尹某某违反森林法规，组织人员滥伐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岳池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尹元国犯滥伐林木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尹元国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判处被告人尹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向公益诉讼起诉人岳池县人民检察院支付生态修复费用5690元；追缴违法所得2400元上交国库，并没收其犯罪时使用的油锯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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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法条

该判决书说理较为简洁，案涉滥伐林木罪属行政犯，援引法条众多，亮点并非《刑法》相关条文的罗列，而是《环境保护法》和《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引用。

注：原判决引用的是《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关联法条，因《民法典》颁布现已失效，故在此更改为《民法典》中对应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45条第2款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67条第3款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52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53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72条第1、3款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72条第2、3款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64条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9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1229条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1234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第1235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

（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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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拓展

上述判决将《民法典》第９条和《环境保护法》第64条并列为责任依据，显然是把绿色原则作为该刑事案件所附带的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支付生态修复费用”责任的规范基础。实际上，是对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一大误区。

当前《民法典》中的生态损害赔偿条款，作为一种“出借”民事责任于公法领域的转介性规定，并非典型、纯粹的民法条款，必须借助相关公法规定才能付诸实践。具体来说，生态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虽在概念表述中带有“赔偿”“民事”等字样，其实质仍是“借用”公法原理和概念运行的“公法责任”和“公法机制”，具有明显惩罚色彩，并不能直接经由属于民法规范、规定民法义务的绿色原则导出。

在《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创造性地规定了直接着眼于受损环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未来法院似乎更有理由以该责任条款为后盾，对违反环境义务者进行追责，为绿色原则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但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指向的对象是公共利益，由环境法调整，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将导致公、私法体系的混乱。

从绿色原则的义务性要求到对环境“公产”的“损害赔偿”中间缺乏具体立法的明确指引，因此，对于以生态损害赔偿为代表的环境公益责任来说，绿色原则顶多作为裁判说理环节加强论证的辅助理由，而不能作为创制责任的直接依据。

参考文献 >>>

[1] 孙佑海,王倩.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绿色规制限度研究——“公私划分”视野下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民法典的异见[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05):62-69.

[2] 巩固.公法责任视角下的土壤修复——基于《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分析[J].法学,2018(10):52-64.

[3] 陈海嵩.《民法总则》“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的理解及适用——基于宪法的解释[J].法学,2017(10):34-50.

[4] 巩固.《民法典》绿色原则司法适用初探[J].法律适用,2020(23):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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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张永江

作者：廖佩蕾，湘潭大学法学院2022级法律（法学）硕士研究生

编辑：廖佩蕾

责编：陈子彦

审核：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