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财税改革激活消费新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恢复发展的关键期，随着外需疲弱压力逐渐显现，加快内需回暖、激活消费动能正成为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促消费列为国家经济复苏首要任务。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作为宏观调控重要工具，未来财税政策应当进一步承担促消费扩内需、为经济蓄能加力的重任。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日趋疲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3220元增至24538元，增幅近一倍，居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但是，从2018年起，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开始放缓，虽然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依旧上升，但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增长速度略显疲态。用更加一目了然的数据进行对比，过去十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72%降至66.6%，这意味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虽然增加了，消费却没有同比增加，居民反而更偏好选择储蓄而非消费，消费需求呈收缩态势。

居民消费结构单一，刚性消费需求仍占比较大。2022年全国居民消费结构统计显示，在消费占比较高的领域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增长4.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0.5%；住房消费支出增长4.3%，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4%；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长0.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6%；其余如衣着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等则逐步下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食品烟酒、居住等方面的刚性消费上升为居民的重要支出领域，而以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为代表的服务性消费占比普遍偏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程放缓。可以看出，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居住成本上升。《中国财富报告2022》显示，我国房地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比极高，目前城镇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七成。由此可见住房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重大。

城乡居民消费仍存在差距，乡村消费有待进一步激活。2022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7%，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5%，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同比增长4.2%。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差距正在缩小，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对农村消费增长的影响大于城镇，乡村消费存在巨大可激活空间。这其中，建设安全放心的农村消费环境对激活乡村消费意义重大。然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2年农村消费环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消费环境亟须改善提升，农村寄递和物流体系建设短板、信息化基础设施覆盖率偏低、网络宽带普及率较低费用偏贵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稳步复苏，激活农村内需、促进农村消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正当其时。

财税政策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收入的前提则是就业。稳定乃至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激活消费动能的有效手段。未来，财税体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其一，在财政改革方面，继续加大财政资金“输血”，灵活采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资金奖补等方式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修复市场“造血”功能，以行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带动消费。具体而言，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通过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动盘活与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为居民提供就业保障。尤其是，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吸纳了市场上约80%的就业，可以说稳住了中小企业就稳定了就业的基本面。地方政府还应充分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聚焦主业、降低费率，增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为中小企业夯基筑梯，给居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二是财政改革应优先向教育、医疗、养老、卫生等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打消居民消费顾虑降低预防性储蓄，避免形成货币沉淀。其二，在税收改革方面，应稳步推进税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释放消费活力。相比其他税种，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助推作用最直接，政府可以沿着完善专项扣除制度、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等方向持续发力。例如，可考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房价水平设置相应等级的个人所得税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额度，降低居民税收负担，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此外，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待时机成熟，可考虑借鉴国际经验，逐步以家庭为申报单位提升个人所得税公平性，提高家庭消费能力。

财税政策“精准发力”引导消费行为，优化消费结构。由于大宗消费占居民整体消费比重较大且关联的产业链较长，文化、旅游和体育消费又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因此财税政策要精准发力，通过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以及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带动整体消费和相关产业链复苏。其一，在财政改革方面。首先，持续推出如大宗消费优惠补贴、文旅消费券等优惠政策，同时重点关注政策协同形成合力。例如，发放大宗消费优惠补贴，鼓励居民消费升级，购买或置换更节能环保的家电、汽车等产品。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将大宗消费优惠补贴政策与稳楼市政策有效配合衔接，如发放购房家装消费券等，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购房需求释放，也能变相通过降低装修、家具成本减轻购房者资金压力，促进其他大宗产品或文娱类产品消费，优化消费结构。其次，大力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等对外开放功能区，引导居民境外消费回流。国家可以提供财政补贴、建立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引导建设自贸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低成本引进品类更丰富的进口商品，提升居民购物体验，引导居民境外消费回流，进而在促进居民物质型消费提档升级的同时，带动境内旅游购物消费。其二，在税收改革方面。首先，应加快消费税立法，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于消费行为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鉴于流转税通常会将税负转嫁至居民消费者，可考虑结合现时经济发展、产业导向和居民消费水平，重新界定消费税征收范围，逐步剔除小汽车、高档化妆品等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商品，扩大居民消费范围。其次，结构性降低进出口商品税负，引导境内居民境外消费回流，吸引境外游客境内消费。可考虑进一步推进进口关税结构性减税、简化海关流程和清关手续，同时完善自贸区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提升境内居民、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感，带动国内旅游消费。

财税政策支持乡村振兴，激发农村消费活力。综合农村消费目前面临的问题，财税改革应围绕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农村消费环境等方面展开。其一，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劳动者享有不同等级的社会保障待遇，农村居民经济压力相对较大。财税改革要完善支农惠农政策，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加强对农村灵活就业居民的就业保障与社会保障，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其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通过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支持乡村交通、通信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作物疫情监控、农业科研等方面的投资，消除农村经济发展瓶颈，丰富农村消费供给，振兴乡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其三，财政要适度支持建立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在乡镇设立消费维权窗口、聘任打假维权联络员等，促进城乡消费维权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乡村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

一是长短期财税政策搭配，合理推动消费提档升级。其中，在短期政策方面，发放消费券具有引导预期、刺激消费、帮助市场快速复苏的优势，但不宜长期使用。因为消费券不仅增加财政压力，而且一旦停止发放消费会迅速回落，即刺激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在实施部分财税政策短期支撑经济的同时，需重视长效措施，例如，改善就业和消费环境、推动结构性改革等稳定经济的财税政策，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是强化财政监管，保障促消费财税政策红利精准释放。相关部门应扎实履行财政监管职能，依托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丰富监管手段，日常监管与重点监管相结合，实现对财税补贴补助资金发放的事前全面深度监管。此外，还应高度重视问题追踪整改环节，建立健全事后绩效评价监督整改机制，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促消费财税政策红利精准、高效落实到位。■

（责任编辑　许小萍）